最近,在達沃斯論壇期間,出現了對比非常鮮明的一幕。特朗普專機落地瑞士,人剛下飛機,行動就很有針對性,甚至帶著明顯的進攻性,他的核心議程,是要借達沃斯論壇這個平臺,向歐洲盟友施壓,推進他的“格陵蘭島計劃”。動身之前,他已經對那些盟友發出了關稅威脅,哪個盟友不支持,都可能面臨懲罰性關稅,看得出來,他是帶著一張清晰的“要價單”來的,打算通過施壓的方式來讓美國獲得利益,這是一種典型且高調的地緣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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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此同時,中方的做法卻很不一樣,根據外媒報道,就在特朗普抵達的同時,中方代表在達沃斯與一桌美國頂級商業領袖共進了午餐,這桌客人包括蘋果的庫克、摩根大通的戴蒙、橋水基金的達利歐、聯邦快遞的蘇布拉馬尼亞姆、萬事達卡的米巴赫等人,他們背后代表的,是全美乃至全球消費電子、金融、物流與支付領域的頂尖力量。
但這頓飯最特別的地方,不是來了哪些人,而是它的“靜默”,外媒反復提到一個細節:所有參與人員和論壇組織方,都拒絕透露會晤的具體內容。沒有通稿,沒有吹風,一切保密,這和特朗普在格陵蘭島問題上公開喊話、大張旗鼓施壓的方式,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我們可以把這一幕,看作是中美兩國在國際舞臺上,兩種不同外交思路的一次體現。
先來看特朗普的做法,他就是利用全球化的平臺,向其他國家的政府提出要求、施加壓力,主要工具就是關稅。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邏輯,瞄準的是領土、安全協議這類傳統的高政治議題,這種做法的副作用也很明顯:制造了大量的“噪音”,增加了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
中方則走的是另一條路。它繞開了現在比較敏感的高層政治對話,選擇通過“政府對接市場核心參與者”的方式進行溝通,這也是中方的一貫做法,相比于特朗普的那種,我們這樣做,鏈條更直接,推進難度也更小,從歷史來看,效果也往往比美方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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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們為什么要采取這種溝通方式?說三點,第一是為了創造相對穩定的對話空間,在兩國官方高層關系比較敏感、直接溝通沒有那么通暢的時期,與相對中立、更關注商業利益的跨國企業領袖溝通,是一個更穩妥、更靈活的渠道。通過這些商業領袖,可以傳遞信息,也可以直接了解國際市場的核心關切。另外,企業關心的是什么?是市場穩定、是供應鏈安全、是規則的可預期性,這些議題比較具體,不容易被泛政治化的噪音干擾,反而能觸及更實質的問題。
第二,在特朗普的政策極其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中方與這批美國重要商業巨頭會晤,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無論外部政治風云怎么變幻,中國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基本盤和決心沒有變,這是在給動蕩的全球市場注入一種非常需要的確定性。
第三,在美方高舉政治議程大棒、四處施壓的情況下,中方選擇在中美商業和經濟議題上持續深耕,這是一種高明且高度務實的策略,我們不按美國安排的“劇本”走,不在美方炒作的高敏感議題上較勁,而是主動轉向了一個對我們更有利、而且對方內部,也就是美國商界其實也非常愿意合作的“新陣地”。這些美國大企業在中國市場有重大利益,它們本身就是反對“脫鉤斷鏈”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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