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紅軍他炮炸元帥年夜飯，投誠后執意去臺被囚25年，下屬安享晚年

近日讀聶帥回憶錄時，身經百戰戎馬半生的他回憶紅軍時期的艱苦作戰時，對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戰事，便是1933年年底發生在江西永豐古縣鎮丁毛山攻堅戰，他在回憶錄中記述：

我至今印象還很深，在丁毛山地區，我們的斗爭很艱苦，軍務工作也很繁忙，可是軍團卻沒有一個好參謀長。軍團原先有一個好參謀長徐彥剛同志。徐彥剛和黃公略同志一起工作過，黃公略很賞識他，說他“做參謀工作當指揮員都行，文武全才”。后來二師缺師長，軍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師任師長。徐彥剛同志這個當過軍長的人毫不計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黨性過人。他在二師當師長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圍剿”剛開始，他被調到了湘鄂贛任司令員。以后我們長征走了，徐彥剛同志就在湘鄂贛犧牲了。到了年底，軍委派左權同志來當軍團參謀長，以補徐彥剛的遺缺。我們想對新任參謀長有所表示，趁過年準備了一頓淡薄的年飯，誰這頓年飯剛端上，一炮打來炸掉了，結果年飯也沒有吃成。

要知道，聶帥那時是紅一軍團政委，什么樣的敵人能把指揮機關的年夜飯炸掉呢？這是一場什么樣的戰事呢？

原來，這是紅軍時期著名的第五次反“圍剿”的是“丁毛山攻堅戰”。丁毛山即在現在江西永豐古縣鎮、瑤田鎮、藤田鎮之間的一條不過20公里的防線上，這一帶峰巒巍峨，群山環抱,道路蜿蜒盤旋，沿途峭壁如刀削般垂直,一不小心就可能墜入萬丈深淵,極為驚險，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站立山上遠眺,只見云蒸霞蔚,遍地峰巒,猶如一座孤峰突兀其中。

當年，駐扎在丁毛山的“圍剿”紅軍的一支部隊，就是國民黨軍隊中的一支另類，便是稅警第四團，稅警四團，聽這番號的名字顧名思義，是一支用于緝私征稅的非正規部隊，屬于保安團之類的，其實這是一支連中央軍甲級正規軍都無法比擬的精銳武裝部隊。就單說這個團的人員編制相當龐大，團統轄三營，一營轄四個連，另配特務、特種、高炮、通訊、機槍連等七個， 三排為一連，六班為一排，每班戰斗人員14人，一團戰斗兵員共5000余人，相當于一個正規師。

其次是稅警四團的作戰指揮人員，大都是留學的軍事人才，尤其是當時的團長孫立人，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畢業，他把在美國學到的軍事理念和中國軍隊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套獨特的訓練方法，被部下稱為"孫氏操典"。他的訓練有多嚴格？據記載，孫立人規定軍人必須做到"五要"：要有鐵一般的體力，要有鋼一般的毅力，要有高尚的道德和敏銳的智力，要有勇敢犧牲的精神，要有鐵的紀律。

孫立人親自督導射擊、格斗、體能課目，經常在夜間緊急集合部隊進行操練。夏天還帶著全團官兵學游泳，三個月內讓所有人——包括伙夫——都學會了游泳。正是他的這種強化操作，就在來到江西中部“圍剿”紅軍期間，在南昌舉行了一次射擊總比賽，第四團獲得了團體總分第一的優異成績，而且在前十名的個人成績中，稅警四團的射手竟有七名，這正是孫立人近兩年辛勤汗水及其聰明才智的結晶。 第四團的全體官兵，無論是傳令兵、伙夫還是一應后勤人員，都被要求練習射擊，以作為危急時刻的預備兵力。

有一回在第四團的駐地附近，一支友軍在150米外練習打靶，靶子是一個裝火油的廢棄鐵桶，這支部隊的大部分士兵連同一個排長都屢打不中。這時恰巧第四團一個傳令兵經過，見這群人射擊水平如此差勁不免對其取笑了一番，對方不服氣，就要該傳令兵顯顯身手，結果這個傳令兵三槍三中，不想那個傳令兵卻說道：“我只是個傳令兵，我在稅警四團里打靶都是不及格的啊！”由此可見的確是訓練有素。

再就是稅警四團單兵作戰能力極強，先是招募關，根據當年其招募公告顯示，標準為 18 歲以上、30 歲以下，品行端正，不能有不良嗜好，身長在五尺四寸以上，體重在 120 磅以上，五官端正，四肢伶俐，素無疾病史，要求初中以上學歷，在識字率低的軍閥混戰的年代，這屬于高標準，為日后的戰斗力強打下基礎。有文化的人進入團里后，要進行一年軍官速成教育，學習戰術、地形、兵器、筑城四大教程以及一般小教程(指典、范、令等)，結業后分配為排連長。

這還不算，稅警團官兵的軍餉，普通士兵單月最高軍餉為20銀元，最低10銀元零五角（剛入伍時），中級軍官為50銀元以上，高級軍官上百銀元以上。 無論是軍官還是普通士兵，除開固定軍餉，每個月還有單獨的餐補，一般是5銀元，軍餉在每月1號由財政部直接發放，從不克扣和拖欠，待遇比中央軍還好，那時普通百姓吃飯都成問題，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逃兵現象極少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稅警團的武器裝備是數一數二的，當時中央軍的步槍大部分是國產仿制的漢陽造，子彈經常卡殼，他用的卻是德國進口的1924年式毛瑟步槍，或者比利時生產的FN步槍，精度高、故障少，還裝備了歐立根防空機炮、維克斯兩棲戰車，甚至還有英國進口的"卡登·羅伊德"超輕型坦克。這些裝備在當時的中國，連中央軍的嫡系部隊都沒見過的重武器。

稅警四團來到江西之后，先是接管原先一個師的防地，要知道，永豐原是反圍剿的主戰場，群眾基礎極好，前二年第一次反“圍剿”的時候，著名的師長張輝瓚就在此處活捉，因此，稅警四團剛立足這里時，經常遭到紅軍游擊隊襲擊，雖然那時紅軍武器裝備非常差，幾乎沒有自動武器和重武器，所以白天不敢出擊，但一到晚上必去偷襲，為防止晚上被偷襲的威脅，決策層決定反其道而行之，即部隊白天出擊，以便將紅軍趕得遠遠的。

這一時期，由于戰事流通受阻，部隊的糧草供給十分困難，特別是長年戰事和經濟封鎖，食鹽嚴重匱乏，乃至于很多地區幾個月都吃不到一粒鹽，從外地調來的稅警四團則備了幾大車的食鹽，規定凡賣米一石（120斤）給四團的，就可以得到半斤贈鹽，數量以此類推。在這種誘惑下，竟然神奇般地解決了糧食問題，可見他對圍剿紅軍是下了功夫的。

稅警四團扎在這里對紅軍的威脅極大，當時，紅一軍團為了打破敵人的堡壘封鎖線，決定采取“短線突擊”的方式消滅丁毛山的這顆釘子，上級領導的想法是，只要拿下這支部隊，其余各部都會潰逃，當時紅一軍團軍團長是林總、政委聶帥，擔負主攻任務的是紅1師，師長李聚奎、政委譚政，戰斗打響之后，紅1師3團團長黃永勝打頭陣，打得十分勇猛，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包圍敵軍，卻啃不動敵人，自身傷亡還十分慘重。

據后來師長李聚奎、政委譚政提交的《關于丁毛山戰斗經過詳報》描述： “敵人先以炮兵轟擊我靠近馬路的堡壘，并以炮火、機槍火力掩護其步兵猛烈突擊。七時半占領我靠近馬路小高地的堡壘，上坑西北堡壘的守備部隊，在敵人向左翼攻擊時毫無戒備，在敵人接近時竟無抵抗的倉惶潰退，致重要陣地被敵很容易的占領，使上坑西北高地堡壘陷于孤立，受右側敵人側射，于九時許亦被敵占領。敵奪取我陣地后，即迅速改造堡壘，加修工事固守，我軍則撤在竹嵩嶺、刀石及下坑后面一帶山地，與敵對峙至十四時許。”

這次丁毛山戰斗，紅3團傷亡十分嚴重，一個團九個連，18名連級干部陣亡了13名，單指揮人員就傷亡45人之多，當時就有人聽到三團一個當排長的瑞金老兵發牢騷說：“不知搗啥鬼喲？我們一夜不困覺做了一個堡壘，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壘，我們只有用牙齒去咬！我們沒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壘，搞什么鬼！”后來，遵義會議作總結時，把這次戰斗也歸入“拼命主義”戰斗之列。

因為丁毛山這次戰斗，黃永勝還榮獲一枚黃銅材質，直徑3.8厘米的三級紅星獎章。使他高興了大半輩子，當然，稅警四團這邊為了沒邀功宣傳稱擊斃團長黃某，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傳回老家的竟然是他戰死的消息。因此，只是在清明節，他咸陽黃鐵村家里在空余的餐桌上擺上一雙筷子和一只碗，以紀念這名曾經是家中成員的老四。

給紅一軍團造成重大損失的丁毛山這次戰斗中，在老蔣眼里稅警四團“功勛卓著”，尤其是該團機槍連連長的李鴻指揮的那顆落在指揮機關的年夜飯的炸彈，所幸的是還沒有開席，只是桌椅碗筷飯菜四處亂飛，準備圍上去就聚的幾位領導吃了一肚子煙塵和窩囊氣而已。

李鴻，原名李鳳藻，字健飛，1904年1月4日出生在湖南湘陰玉華鄉來龍村一戶世代務農的農民家庭，幼年被父親送到離家不遠的蔣氏私塾去讀書。李鴻生性沉靜，敏而好學，塾師教過的書文，他從不大聲朗讀，一個人靜靜地默誦數遍，即熟記在胸。15歲那年李鴻因家境日困，被迫棄學幫助父親種田。1925年7月，李鴻赴廣州投奔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九師任秘書長的表叔楊覺庵，被介紹考入中央警官學校。警校畢業后又考入黃埔軍校第5期工兵科，畢業后從軍先后任班長、排長，期間因與自己的頂頭上司孫立人志趣相近，他擔任稅警四團團長時，即調他為機槍連連長。

由于有這一經歷，李鴻在隨后幾年晉升為營長、團長、教育長，抗戰期間改編為新編第38師，他擔任少將師長，成為遠征軍，參加了緬北反攻作戰，抗戰勝利后，李鴻率新38師進駐廣州，內戰開始后，李鴻率新38師奉令從九龍登船開赴東北葫蘆島參戰，接著便開始經沈陽北進先后占領四平、長春、吉林、德惠等地，和我軍隔松花江相望。孫立人兼任東北第四綏靖區司令官，李鴻兼任吉林城防司令。

后所部改編為新7軍駐守長春，李鴻任被任命為中將軍長兼長春警備司令。長春，位于東北腹地伊通河畔，是京哈、長圖等東北境內各鐵路線的交通樞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我東北野戰軍已牢牢把握了東北戰場主動權，解放區的面積已占整個東北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老蔣仍固執認為“長春乃偽滿故都，亞洲第一大都市，放棄則國際影響極壞。且長春城防堅固，日寇留下的永久工事足以長期堅守，可牽制共軍大量兵力，為錦州、沈陽防線爭取時間。”并乘專機親赴沈陽，向堅守東北的嫡系面授機宜，再三叮囑，必須“集中兵力、重點防守，確保沈陽、錦州、長春，相機打通北寧線”。

然而，我軍“圍”而不“攻”，在兩軍的對峙下，上演了一幕幕不見硝煙的戰斗，守軍在城內以“殺民養兵”為策略，官員與軍官窮奢極欲，而普通百姓則在饑餓、疾病和死亡的邊緣掙扎，最終民心盡失，加之強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長春守軍鄭洞國和李鴻一起選擇率部投誠。

新7軍在長春投誠時，副軍長史說、參謀長龍國鈞向解放軍代表提出了如下條件：一是全軍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有關這一點，是基本原則，雙方很快便同意通過了；二是不參加群眾斗爭大會并保障任何人亦不得在群眾大會上受斗爭。這此當官的就怕批斗會，我軍也痛快答應；三是請保留一個小農場，并允許自由耕種。這一項我軍也爽快答應。四是愿意參加革命工作的，按原級錄用，不愿參加工作的發放路費遣送還鄉。這一項我軍不同意，改為“給予工作”，不能保留原職。五是不得抄腰包，亦不得侮辱眷屬。這一點我軍一向是如此，通過。

李鴻投誠后，正擔心15年前那一炮炸了對手年夜飯的情況，但當年擔任軍團長的林總似乎并不記得這件事情，還親自接見了他，他深知李鴻的軍事才能，加上又是黃埔學弟，因此，熱烈歡迎他加入我軍，共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然而，對方不在在乎過往，李鴻自己卻耿耿于懷，他聲稱只想回到老家，過平靜的務農生活，他婉拒了林總的邀請，表達了自己只想回鄉做農民的愿望。

根據上面的約定，我軍決定尊重他的選擇，并發給足夠的路費，讓李鴻回到老家湖南湘陰玉華鄉來龍村，那個時候他的家鄉并沒有解放，回到家鄉之后的李鴻得到消息自己的老長官孫立人在臺灣正如日中天，而自己在大陸是沒有一點根基，尤其又與紅軍有過節，他思考了很長時間，并不顧當地組織和親友的苦苦勸阻，終于還是下決心去臺灣追隨孫立人。

于是化裝成商人，帶著妻子及家人先跑到廣州，又跑到香港，然后坐輪船到臺灣后，孫立人派人到基隆，將他接到屏東，安排他們住下。當天晚上，孫立人邀請他晚宴，兩人相見，仿若隔世，情緒甚為激動，當談到自己新手組建的新1軍灰飛煙滅，兩人都感到很傷心。

誰知幾天之后，李鴻就被抓了起來，這一年他47歲，在臺灣等待他的不是新的機遇和挑戰，而是一場漫長的牢獄之災，身在獄中的李鴻心中也充滿了悔恨，悔恨自己為何要來到臺灣，陷入這個萬劫不復的深淵。直到老蔣去世后，查明他的所謂的間諜純屬虛無子有，他才被放了出來，此時已經73歲，成了兩鬢蒼蒼、形容枯槁的老人。站在監獄門口，李鴻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輩子，最后悔的就是去了臺灣。”

而李鴻在監獄里苦苦掙扎的時候，與他一起投誠的新七軍副軍長史說和參謀長龍國鈞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服務，卻真的搞得風生水起。

先說副軍長史說，別號習之，浙江富陽人。生于1910年。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南京交通技術學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交通科、陸軍大學第十期畢業。后調南京中央南軍軍官學校任戰術教官。抗戰后，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作戰科科長，湖南省政府高級參議，湖南省保安處第一科科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長沙分校教育科科長，中央通信兵學校教育處處長，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軍務處處長。后任遠征軍新1軍參謀長，1946年任新1軍新38師師長、1948年7月，任新7軍副軍長兼軍官訓練團教育長。要說他還是老蔣的同鄉，但看到長春成為一盤死棋，便毅然率部參加起義。

新中國成立后，史說任東北軍區司令部研究員，東北軍政學校戰術教員。1955年任哈爾濱第一中學及哈爾濱師范專科學校教員。1960年調上海任比東中學、向明中學教員。1980年任民革中央候補委員兼上海市委會副主任委員，上海市參事室主任，上海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及顧問，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成為一名副部級領導干部，直到1994年9月逝世。

再說參謀長龍國鈞，湖南長沙人，1906年生。1926年，上海復旦大學肄業，黃埔六期通信科、清華大學化工系、陸軍大學第十七期畢業。曾在兵工署武漢兵工廠、軍令部、參謀本部任職，陸大畢業后到遠征軍任職。歷任遠征軍司令長官部上校參謀、參謀處作戰科長，新1軍上校參謀處長、副參謀長、新38師參謀長等職。

龍國鈞這個人，可不簡單，用現在的話說，那就是妥妥的一個學霸。1948年初任新7軍少將參謀長。投誠后先后任沈陽化工學校、長沙輕工業技術學校及廣州輕工業（化工）學校教員，也成為一名為新中國建設作貢獻的英雄人物，1974年5月30日在廣州逝世。

　1988年8月，李鴻在臺病逝，享年85歲。追悼會遺像上方端懸孫立人

親書的一副長聯：六十年親似弟兄，喜訓善戰。本望長才大展，精練雄師。奈豎子預定陰謀，削我股肱，構陷詔獄 ！常勝軍縱橫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將平庸，犧牲勁旅。愿總統未遭蒙蔽，還君清白，洗盡沉冤 !

這對聯的內容，不管是真也罷，假也罷，李鴻雖然與紅軍作對，但至少是位曾經英勇抵抗侵略的虎將，他一生沒做過什么壞事，雄才大略，蹉跎半生，老死蓬蒿，默默無言。后來，他的骨灰由夫人馬真一帶回長沙，安葬于金盆嶺，一代名將終于長眠故土。單一針對他后悔去臺灣的遭遇，而他下屬得以安享晚年這一事，在場的每一個人得知他的事情后，都會向他的墓碑深深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