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士人文化與〈三國演義〉的文本建構：以士人形象為中心的考察》

自《三國演義》問世以來，相關討論與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如何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推陳出新，已成為學界亟待探索的新課題。

本書以《三國演義》中的士人形象為研究對象，將其文本建構置于士人文化史的宏觀背景下，追溯其文本生成的文學與文化淵源，探尋其厚重的文化底蘊。本書由士人形象、士人類型、士人文化命題三個論述層次構成，在揭示《三國演義》士人形象“文化范型”特征的基礎上，既闡述了謀士、文臣、說客、隱士等士人類型文本生成的歷史文化背景，也細致考察了諸葛亮形象的文學與文化淵源，還著重從“依附人格與主體人格”的沖突、“公私”觀念、“經權”觀念、“德才”觀念、“忠節”觀念等士人文化命題的思想史背景切入，追溯士人形象文本建構的深層文化動因。

本書將宏觀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既有深入的理論闡釋，也有細膩的文本分析，對小說中的諸葛亮、徐庶、譙周等諸多士人形象進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讀，打開了《三國演義》士人形象研究的新思路、新視野。

劉備將諸葛亮親友誤認為諸葛亮的寓意

在劉備“三顧茅廬”的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的誤認趣事。徐庶臨行前向劉備舉薦諸葛亮，劉備急忙“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這時門人通報有一“道貌非常”的先生來探，劉備第一反應是：“此莫非即孔明否？”見面之后才發現是司馬徽。接著，司馬徽與劉備談及諸葛亮“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把劉備尋訪諸葛亮的興致又提升了一個層次。有意味的是，司馬徽在出門之際莫名其妙地“仰天大笑”，說諸葛亮“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

劉備和關、張第一次到隆中尋訪諸葛亮不遇，返回新野的途中遇到“容貌軒昂，豐姿俊爽”的崔州平。劉備第一反應也是“此必臥龍先生也”，沒想到下馬施禮相問，此人又不是諸葛亮。劉備向崔州平請教，崔州平談了一通“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給劉備“興復漢室”的激情澆了一瓢冷水，當劉備說及“備身為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話不投機半句多，二人就此作別。

當劉備和關、張第二次到隆中尋訪諸葛亮，“將近茅廬”時，恰逢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一位高唱姜子牙、酈食其“二人功跡尚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一位唱“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劉備首先想道：“臥龍其在此間乎！”問了姓名，方知二人為諸葛亮之友石廣元、孟公威。三人抵達茅廬，童子告知“先生”正在堂上讀書，劉備即上前施禮。不料相見后又把諸葛亮之弟諸葛均誤認為諸葛亮。不過，在誤認諸葛均的時候，劉備聽到了“鳳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顯而易見，茅廬中傳出的并非隱者之言，而是一個“以待天時”的“非主不依”但又“樂躬耕于隴畝”的高士心曲。

當劉備再一次不遇諸葛亮失落而歸時，剛出茅廬就聽童子叫“老先生來也”，劉備聽到“極其高妙”的《梁父吟》，立馬想到“此真臥龍矣”。不料又一次把黃承彥誤認為諸葛亮。不過，黃承彥所唱《梁父吟》是諸葛亮所作。“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當劉備第三次到臥龍崗的時候，諸葛亮也就示之以真面目了。

歷來研究者對小說中此處的“誤認”有不少獨到的闡釋。最早在“毛本”中，毛氏父子就說：“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為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為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為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為曙也，見月光而以為曙也，見星光又以為曙也。……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于有處寫，正于無處寫。寫其人如閑云、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睹，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詠，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領略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顧耶！”毛氏父子點出，羅貫中是有意通過“誤認”情節的設置，寫出劉備的求賢若渴之意，劉備的“明主”形象進而得以彰顯。這種“誤認”也是“無處寫”諸葛亮的一種技巧，“欲知其人，先觀其友”，親友不僅是諸葛亮的襯托，也是其人格、行狀的延伸。

現代學者對此處“誤認”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批”的啟發。比如，楊義認為：“‘誤認’乃是聚焦于無的一種喜劇性手段，既認之，說明劉備心中塞滿了諸葛亮；既誤之，說明劉備眼前未見諸葛亮。……妙趣就在于不須諸葛亮出面，就提供了一個屬于諸葛亮的精神人格世界。……諸葛亮未出現，他那有若‘萬古云霄一羽毛’般高揚的、具有隱逸和濟世雙構的精神世界，已經彌漫于臥龍崗的山水人文，帶著鮮活的生命感蕩漾于字里行間了。”張紅波也認為：“《三國志演義》中，諸葛亮并未出現在前二次尋訪的視野中，這種安排有著比較深刻的寓意在內。作品多次利用誤會的手法來說明劉備的求賢若渴，而劉備與石廣元、孟公威等人的交談，則又成為《三國志演義》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之爭，人命與天數的命運之爭等命題的佐證。”

然而，“誤認”是如何進入小說的？如果對早期的“三顧茅廬”故事略做考察，可發現直到《三國志通俗演義》才首次出現“誤認”情節。此前的“三顧茅廬”故事，如在《三國志平話》和《諸葛亮博望燒屯》雜劇中，均是諸葛亮為了試探劉備，授意童子謊稱其外出。那么，為何小說中會虛構此一“誤認”情節呢？第一，既有的故事文本在敘事邏輯上也可成立，重起爐灶的情節設置豈非吃力不討好？第二，“誤認”情節的虛構對如何更為圓融地處理諸葛亮面對劉備到訪的心態具有極高的要求，很容易形成敘事上的斷裂，為何小說還要冒險？

在《三國志》中，有關諸葛亮隆中親友的材料極為簡略。羅貫中在虛構“誤認”情節時可以參考的內容很少。只有“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亮）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記載：“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以及《襄陽記》中諸葛亮娶黃承彥之女為妻的簡略記載。上述幾則材料的核心是，諸葛亮與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石廣元“友善”“俱游學”，很顯然，僅憑這些材料是很難構建起小說中長達一回的“誤認”故事情節的。

“欲知其人，先觀其友”的識人傳統很可能對此情節的虛構起到不小的作用。《呂氏春秋·論人》中說：“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為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呂氏春秋·貴當》也借“所言無遺策”的“善相人者”道出其善相人的秘訣：“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韓詩外傳》中亦說：“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或許小說中的“誤認”情節，就是憑依這一識人傳統，以及史傳中記載的上述諸人與諸葛亮“友善”兩點，再加上羅貫中的雄才偉力虛構而成的。

不管是毛氏父子還是當代學者對“誤認”情節虛構的意義大都說到了點子上，即此處寫諸葛亮親友實則是為了寫諸葛亮。那么諸葛亮的親友和諸葛亮是什么關系呢？是襯托的關系，還是借親友之口點明小說主題？這兩種觀點并不矛盾，而且都有道理。不過，我們是否可以把諸葛亮親友和諸葛亮分開論述呢？羅貫中在設置這一情節時還有沒有其他深意？

正如上文所說，劉備“誤認”諸葛亮親友為諸葛亮情節的虛構很可能是受到“欲知其人，先觀其友”識人傳統的影響，那么在解讀此情節時似乎就不應該把諸葛亮親友與諸葛亮分開論述，而是應該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小說虛構“誤認”如果只是為了達到烘托以及點明主題的效果，似乎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前人說得很對，寫諸葛亮親友其實是對諸葛亮的不寫之寫，進一步說，諸葛亮親友在此其實就是諸葛亮的一個替身而已，其與劉備的對話正是代諸葛亮立言。

我們在閱讀“三顧茅廬”故事時會輕易地發現羅貫中有刻意把諸葛亮塑造為高士的傾向。但如果諸葛亮真正地“出世”，那么他絕不會出山；如果他“入世”之心太急切，又不能體現他“真正養重”的“天下一人”身份。因此，羅貫中就把話本和元雜劇中那種直寫諸葛亮有入世之心（如《三國志平話》、元刊本《諸葛亮博望燒屯》）和出世之心（“脈本”《諸葛亮博望燒屯》）的寫法棄之不用，而虛構了劉備將諸葛亮親友誤認為諸葛亮的情節。這一虛構的巧妙之處就在于，小說通過諸葛亮親友“不即不離”地表露諸葛亮在出山問題上的態度，從而緩解諸葛亮在面對劉備“三顧茅廬”時的矛盾心態。

司馬徽、崔州平等人的“不得其時”、“命”與“數”以及“獨善其身”之論，以諸葛亮的見識豈能認識不到？因此，羅貫中特意在小說中巧設了諸葛均和黃承彥兩個人物。雖然草廬“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的門聯已表明了諸葛亮的心志，但為了消解敘事造成的諸葛亮過“冷”的出世心態，故又安排諸葛均在草廬中高歌“士伏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暗示諸葛亮之所以“淡泊”“寧靜”，實則在等待“明主”與“天時”。尤有意味的是，這種入世心態稍一點明，立即又被黃承彥所歌《梁父吟》掩蓋起來。因此，在這段故事中，除了諸葛均之歌帶有不卑不亢的等待“天時”與“明主”到來的入世之心外，諸葛亮親友，包括諸葛亮《梁父吟》表露的隱逸話語無不在暗示“不得其時”。

提及《梁父吟》，可見劉、關、張第二次尋訪孔明的途中，在路傍酒店中聽到有人高吟：“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荊榛，后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二人功跡尚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此詩本自李白的《梁甫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發照清水，逢時壯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鉤，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群雄。……”有意味的是，小說把李白詩中的“士不遇”改寫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超脫。不得不說，羅貫中的改動是相當高妙的，因為這是作為隱士的諸葛亮友人所歌之詩，如此改寫正是為了與歌者身份的價值取向一致。不過，史書上說諸葛亮“好為《梁父吟》”，而這里恰恰改寫了李白《梁甫吟》。二者之間的關聯，似乎也為讀者提供了理解小說本意的線索：這首詩表達的對歷史人物的認識，并非僅為諸葛亮的友人所體會，對于“好為《梁父吟》”的諸葛亮亦是如此。

諸葛亮親友的這些識見，諸葛亮本人也是極為洞悉的。他明白此時不宜出山，正如諸葛亮親友拒絕劉備的征聘時所說的那樣，這在很大程度上何嘗不是諸葛亮內心深處之言。然而，明主“不得其時”的到來并且“枉駕三顧于草廬之中”，給予諸葛亮作為讀書人最高的禮遇。劉備的“三顧之恩”使其“不容不出”，但在出山問題上，諸葛亮的內心是掙扎、矛盾的，他知道僅憑“人謀”難以“興復漢室”，“三顧之恩”又使他不得不出山，在明知“數與命”的情況下“何敢委之數與命”，以“人謀”同“天數”做一番難以看到希望的較量。

因此，在“三顧茅廬”故事中，隆中親友的態度寫得越冷淡，越寫出了諸葛亮在出山問題上認識的清醒，以及面對劉備殷勤拜請不得不出山時內心掙扎的強烈。等待“天時”與“明主”同時到來的諸葛亮，在“不得其時”中等來了“明主”，他懷著一顆掙扎的心出山了，告別了隆中作為隱士的親友，也把“歸隱”的夢想留在了再也未能返回的臥龍崗。

（節選自本書第三章 第一節 “訪賢”文化與“三顧茅廬”故事的構擬）

士人文化與《三國演義》的文本建構：

以士人形象為中心的考察

許中榮 著

2026年1月出版/98.00元

ISBN 978-7-5228-6382-5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作者簡介

許中榮，信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小說與小說理論，在《南開學報》《明清小說研究》《紅樓夢學刊》等發表論文50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項、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3項、河南省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研究項目1項。

圖書目錄

緒論

第一章 《三國演義》士人形象的文本特征

第一節 士人形象的書寫特點與成因

第二節 士人形象的素材來源

第三節 “文化范型”與研究視角

第二章 士人文化與士人類型的文本建構

第一節 謀士

第二節 文臣

第三節 說客

第四節 隱士

第三章 士人文化與諸葛亮形象的文本建構

第一節 “訪賢”文化與“三顧茅廬”故事的構擬

第二節 “君子儒”觀念與“舌戰群儒”的虛構

第三節 “知音”文化與“斗智”故事的升華

第四章 依附人格與主體人格的沖突與文本建構

第一節 依附人格與“擇主”敘事

第二節 主體人格的追尋與“隱逸”敘事

第三節 帝王師：主體人格與依附人格的折中

第五章 “公私”觀念與文本建構

第一節 小說“公私”敘事的思想史背景

第二節 崇公抑私：《三國演義》的價值取向

第三節 “公私”觀念的“一體四面”與敘事建構

第六章 “經權”觀念與文本建構

第一節 小說“經權”敘事的思想史背景

第二節 “經權”敘事與倫理困境的化解

第三節 “行權”之省思與“鳳死落坡東”的虛構

第七章 “德才”觀念與文本建構

第一節 小說“德才”敘事的思想史背景

第二節 呂布形象的“范型化”與“德才”問題的凸顯

第三節 “唯才是舉”與賈詡“算無遺策”形象特征的聚焦

第四節 “舍才取德”與徐庶形象的建構

第五節 “崇德抑才”與譙周形象的重塑

第八章 “忠節”觀念與文本建構

第一節 小說“忠節”敘事的思想史背景

第二節 “忠節”敘事的焦點及其對歷史文本的改塑

第三節 “忠節”觀影響下的士人群像之建構

第四節 “拒降死節”群體的范型化

第五節 “背主”群體的刻意凸顯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