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作風嚴重腐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出入紅燈區，被如實記載

60年代，《評李秀成自述》一文發表后，引發學術界空前討論，該文認為李秀成之所以投降變節、晚節不保，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擔任元帥后，未能堅守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從生活和思想層面背離了自身所屬階級。并且以蘇州忠王府富麗堂皇、李秀成積聚金銀財寶、國破家亡時仍貪戀珍珠寶物這三件事作為依據

李秀成畫像

羅爾綱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苦肉計考》一文中則反駁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建造王府 “是太平天國的制度，并非李秀成個人的特殊行為”；“李秀成雖擁有不少金銀財寶，但均來自繳獲敵人和制度規定，而非貪污勒索所得”，“李秀成攜帶的珍寶，正是其王冠和手執玉如意上鑲嵌的珍珠寶石，攜帶這些寶物是為了保存太平天國的衣冠儀制”。此外，羅先生還引用李秀成自述中 “用命散財”“未樂半時”“未閑片刻” 等表述，指出 “歷史事實證明李秀成并未貪迷財寶、生活腐化”，我認為這個觀點確實對于李秀成來說是給他開脫的，這樣定義李秀成，除了對羅先生當時所處環境外，并無其他可以理解的理由。

對于歷史人物的態度過于鮮明，就容易造成對于真正歷史真相的損害。在李秀成個人作風糜爛上的問題，不容否定。

李秀成于 1860 年 6 月攻克蘇州后，不久便以舊拙政園為基礎，兼并潘姓、汪姓地主的房屋建造忠王府。該王府 “極其壯麗，役民匠數千而成”，“園亭花木，無一不精，匠作數百人，終年不輟”《據剪又村《自怡日記》。歷經三年多營造，直至蘇州陷落仍未全部竣工。據記載，忠王府 “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雖十數房口、數百人隨從，皆住得開。家具概用紫檀、花梨、大理石，花園三四所，戲臺兩三座，平生所未見之境也”，連都自嘆 “無久居” 之意。蘇州忠王府失陷一年多后，園景已損毀過半，趙烈文前往游覽時仍評價道：“清池曲榭，丘壑甚多，座落不下數十處，布置落落大方，樹木卉草尤眾，不愧為吳郡諸園之冠”《趙烈文日記》。

李鴻章

自述

李秀成

除蘇州忠王府外，李秀成在天京原有一所 “極為雄偉美觀” 的王府，其規模僅次于天王府，是 “最雄偉最華麗的建筑”。之后他又在舊府附近另建新王府，1861 年夏大部工程即將完工時，仍有千余名工人在施工現場勞作。舊王府 “各室內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器多件”，其弟李明成所用文具 “均有大價值，玉制的盛水盂、金制的筆、銀座上的大紅珊瑚筆架，還有多具水晶和玉制押具陳列桌上”，各類器物極盡奢華。此外，據史料記載，李秀成在杭州以舊藩兩衙為行館，在常熟另建行宮，其府第行宮之多、之豪華，可見一斑。

關于李秀成積聚大量金銀財寶的事實：

大軍攻克蘇州后，“五十萬元及無量數之寶物盡入私囊”，所報數字雖未必完全準確，但李秀成此時有大量金銀財寶入私囊當屬事實。克蘇州如此，在其他征戰之地亦應有相似情況。1863 年李秀成做生日時，嘉興糧局派費六百兩，人參、燕窩、高蠟燭等物的禮金合計一千五百兩，一次生日耗費已然可觀。

此外，接受下屬進獻也是李秀成金銀財寶的重要來源。常熟守將錢桂仁 “廣收金器，打成金獅一對、金鳳一對，獻媚于偽忠王，忠王大悅”，錢桂仁也因此 “深感忠王之惠”，在李秀成回京時專程赴蘇州送行。李秀成既接受錢桂仁的進獻，亦會接受其他下屬的供奉。他用黃金制作朝冠、玉如意，上面鑲嵌滿珍珠寶石，華美無比。李鴻章在《朋僚函稿》卷 12《上曾相國》中提及，忠王有私財，僅上繳萬兩，但李秀成在自述中稱交出十萬兩，李生香供詞也印證了其私財之豐厚。

李秀成在天京有兩座忠王府，同時在蘇州另建一座豪華忠王府，規模遠超天京忠王府。蘇州淪陷后，李鴻章進駐時驚嘆其為 “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僅從揭露李鴻章從蘇州忠王府論斤售賣錫器一次就賣了 20 多萬斤，便可想見府內珍寶金銀之豐富，稱其 “百萬家財” 并非虛估。

曾國荃

財富積累方式很傳統。李秀成主要依靠手下兵丁掠取豪奪積累財物，除自身占有外，部分用于養兵，其余大量財物用于興建新王府、官舍，供自己揮霍享受。興建王府、官舍的工役多為不付工資的軍工，蘇州忠王府最初就有三千工兵參與建設，后期增至千余人，且有專人持藤鞭監督，對懶惰者加以鞭打。占領蘇州前，李秀成兵力不足萬人，進蘇州兩個半月前奇襲杭州時，兵力僅六七千之眾。占領蘇州后，收編李文炳、何信義部眾五六萬人，兵力增至七八倍，后利用蘇州地區財富繼續招兵，半年后留守蘇州部隊已達十萬之眾，他本人領兵外出時也帶有數萬人。

1861 年，在江西河口收編從廣西脫離翼王石達開回歸天朝的二十余萬百戰精兵，一年時間內在蘇、浙、贛、鄂三地擴軍七十余萬人，四年后被俘時自言 “部轄百余萬眾”。

此外他不聽軍令，擁兵自重。

太平天國執行 “東守西攻北伐” 戰略，未曾向上海進軍，但李秀成占領蘇州后，為謀求上海關稅，不顧天王到蘇州為止的詔令，貿然進軍上海，招致列強武裝干涉，遵王賴文光指責此舉動搖國本。李秀成將百萬大軍視為私有，無其親書密號，將領不從調遣；不服從天朝軍事改革，拒絕將所部稱為 “天營”“御林兵”；多次抗拒天王調其赴援天京上游門戶的嚴詔，還自鳴得意稱 “管主從與不從”“主本不從，我強行而止”。后來把他家人當人質后，才肯放他出京去前線指揮。

洪秀全

戰略失誤，導致戰局被動

1861 年初，安慶保衛戰決戰關頭，李秀成不從天王赴援安慶之命，堅持出師江西、湖北招兵，后天王調整戰略，命四路迂回進取武漢，認真執行并占領黃州準備會師，李秀成卻遲至 6 月才到湖北，且不攻武昌、不援安慶，招齊三十多萬新兵后于 7 月全部退出湖北。

陳玉成

集中兵力對安慶發動最后總攻時，陳玉成請求增援，天王派向李秀成求援，遭其拒絕，導致廬州失守，陳玉成犧牲，不久曾國荃率湘軍進抵天京城下。

曾國藩

洪仁玕

天京被圍后，李秀成雖率大軍救援，但因軍心渙散、諸王離散，且失去陳玉成的組織指揮，未能解圍；后率軍渡江試圖收復皖北失地，兵敗退回，兵員損失八九成，百萬大軍分崩離析。

部下離心叛變。由于李秀成 “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擁兵自重、聚斂私財，導致部下離心離德。其親信大將納王裹挾嫡系精兵十余萬人，將蘇州完整奉獻給李鴻章。

郜永寬

生活奢靡無度

李秀成的日常生活極盡奢華。富禮賜在《天京游記》中描述，李秀成不在家時，其府邸所備宴席 “菜色甚佳，有禽類、羊肉及其他珍品，還有兩瓶來路雪梨酒和一壺猛烈的天酒，席上人人盡量暢飲”，其弟李明成的生活也同樣奢華，這可作為李家生活的參考資料。

在服飾與器物方面，李秀成頭戴金冠，手執金玉如意，冠服器物皆鑲嵌珍貴珠寶。富禮賜在天京游歷時，曾見到李秀成的愛姬多人，其生活之奢靡可見一斑。此外，李秀成在天京新建的王府被哈喇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描述為 “除天王宮外，為太平天國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其對府第奢華的追求遠超實際所需。作為將帥，理應以國事為重，節儉度日，將有限的財力用于軍事與民生。而李秀成卻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將蘇州忠王府、天京新王府建造得富麗堂皇，還在杭州、常熟等地建行宮，其行為已遠超制度所需，絕非單純的 “遵制度而行”，而是個人享樂主義的體現。至于來王、聽王等王府的侈麗，更不能作為李秀成窮治府第的借口，反而反映出后期太平天國將領普遍的蛻化，而李秀成作為核心將領，難辭其咎。

有人說李秀成的金銀財寶 “最主要是從繳獲敵人而來”，且 “都將所獲敵人財富首先上繳京庫”，但史實并非如此。太平天國實行 “人無私財，一切財物皆繳公庫” 的國庫制度，全體成員的生活包括眷屬在內均由國庫供給，這一制度在金田起義之初便已建立，天王在永安、長沙也曾兩次嚴詔強調，不遵守者查出斬首。定都天京后，雖有少數人違背，但大多數人仍厲行供制度，甚至為李秀成建造新王府的千余名工人也過著無工資的供制度生活。

李秀成在征戰中繳獲的大量財富，本應全部上繳國庫，卻有相當一部分流入私囊。除了 1863 年下半年及 1864 年初以私有銀米救濟天京窮人外，其余多為公款支出。且其救濟行為與他奢華的生活、巨額的私財積累形成鮮明對比，難以掩蓋其聚斂財富、背離國庫制度的事實。此外，太平天國的進獻之制本是特定場合下的制度，而李秀成無論是否有喜慶之事，對下屬進獻無不收納，這已超出制度允許的范圍，成為其積聚私財的重要手段。看正史之余，也要看一下野史的相關記載。

光緒年間，一本署名 “靜宜草堂主人” 的小冊子在江南市井悄然流傳，開篇便驚曝太平天國核心秘聞 。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干王洪仁玕的長子、洪秀全的堂侄洪奎元。這位 “天國貴公子” 躲過天京陷落的屠城，隱姓埋名后，把親歷的軍火黑幕、李秀成的私生活糜爛，全寫進了書里，字字都是正史不敢載的細節。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得以讓他能出入天京上層與蘇浙軍營。早年隨父洪仁玕在香港生活，懂洋俗、會說南洋口音的華語，又頂著 “洪二代” 的名頭，既能跟洋商談軍火，又能混進忠王府查看到李秀成的起居，最后相當于身邊的第一視角記錄者，把李秀成的私生活扒了個精光。

資政新篇

1861 年秋，形勢對太平軍已經不太有利，但是李秀成還是有心思請賓客喝酒，“桌上擺了四十多道菜，用西洋酒杯裝葡萄酒，喝到興頭，叫八個女樂又唱又跳，曲兒一完，就留兩個女樂陪宿”。洪奎元算過賬，“這么一頓飯要花幾千兩銀子，夠一千個士兵吃一個月”，可李秀成毫不在乎，“每月宴客十幾次，還說‘我守蘇浙安定，享這點富貴怎么了’”。

有次陳玉成來蘇州，李秀成設宴招待，洪奎元也在座。陳玉成瞧不慣這奢靡勁，酒過三巡就說：“江、浙沒打幾仗就收復了，這里不是立功的地方。” 李秀成沒接話，只叫女樂來勸酒。可半夜，陳玉成突然傳令拔營，臨走前跟李秀成的手下說：“告訴你們王爺，吳中女兵太厲害，想成事就趕緊離開蘇州 ，我沒時間當面跟他說了。”

洪奎元在書里笑：“‘吳中女兵’哪里是真女兵？分明是說忠王被姬妾、女樂纏得沒心思打仗！英王（陳玉成）是豪杰，這話又幽默又戳心，比罵他一頓還狠。”

多年后洪奎元躲在民間瞧著這一切，在書末寫：“天國亡，不是因為清軍能打，是因為王爺們都貪私欲，忠王占著蘇浙富地，只顧自己享樂；天王（洪秀全）在天京后宮藏著兩千多人；其他王爺也爭著建王府、納姬妾。早年說的‘男女別營’‘不蓄私財’，早成了笑話。”

李秀成生活作風的負面影響

李秀成出身農民階級，早期投身太平天國革命，立下不少戰功，對窮苦人民也有一定的同情心。但成為高級將領后，他逐漸背離了農民階級的初心，沉迷于奢華生活，積聚巨額財富，這種蛻化的生活作風消磨了他的革命意志。在太平天國事業危在旦夕之際，李秀成未能堅守革命氣節，臨危動搖，被俘后寫下自述，有投降求降之意，企圖以瓦解太平天國為籌碼，成為可恥的叛徒。60年代便被批示為：白紙黑字，忠王不忠。

導致下屬將領紛紛蛻化，軍紀敗壞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李秀成作為江浙軍隊的統帥，其奢華腐化的生活作風產生了惡劣的示范效應。后期江浙地區的許多郡縣守將，雖官階僅相當于清朝的州、縣、知府或副將、參將、游擊等，但紛紛效仿李秀成，大興土木建造豪華王府。如嘉興守將來王陸順德、榮王廖發壽，聽王陳炳文等，其王府 “窮極奢侈”“盤龍翥鳳，重規疊矩，前后七重”，耗費大量人力物力。

在積聚財富與生活享樂方面，下屬將領更是競相攀比。常熟守將錢桂仁 “廣收金器” 獻媚李秀成，汪心耕任刑部尚書時 “開賀演戲，遍請群賊赴宴”“為其母做生日，異以彩輿，鼓吹旗幟，俱用銹龍黃緞”，平湖守將麻天安陳玉書部的劉生順 “餐具象箸，歸必歡飲”，大小將領生活普遍豪華。此外，后期太平天國軍隊中還出現了官吏經商盛行、士兵劫掠百姓等現象，軍紀日益敗壞。雖然不能將這些問題全部歸咎于李秀成，但他作為統帥，自身不能廉潔自律、率先垂范，對下屬的蛻化與軍紀的松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歷史就是一個篩子，它會在適當的機會篩掉腐化墮落的東西，最終能保留的還是優質的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