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到了蘇聯之后，毛岸青同毛岸英開心地說：一起去看嬌嬌妹妹

1940年初春的莫斯科，積雪尚未化盡。19歲的毛岸英和18歲的毛岸青站在特維爾大街的站牌下，捏著剛從寄宿學校收到的信件，風吹得紙張獵獵作響。“母親身體好些了嗎？”弟弟低聲問。那句輕輕的關切，成為兄弟倆在異國生活三年里的日常。

追溯時間，1936年冬，他們從江西輾轉來到蘇聯。楊開慧犧牲后，父親遠在陜北，他們被安排進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孩子們口中的“國際兒童院”，實際是戰火孤兒的避風港，伙食勉強，課程卻嚴格，俄語、數學、政治課一樣不少。對于剛懂事的兄弟倆而言，最大的慰藉是晚上能聽見同寢室少年用生硬中文哼著湖南童謠。

1937年末，賀子珍拖著被彈片劃傷的左腿抵達莫斯科。她一落腳，第一件事便是四處打聽兩個孩子。王稼祥給了地址，她拎著兩個手提包敲開宿舍門。短暫的沉默后，她把帶來的蘋果切成小塊，擺在舊搪瓷盤里：“你們爸爸常提起你們。”一句話打破僵局，那一刻，兄弟倆聽見了久違的家人語氣。

從此，每逢周末，她總拎著洗干凈的衣物、自己攢下的面包干來報到。孩子房間的被褥，她一一拆洗；縫補衣袖，她不聲不響。日子被這種細碎的溫情重新縫合。1939年春，她在莫斯科婦產醫院生下一個男嬰，可惜僅存活數月就夭折。噩耗如悶雷，賀子珍把孩子照片放在床頭，夜里常常抽泣。兩兄弟陪她守了整整三夜，岸英只說了一句：“媽媽，還有我們。”那聲“媽媽”，讓她瞬間淚崩，卻又強迫自己站穩。

毛澤東在延安得知消息，心里明白賀子珍迫切需要活潑的氣息去沖淡悲痛。1941年2月，他把4歲的李敏托專機送往莫斯科。飛機落地時，賀子珍正忙著翻譯文件。同事一句“你的嬌嬌到了”，她還當玩笑。推門而入，那個扎著短辮、戴棉帽的小姑娘甜甜一笑，她愣了幾秒才撲過去：“嬌嬌——”

消息傳到伊萬諾沃，兩兄弟興奮得睡不著。岸青嚷嚷：“周末見！”岸英點頭。“走，一起去看嬌嬌妹妹。”一句再普通不過的商量，卻讓他們盼了足足三天。

那個周末，四口人擠在賀子珍十幾平方米的小屋里。爐子里燃著木柴，李敏舉著洋娃娃，哥哥們搶著逗她。屋檐滴水聲、孩子笑聲、俄語與中文混雜的對話，把莫斯科的嚴寒驅散了不少。賀子珍系上圍裙煮了紅菜湯，還把省下的黃油涂在黑面包上。她看著三個孩子分食，自己只喝了一口湯，眼睛卻亮亮的。

然而戰爭的陰影很快撲來。1941年6月22日，德軍越過蘇聯邊境。防空警報劃破莫斯科夜空，街頭排隊領取配給。為了讓孩子有口熱飯，賀子珍白天做手工，晚上在宿舍樓下翻地種菜。岸英報名進入紅軍某翻譯班，后來隨部隊南下；岸青被轉送喀山繼續學業。李敏還小，只能趴在窗邊數著母親挖出的土豆。

苦日子硬是熬過去。1946年夏，蘇中航路恢復，賀子珍帶著李敏、岸青踏上回國列車。火車穿過烏拉爾山脈時，李敏趴在車窗上背俄語詩，岸青糾正她的發音，車廂里時不時爆出笑聲。抵達哈爾濱后，組織安排賀子珍在報社工作，兄妹倆進入學校補習中文。她常說：“革命快了，該多學知識。”為此請來老師，一板一眼地監督。

翌年，土改試點在克山啟動。賀子珍覺得這是鍛煉岸青的絕佳機會，親手把行李打理好送他上路。1949年夏，東北解放，兄妹倆終于抵達北平，見到了父親。短暫的團聚沒能持續多久。1950年10月，毛岸英主動請纓奔赴朝鮮前線；11月25日，志愿軍司令部電臺傳回噩耗——岸英犧牲。

噩耗擊垮了原本就體弱的岸青，精神癥狀迅速顯現。同年底，他被送往蘇聯療養。毛澤東撫著女兒的肩，聲音沙啞：“以后多照顧岸青。”李敏牢牢記在心里。

1953年春暖花開，李敏抵達莫斯科郊外的療養院。她推著輪椅陪哥哥散步，岸青忽然用俄語輕唱《喀秋莎》，曲調與當年小屋里一模一樣。李敏輕聲和，不經意對視，兩人都紅了眼眶。

之后二十多年，兄妹聚少離多，卻始終保持通訊。1976年9月，李敏走進岸青在北京的院子。他一眼認出妹妹，先用俄語問候，再打開鋼琴蓋，一首《光榮的戰友》緩緩流出。琴聲未歇，庭院梧桐落葉，往昔畫面隨音符翻飛：蘋果盤、紅菜湯、莫斯科夜雪……兄妹默然，卻心照不宣。這段由血脈、戰火和離散編織的親情，沒有因歲月褪色，仍舊溫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