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墩子：小說為我的生活照進了一束光

范墩子，1992 年生于陜西永壽，陜西省第二批“百優人才”，現為西安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室專業作家。在《人民文學》《花城》《江南》《清明》《青年作家》等刊物發表作品百余萬字。已出版《我從未見過麻雀》《虎面》《抒情時代》《小說便條》《去貝加爾》《山羊的尾巴翹到天上去啦》等多部作品。曾獲首屆陜西青年文學獎，第十六屆《滇池》文學獎年度最佳小說獎，第二、三屆長安散文獎一等獎，第四屆絲路散文獎。

范墩子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陜西作家里，聽說你最喜歡楊爭光。按照年齡，你們應該有很深的代溝，寫小說至今，他對你產生過什么影響？

范墩子：代溝？作家之間，從不存在。去年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收集楊爭光出版的各類圖書，以此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意。他的作品，我基本都讀過，包括詩歌。我知道他有些作品還沒發表，尤其是近年所寫的隨筆，我是常盼著能讀到這些作品的。他重要的中短篇小說，比如《老旦是一棵樹》《公羊串門》《棺材鋪》等，寫得都有股狠勁，寫得很殘酷，但我并不覺得他只是在寫人性深處的殘酷，更多的，我覺得是寫環境的殘酷。都知道《老旦是一棵樹》中的老旦在復仇的過程中，顯得多么愚昧可笑，似乎作者一直在笑老旦，但結尾處，當老旦站在仇人趙鎮家的糞堆頂上感覺自己正在變成一棵樹時，我卻覺得這個細節表現出楊爭光的溫情。很多讀者，只讀到楊爭光筆下的暴力與冷血，卻并未感知到他內心深處對人的悲憫。我為什么還要讀他的詩歌和隨筆，就是想感知他作為一名小說家，身上的另一面。這另一面，往往更真實。我也喜歡他朗讀和唱戲。若讓我用一句話來評價他，那就是：一個愛這個世界愛到流不出眼淚的人，一個有意思的人。他的作品，我常給別人談，這里我倒想談談私下交往時他對我的啟發。2017年1月在乾縣，我們有過一次聊天，聊的內容，大多我都忘了，但有一點，我記得深刻。我當時對他說我常為自己寫鄉村題材而感到自卑，總覺得小說不夠洋氣，對以后的小說寫作，更感到迷茫。他說，小說從來不以題材而論高低，更要緊的，是一個小說家的觀念和眼光。若以現代性的眼光寫鄉村，依然可以寫得很現代；同樣的，若以滯后的眼光寫城市，城市也會寫得很土氣，很多人并不理解城市。我記得聽到他這個觀點時，內心那個激動呀，他簡短的一兩句話，就解決了當時我心中最困惑的問題。此后，我幾乎每年都去拜訪他，凡見面，我都會得到啟發。怎么說呢，其實我早已在心里將他默認成了自己的精神導師，但從沒給他表達過這個意思。

文化藝術報：自2015 年《青年作家》第1期發表短篇小說《父親飛》起，到2026年《花城》第1期發表的短篇小說《白馬為誰而死》，你寫小說的時間已有11個年頭。要知道，你今年也才34歲，有過不想寫的念頭沒？

范墩子：34歲，不小了。可以說，這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年齡。稍不刻苦，就被文學浩瀚的海水吞沒了。為什么要提刻苦？面對小說寫作，需要有種嚴肅的心態。小說并非讓人把玩的小玩意兒，小說有小說的使命。我時常為自己在這個年齡還沒寫出讓自己滿意的小說而羞愧。要知道，30歲前后，卡夫卡已寫出《變形記》，菲茨杰拉德已寫出《了不起的蓋茨比》，川端康成已寫出《伊豆的舞女》，余華已寫出《活著》，加繆已寫出《局外人》。當然還能羅列很多。之所以提他們，就是為了讓自己時刻保持清醒，而不盲目自信，不沾沾自喜。對一名小說家而言，我認為清醒是至關重要的。清醒，才能理性地面對現實、理性地思考。我總覺得自己才剛剛入門，剛剛領悟到小說的奧妙，盡管我也寫了很多，但讓自己非常滿意的，還沒寫出來。這絕非自謙，而是真實感受。《父親飛》前，我是發表過一些小說和詩歌的，但我不認為它們是成熟的。《父親飛》的發表，才讓我覺得自己正兒八經思考了寫小說這件事，才開始以一種自覺且嚴肅的心態進入小說。此后，我再沒停過，就是在我工作最忙碌、生活最窘迫的時候，我也沒停止寫小說。大學剛畢業那幾年，我在報社工作，跑的是要聞，非常忙，白天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那時我住在城中村。就在那間進門就是床的出租屋里，我依然熬夜寫了不少短篇小說。我換過幾份工作，在咸陽一所大專院校編過雜志，那段時間，我還在存放雜志的倉庫里住過很長時間。在那間沒有窗戶的倉庫里，我也寫過幾個短篇小說。朋友對我說，你連生活問題都沒有解決，還寫個什么？我心態同他們不同，似乎生活越苦澀，我越想寫，寫小說成為我對抗苦澀的一種方式。或者說，小說為我的生活照進了一束光。那光在遠處微微閃爍，卻足以讓我感到溫暖，感到幸福。

文化藝術報：你當過多年記者，這個職業對你的寫作有影響嗎？

范墩子：當記者時，只有晚上熬夜寫。沒有誰能回避自己的職業，職業最終會影響一個人的思想，甚至他的世界觀。報社的工作經歷，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了解了一些不同職業的人。但這種了解，往往是片面的，但至少為我打開了一個切口。新聞是關注正在發生的事，小說也可以這樣，但大多時候，小說比新聞滯后。當人們都忘記新聞里的事件時，小說家才伸伸懶腰，坐在桌前，重新審視和思考。新聞結束了，小說卻開始了。

文化藝術報：顯然，短篇小說是你最用心用力的，談談你理想中的短篇小說吧。

范墩子：好的短篇，就是一首詩，不必復雜，不必承擔太多的使命，不必去窺探一個完整的人生命運。就像打拳一樣，最好是簡單幾招，就足以讓人聞風喪膽，膽戰心驚。今天，我們可能依然需要感動人心的故事，但現代小說給了我們一個新思路，那就是小說不能只停留在生活表層，而更應深入人的心靈世界，去表達人類的精神困境，為所有苦難的靈魂尋找一個出口。我以為，短篇是實現這個目標最便捷的方式。時代發展到今天，個體的生活被切割成一個個碎片，圍繞我們身邊的，往往是一些小事，甚至是一些乏味無趣的事。短篇因它自身的篇幅所限，關注的就是生活的局部。以局部來表現全部，是短篇的內核。“窺一斑而知全豹”“四兩撥千斤”，用這兩句話來形容短篇，再合適不過。好的短篇就是在無趣中尋找有趣，從沒有意思的瞬間發現意義、闡釋意義。短篇的風格是不固定的，可寫實，可辛辣，可抒情，可堅硬，可唯美。像我自己就曾喜歡過蒲寧的短篇，喜歡過馬爾克斯的短篇，也喜歡過威廉·特雷弗和馬克·吐溫的短篇，這并不沖突。恰恰因為面孔的不同，短篇才顯得迷人。但短篇集的銷量一直是慘淡的，這時常讓我困惑。為什么人們寧愿花很長時間去讀一本差勁的長篇，而不愿意用午睡的時間去讀一個漂亮的短篇呢？我現在還能想到當初讀馬爾克斯《巨翅老人》和《禮拜二午睡時刻》時激動的情景。好的短篇，總能讓人常讀常新，每次讀，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因而，我得再補充一句：好短篇的故事或內部關系不必復雜，但精神指向或氣韻一定是復雜的。20 世紀很多經典的短篇，都很考驗讀者，沒有一定的想象或分析能力，能難抵達小說家真實的意圖。楊爭光說：“小說的身上掛滿了鎖，它需要不同的鑰匙。”這個說法真是精妙，也就是說，小說創作從來不是作者一個人的事。你去飯店點菜，尤其是點了些過去沒吃過的名菜，你能否吃出來它們的好，能否接受那種好，這是很考驗人的。有的人，吃了一輩子菜，光吃自己愛吃的，別的菜，做得再好，他也不吃，你能說他是一個好食客嗎？

文化藝術報：長篇小說《抒情時代》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響。在你老家召開的研討會上，評論家對這本書評價頗高。李國平認為，《抒情時代》為陜西文學帶來了驚喜，為陜西文學的長篇小說創作打開了一種可能性。楊樂生則直言：“范墩子不是嚴格地恪守現實主義，他最大的價值是追求現代主義的精神和靈魂。”你認同這些說法嗎？你想在這本書里表達什么？

范墩子：以前，我以為自己可能會一直只寫短篇小說，沒有過寫長篇小說的欲念。但有一天，我躺床上想，為什么不在30歲前出版一本長篇小說呢？沒有寫過長篇小說，還能算小說家嗎？想到這里，我就躺不住了。就開始著手準備起來，因為對過去的生活，我是有很深感受的。凋敝的鄉村，問題少年，南下打工潮，網絡的橫空出世，精神故土，空心人，等等，這些詞語總是浮現在我腦海。要問《抒情時代》寫了什么，就是寫了這些詞語。我就是靠這些詞語來構思這本書的，說它主題先行，我是贊同的。我想對我的童年而言，可以用這些詞語進行片面的概括。非得全面么？非得宏大么？我看未必。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沒有想過多么大的命題，而只是想去呈現那幾個青年人的內心，去寫出他們的困惑、失落和悲劇。有時候，小說能干點什么呢？小說什么現實問題恐怕都解決不了，但小說可以關注那些被遺忘的小人物、被世人忽略的疼痛與喜怒哀樂。現在讓我評價這本書，我肯定是不甚滿意的，但當時，我寫得痛快淋漓，每天都沉浸其中，既悲苦，又幸福。我當時想，不僅要以小說的方式來解釋這些詞語，而且重要的是，在里面展示自己在小說藝術上的雄心壯志，把自己的才華和技巧都展示一遍。之所以要這樣，就是不想同別人一樣，尤其是不想同陜西作家太一樣。評價陜西文學，我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來評價的，寫小說，我也是把自己放在漢語的語境下要求的。我這樣做，絕非標新立異，恰恰說明我對陜西文學傳統的敬重，但我更希望尋找到自己的敘述方式和語感。我追求綿密、幽深和濕漉漉的小說質感。因而，有朋友苛責我過于喜歡外國文學，我是不能認同的。

文化藝術報：《人民文學》2017 年第8期發表了你的短篇小說《我從未見過麻雀》，這篇小說里，你寫了一個少年和一群麻雀的故事。以這篇小說為代表，初登文壇時，你寫了一系列關于少年的小說，這和你的童年有關嗎？

范墩子：我一直在小說里追求一種“懸空”感，“懸空”后，才會有擔心“墜落”的恐懼。童年都是“懸空”的，它是一種夢境般的現實。也只有在童年時代，才會有許多難以形容的怪誕瞬間。少年的眼睛，究竟能看到什么樣的情景？比如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我看到過一個幻影從面前飄過，也看到過火車從我身邊經過，可事實上，這樣的情景可能沒有發生。或許是我的記憶篡改了現實。還有，童年時我常做一個夢，總會夢見皮影獅子在我面前嘩嘩地閃動，獅子的面孔是那般鮮艷，是那般兇惡，仿佛隨時要朝我撲來。我把這個夢寫成了一個短篇小說《皮影般的獅子嘩嘩閃動》。真的只是夢嗎？有時我又會懷疑它就是真實的經歷。這種復雜，這種幽深，這種多義，這種鬼魅，恐怕只有童年會有。童年似乎籠罩著薄薄的白霧，讓我們無法認清它真實的面孔。人的一生，童年也是最神秘最有哲學色彩的階段。我也會常想到一匹白馬的形象，它靜靜地穿越森林，在一條溪邊飲水，而我就藏在灌木叢背后，偷偷地觀望。這幅畫面如何出現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我無法解釋，更無從得知。童年之所以“懸空”，可能也跟我常坐在樹杈上打量這個世界有關。

說說我童年的經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隔三差五，我們村就有人坐綠皮火車南下打工，我的很多伙伴，都成了留守兒童，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度過童年時代的。多年后，當我開始寫小說，我發現，幾乎每個童年玩伴的身上，都有著極有意思的故事。

我寫過少年“口吞燈泡”的故事，寫過少年營救一頭豬的故事，寫過少年親眼看著父親搖著輪椅從溝邊飛起的故事，也寫過一個長了六根指頭的少年學唱戲的故事。當然，我覺得自己寫的還不夠多。少年的形象，或者說少年的素材，會一直貫穿我的寫作。

文化藝術報：你喜歡在什么時段寫作？

范墩子：一般會在上午，從清晨開始。清晨時段，最容易進入一種混沌的寫作狀態，精神放空，身心松弛，昨夜的夢，依稀還掛著晶瑩的露珠。這是不是散文或詩歌寫作的最佳時間區域，我并不知曉，但肯定是小說寫作的黃金時段，對于多數小說家，晨間寫作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當然這也不完全絕對，在長期孤獨的寫作中，每位小說家都確立了自己的寫作習慣。對打算以寫小說為志業的青年人來說，確立習慣，至關重要，它逼迫你坐回桌前，無論是清晨還是晚間，都是為了能進入冥想的境地。冥想是一種自我修煉，更是一場孤寂的等待，等待故事在夢囈中發酵成熟，等待人物在夜間同夜鶯一起歌唱。盡可能真實地將自己想到的寫下來，在這個時刻，不要擔心語病或者錯字，也不要去修改，珍惜這個時段的自由感，它會帶著你筆下的人物抵達深層的潛意識，讓你迸發奇思妙想，且不受經驗的干擾。

文化藝術報：你是怎么學習寫小說的？

范墩子：我讀的是沈陽理工大學，學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專業，具體是焊接方向。剛讀這個專業時，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寫小說，按照方向，未來應該是一名焊接技術人員。但讀了半學期，我就厭倦了這個專業，滿肚子的負面情緒，又沒辦法發泄，就開始寫了。起初是寫詩，寫了一年，覺得自己不是寫詩的料，就開始寫小說。寫的是小小說，寫的也是我們村上的事。還在學校的校報上發表過。但我并不為發表小說而感到驕傲，我知道我自己的水平。就是在那個階段，我讀到了后來深深影響我寫作的卡夫卡、加繆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尤其是卡夫卡的《變形記》和《審判》，讀了后，我覺得吃驚，怎么小說可以這樣寫呢？在這之前，我只是在新浪博客上讀過國內一些作家的中短篇小說。卡夫卡是冷酷的，是反正常邏輯的，這正好契合我那時候的心態和氣質。我向往一切具有反叛精神的東西，越離經叛道越好，越遠離傳統敘述越好。就順著這個思路，我有意選擇去閱讀跟我氣味相投的作家，比如三島由紀夫、馬爾克斯、芥川龍之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讀了這些作家后，我就開始試著寫一些怪誕的小說，但寫得都很生硬，都沒能發表，相反是我寫我們村里故事的那些小說，還零零星星發表了幾篇。我反思了一下，覺得是自己并沒有吃透這些作家，我只是學了人家的形式，學了個皮毛而已，并沒有深層理解這些作家的靈魂。我就開始試著用現代主義文學的思維去重新寫我們村里的故事。一直到《父親飛》的發表，它是我在學校宿舍寫的，半個晚上就寫完了，寫得我激動萬分，我為能想到父親搖著輪椅飛下溝坡的這個情節而感到驚喜，想出那樣的細節，真是無比幸福的事。現在去看這篇小說，它可能不那么成熟，但我感激這篇小說，對我的小說寫作而言，它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文化藝術報：當奇妙的想法突然降臨，有沒有感到身體被激活了？

范墩子：我相信，小說家的身上都有許多難以覺察的觸角，就像敏銳的蟲子一樣。寫小說的過程，就是需要打開自己的心，將觸覺伸向每一個方向，因為你也不知道會從哪個地方得到啟示。有些啟示，可遇不可求，一旦錯過，就再也沒有了。我們往往認為，一篇小說，都是來自一個故事，但事實上，只有這個故事，就能構成這篇小說嗎？小說區別于故事的地方，在于小說有許多旁逸斜出的東西。就像一棵樹，只有粗壯的主干是不夠壯闊的，只有盤繞著密匝匝的細枝，樹才有風的空靈。比如寫《西夏》這個短篇小說時，寫了個開頭，就停下了，去了趟石嘴山，回來后，西夏這個意象，反復在腦海浮現，揮之不去。于是，我就推翻了最早的構思，重寫成了現在的模樣。好小說，應該有神秘或撲朔迷離的一面，如果都是平鋪直敘，小說多少顯得有點平淡無聊。就像我們的生活，很多人都認為每天是相似的，或者說，都在過著相似的日子。但小說家不能有這個想法。小說家不能斬斷自己的觸角，小說家要讓自己沉浸在一種混沌的狀態里，既能看透地上的事，又能感知天上的事。

文化藝術報：現在，你的身份是專業作家。同以前相比，有變化嗎？

范墩子：其實，變化最多的是心態。以前，總熬夜寫，因而寫得沉悶，不夠從容。成了專業作家后，心境變得平緩，小說寫得更理性了。在《從故鄉出發的寫作》一文里，我寫過這樣的話：“而立之年，我成了西安文學藝術創作研究室的一名專業作家，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以往寫作，都是零敲碎打，想到哪里就寫到哪里。現在情況不同了，我該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勤勤懇懇地寫，一心一意地寫，用靈魂的冷光照亮夜晚的歸途，把生命交給讀者。30歲前，寫文章是一種心態；30歲后，還能這樣去寫嗎？或者說，還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不隨意寫，不夸大寫，不扭捏著寫，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對待語言，要絕對真誠，永遠不要想著去糊弄讀者。就像農人一樣，從不糊弄土地。誰糊弄土地，土地同樣也會糊弄誰。到頭來，顆粒無收。

文化藝術報：你在小說里寫了許多的夢，比如《虎面》這本短篇小說集。

范墩子：藝術產生于一種模糊的感覺，而非準確。準確意味著要打磨掉多余的含義，消解漫無邊際的想象，留下客觀的理性的語言表達。模糊是多方面的不明朗、不規則、不完善、不統一，它將詞句帶入廣闊的無窮當中，以接近事實或本質。模糊如同夢境，它善變多意，且以情景交融的方式不斷啟發我們的想象。人們都相信眼見為實，現實的就是真實的，真實的就是準確的，但這樣的觀點至少讓我感到疑慮。你可以建立語言上的準確或者純粹的精確，卻無法回避非現實因素對寫作的干預，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非現實因素的影響往往要超過現實因素，也無法用準確來框定所要抵達的意義。模糊是感性的開端，是小說寫作的源泉，是汩汩流淌的靈感之河。我幾乎每天都在做夢。大多時候，我總將夢境當成肉身說給靈魂的悄悄話，極少沉到內部去探究，不得不說，這是一筆損失。某個時段起，我有意注視起從我腦袋里汩汩冒出的怪夢，這一對視，真切地嚇了一跳，才發現夢竟是這般的真實有趣，顯然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礦，于是便自覺地將夢看成一種與我密切相關的現實、一聲來自命運深處的悲嘆。《虎面》里，大多寫的是小鎮青年男女，為什么要穿插許多夢境？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真實地描述他們的悲傷和沮喪。夢醒時，人都是失落的。因而，夢都是濕漉漉的。夢也更貼近我們的心。

文化藝術報：小說之外，你寫了很多散文，且連續兩次斬獲長安散文獎一等獎，多篇還被改編為中小學閱讀理解試題。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散文寫作？

范墩子：寫散文，純粹是意外的事。生活里，除了寫小說，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將自己融入大自然中。人只有在自然里才能真正認識自己的渺小。個體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個人在林地、在河邊、在雜草叢生的荒野里，只是往前走，走得落日懸在枝頭，走得霜露染白了大地的頭，走得白鷺也不再躲在幽暗的角落。我常常感到愧對自然，我從自然里獲得太多，但許多風景，卻無法描繪。愈真實，就愈復雜。無論從哪個方向去寫，似乎只能寫出自然的一個側面，且一寫下來，就變虛了。失真讓我感到沮喪，就像讓人銘記的那個清晨，卻只能留存在腦海里，我無法用文字表達出那種美、那種深邃。那美里，有死亡，有冷酷，有絕望，更有無邊無際的愛。那深邃里，有希望的光芒在閃爍，有村莊的呼吸，有人們一聲又一聲的悲嘆，有雀鳥古老的愛情。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寫的所有散文，都是在向自然表達敬意。我從不覺得散文是我寫作上的邊角料，恰恰相反，它無比重要。散文更能抵達我真實的心。沒有感受，沒有觀察，沒有體悟，我是不寫散文的。我寫不了文化類的散文，更寫不了文人雅士的那些文章。我寫得很悲苦，也寫得很陶醉，我希望讀者能在我的散文里，讀到一顆澄澈的心，也能讀到我的真情。

文化藝術報：作為陜西的一名青年作家，你覺得該怎樣突圍？你肯定也聽過“斷代”的說法。

范墩子：除了寫好，寫多，別無他法。大多青年作家，包括我，都很在乎文學獎和刊物，但如果在乎過頭了，只會讓自己白白浪費時間。國內的文學獎很多，誰得或誰的作品能得，都不是作者自己能左右的事。像那些偉大的作家們一樣，默默地耕耘吧，勤快點兒，多寫點兒，永遠都不要浪費時間，更不要覺得自己還年輕。誰都年輕過。持之以恒地探索，持之以恒地向深處挖掘，永遠都不要停歇。有人對我發牢騷，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說他已經發表好幾篇小說了，怎么還沒有引起關注。天吶，你才寫了幾篇，就想引起轟動，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要知道，多少作家，寫了一生，都被時代淹沒了。勤奮且真誠，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要不斷更新自己的觀念。文學是非常殘酷的事，觀念落伍了，是很難寫出好小說的。觀念和一個人的閱讀與思考息息相關。寫小說，就不能只讀小說，只讀小說，讀久了，人就傻了，沒了哲學思辨力。至于說“斷代”，一條河流，它會突然斷流嗎？從來都不存在。文學只以作品說話，所謂名聲，都是虛的。一個時代，哪怕只有一個偉大的作家留下來，依然被讀者閱讀，那這個時代就是偉大的。說“斷代”，是沒有作家寫作了嗎？外面明明很熱鬧，你卻捂住耳朵，說外面靜悄悄的，你說這是耳朵的問題，還是聲源的問題？如果評論家只盯著著名作家閱讀，而忽視那些一直在突破自我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那只能說明這個評論家不懂得文學的真諦是什么。我這樣說，刺耳嗎？我并不覺得。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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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王藝航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