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兩組數據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令人深思。一方面,中國在物質生產領域成績斐然。全年貨物出口269892億元、進口184795億元,貿易順差超8.5萬億,折合1.2萬億美元,創人類歷史紀錄 ,是上一個貿易順差最大國德國峰值的四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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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5.9%,其中制造業增長6.4%,高于GDP5%和消費3.7%的增速,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4.9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歐盟27國的80%,在眾多關鍵工業產品的產量上,如鋼鐵、汽車、光伏等,中國均占據全球極高的份額,毫無疑問地成為人類歷史上產能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另一方面,人口生產的數據卻不容樂觀。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63‰,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41‰,比上年末減少339萬人。我國人口出生率已降至人類有史以來的最低自然出生率之一,從2017年至202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排名大幅下跌。
新生兒全球占比急劇下降,如今僅為印度新生兒數量的三分之一,且可能很快被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國趕超。一邊是產能過剩,為去產能絞盡腦汁;一邊是新增人口極度短缺,為提升生育積極性煞費苦心,物質生產與人口生產的冰火兩重天態勢盡顯。
出現這種情況的關鍵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將“投資于物”看得遠遠重于“投資于人”,社會發展目的本末倒置。在過去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在“投資于物”上投入巨大。以2024年為例,固定資產投資達51.4萬億,而居民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總額為43.5萬億,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收入在經濟中的占比明顯偏低。
在產業補貼方面,每年我國直接產業補貼約占GDP的1%左右,各級政府還累計設立2100多項產業引導發展基金,目標注資額總和達12.84萬億,出口退稅也有1.93萬億 。這些“投資于物”的特別支出,使得重點發展產業得到大力扶持,例如頂峰期車企每生產一輛電動汽車,能獲得13.8萬元的補貼。
反觀“投資于人”,力度則顯得薄弱許多。從育兒補貼來看,去年開始發放的育兒補貼,每年每人才3600元,領到3歲為止;2024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支出僅為5322億,城鄉醫療保險支出僅為1066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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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電動車僅生產環節獲得的補貼,就相當于一個農民100年的養老金,或者13個新生兒0 - 3歲的養育補貼。如此懸殊的對比,也難怪人們生育積極性不高。誠然,在工業化進程中,采取產業刺激政策實現彎道超車有其必要性,但工業化實現后,若仍片面追求GDP和產能,而忽視人的福利和延續性發展,必然會導致發展目的的異化。
有人認為人口減少并非壞事,如智能社會來臨,人口出生率降低順應時代,或者覺得中國人口本就過多,減少一些無妨,因而無需為人口出生率下降而焦慮。然而,這些觀點所提及的好處要么太過遙遠,至少要到21世紀末期才可能兌現,要么假設條件根本不存在。
超低生育率給社會帶來的挑戰卻是迫在眉睫的,甚至可能對一國長遠發展潛力造成致命打擊。與發達國家緩慢的老齡化不同,我國面臨的是急速的人口萎縮,整個社會根本來不及調試,存在系統紊亂、失能的風險。高度老齡化還會嚴重影響社會的信心與活力,當社會中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比例失衡,變得暮氣沉沉,發展的動力也會大打折扣。
人口是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國運的最關鍵因素之一,其重要性遠超地緣政治風險、全球化不確定性等因素。中國若要維持全球性大國地位,保證經濟不塌陷,實現國家統一完整,就應力爭維持10億左右的人口規模。要實現這一目標,每年新生兒數量必須確保在1200萬左右。
也有人質疑人口生產難以通過刺激提升,還常以歐洲和日本為例。但中國國情與這些國家有著本質區別,它們大多是小規模的高度發達的同質化社會,人口出生降下來后很難恢復;而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發展不平衡的大國,生育主力軍是占育齡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三四線城市和鄉村的育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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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生育率下降主要是這些地方的育齡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所致,他們的生育意愿更多受現實經濟因素影響,對他們實施補貼的邊際效應應該較為明顯。即便在大城市,所謂的“現代生育觀”更多也是生育壓力下的一種自我調適,若不考慮生養成本,相信多數人還是愿意生育孩子的。因此,否認生育補貼和社會福利對提升生育率的意義,只會讓某些權力掌握者在“投資于人”上更加消極怠工。
還有人質疑提升人口的難度遠超提升產能,可實際上,提升生產產能、營造制造能力生態同樣是極具挑戰的事情,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想要提高產能都困難重重,而中國卻創造了二戰后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跡,成功做到了95%以上國家沒有做成的事情。
既然中國能夠發揮體制優勢在產能提升上取得巨大成就,那么也有理由相信,通過合理調配社會資源,改善社會服務和保障水平,創造有利于生育的環境,中國大概率也可以創造人口史上的奇跡。
具體而言,可以實行梯度性生育補貼,例如第一胎補貼3 - 5萬,二胎8 - 10萬,三胎10 - 15萬。即便按照人均5萬的補貼標準,一年生1000萬個孩子所需的5000億(僅相當于財政支出的1.72%),與我國龐大的經濟體量相比,并非難以承受。同時,還應營造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鼓勵有實力的企業進行生育補助,適當延長產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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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問題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投資于人”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將發展的重心更多地轉移到人的福利和延續性發展上來,通過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提高生育率,優化人口結構,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的人口基礎。這不僅是對當下社會民生的關注與改善,更是對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深謀遠慮與責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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