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崇禎皇帝是自作自受呢？

崇禎十七年，朱由檢孤獨地走向煤山，留下一句“諸臣誤朕”的遺言。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是在同情崇禎皇帝的，說他被群臣欺騙，文官誤國。但是作為一個領導，讓整個朝廷失控，這本身就是他的責任，而他最終的結局也是他應該承擔的責任。

集中權力

崇禎皇帝接手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爛攤子。

當時的明朝在外有后金鐵騎虎視眈眈，對內又有流民烽火四處點燃，而朝廷的國庫卻空虛得能在里面玩一個后空翻。

崇禎皇帝剛剛上臺也想改變現狀，于是他也開始自己大刀闊斧的第一步。

崇禎皇帝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前朝遺毒魏忠賢的閹黨，他動作干凈利落，一度讓天下以為中興有望。

然而，對于一個皇帝來說，清除舊勢力之后，如何建立新的秩序，才是真正的考驗。

也許是為了彌補自己能力不足的心虛，崇禎選擇了“事必躬親”這一條道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對內閣“票擬”權力的收攏與干預，史稱“改票”。

所謂票擬，本是內閣大臣代皇帝草擬處理意見的慣例，是文官系統運轉的核心。崇禎卻頻頻以朱筆直接改動，甚至推翻重擬。

朱由檢試圖以此昭告天下，皇帝的理政能力遠在閣臣群體之上，他要將最高決策權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他也將這種勤勉看成是負責任的表現，但實際上這也是他對大臣的不信任與焦慮，這也是他的短板。

烽火連城

既然內憂外困，那么朝廷一定是資金緊張。

為了籌措抵御后金和鎮壓起義的軍餉，大明朝廷加征了著名的“三餉”，即遼餉、剿餉、練餉。

然而這一政策收效甚微。于是在崇禎十六年，走投無路的戶部官員蔣臣提出改革幣制，發行新鈔。

崇禎對此興致勃勃，要求十天一匯報，催促盡快施行。

然而，在一個生產力凋敝、商品匱乏的年頭，這種紙幣改革缺乏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本質不過是“把老百姓兜里的錢轉到政府自己的兜里來”的財富轉移游戲，當時有識之士便已看得透徹。

同時，朝廷上想了很多充盈國庫的手段，甚至包括了賣官鬻爵和允許犯罪胥吏交錢減刑。

崇禎皇帝一面下“罪己詔”，要求百官節儉，禁用奢華器物；另一面卻打開這些腐蝕政權根基的潘多拉魔盒。在“眼前兵餉”與“長遠國本”之間，崇禎皇帝被時勢逼得只能選擇前者。

皆是因果

崇禎皇帝痛恨黨爭，卻在無意中助長了黨爭。

在當年，推選內閣大學士的“枚卜”中，熱門人選錢謙益因早年一樁已結案的科場舊事被溫體仁攻訐。多疑的崇禎立刻懷疑這是結黨營私，錢謙益就此被斥，而善于揣摩上意的周延儒、溫體仁等人逐漸得勢。

崇禎渴望奇才，高喊著“破格用人”的口號，然而實際行動卻南轅北轍。十七年間，朱由檢一共更換了五十位內閣大學士，如同走馬燈。

刑部尚書、兵部尚書這樣的要害職位，走馬換將更是家常便飯。袁崇煥、盧象升等棟梁之材，或遭冤殺，或被掣肘而戰死。到了最后，京城被圍，他竟然需要從詔獄中挑選帶兵的將領，何其悲哀。

一個政府的權威與信用，正是在這樣反復無常的疑忌與殺戮中徹底崩塌。當忠臣良將發現，盡心任事可能招致殺身之禍，那么自己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義呢？

明朝末年，大明驛站系統腐敗盛行，也成為財政沉重負擔。崇禎接受了官員劉懋的建議，大刀闊斧進行整頓，裁撤驛站，節省了巨額開支。

從賬面上看，這是一項成功的節流改革。然而，此舉背后數以萬計的驛卒因此失業，在連年災荒的背景下，他們被拋入了絕望的流民大軍。在這群驛卒失業者中，有一個來自陜西的漢子，名叫李自成。

歷史就這樣，用最諷刺的筆法，將一項旨在鞏固統治的行政改革，與最終推翻統治的農民領袖的命運連接了起來。

崇禎皇帝在批閱那份裁驛奏章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自己以后會被一個驛卒逼死吧。

說到底，崇禎皇帝的改革，常常這樣“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看到政策的直接賬面收益，卻看不到社會機體的復雜聯動與承受極限。

最終，當李自成的軍隊叩響北京城門，崇禎皇帝身邊再無可用之將、可調之兵、可依之臣。他的改革，連同他的王朝，一起走到了終點。1644年春天，他在煤山自縊，以身殉國。他的死，充滿了悲劇性的儀式感，以至于后世許多人記住了他“君非亡國之君”的悲情，而淡忘了其“臣皆亡國之臣”的抱怨背后，那位最高決策者應負的沉重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