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中國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國用垃圾發電，拿下全球第一！

“現在，我們發愁的是垃圾不夠燒！”陜西西咸新區北控環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馬科軍指著中控室大屏幕上的數據搖頭苦笑。這家設計處理能力每天3000噸的垃圾焚燒廠，實際進廠垃圾僅2000噸左右，四臺焚燒爐常年只能開三臺。

就在幾年前，中國還面臨“垃圾圍城”的困境。北京最大的垃圾填埋場——高安屯，垃圾堆存總量曾相當于一座景山。如今，從“垃圾過剩”到“垃圾不夠燒”，中國的垃圾焚燒產業上演了一場驚天逆轉。

從“垃圾圍城”到“無廢城市”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城市垃圾問題日益嚴峻。1983年，北京三環與四環路環帶區上垃圾堆多達4700多座。當時，全國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圾包圍，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75萬畝。

垃圾簡單填埋導致的問題觸目驚心。在廣東東莞，187個垃圾填埋場全部未經衛生處理，滲濾液化學需氧量嚴重超標，對地下水系構成嚴重威脅。住建部調查數據顯示，全國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包圍，1/4城市已無合適場所堆放垃圾。

當時，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巨大，處理能力嚴重不足。以上海為例，日生活垃圾產生量達2萬噸，處理壓力巨大。垃圾處理問題成為城市管理者最頭疼的難題。

轉折點出現在“十二五”期間，中央投入60億元專項資金，地方政府配套450億元推進垃圾無害化處理，民營資本開始進入焚燒發電領域。一場垃圾處理革命悄然開啟。

中國垃圾焚燒技術的崛起是一條從引進消化到自主創新的道路。早期，中國企業不得不從德國馬丁公司、日本三菱重工等國外企業引進技術。

2004年成為關鍵轉折點。重慶三峰環境集團成功研制出首套國產化垃圾焚燒爐，打破核心設備全部依賴進口的局面。此后，中國垃圾焚燒技術開始加速跑。

走進如今的垃圾焚燒廠，綠樹成蔭的園區內聞不到一絲異味。在北京市昌平區的阿蘇衛生活垃圾焚燒廠，垃圾焚燒產生的煙氣經過多種先進凈化工藝組合處理，關鍵排放指標穩定優于歐盟標準。

“我們采用了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爐排爐技術，熱效率比10年前提升了40%。”馬科軍介紹，垃圾在近1000攝氏度的高溫下充分燃燒，二噁英排放濃度僅為歐盟標準的1/10。

真正的突破在智能化領域。西咸北控研發的自動化燃燒控制系統，能根據垃圾成分自動調節爐排速度和風量，使熱效率穩定在85%以上。這套系統每年可多發電1500萬千瓦時，相當于節省標煤1220噸。

垃圾焚燒廠的“饑餓游戲”

令人意外的是，隨著處理能力提升，垃圾焚燒行業竟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24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24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26236.62萬噸，無害化處理能力115.55萬噸/日。

研究機構調研表明，我國垃圾焚燒廠平均負荷率僅為約60%，40%的產能處于閑置狀態。在西安，5座垃圾發電焚燒廠設計處理能力1.27萬噸/日，但實際垃圾量不足萬噸。

在華東某省，3家焚燒廠為爭奪有限的垃圾資源，將處理費從80元/噸壓到50元/噸。“這個價格連成本都覆蓋不了，但為了維持運營不得不接受。”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負責人透露。

這種“饑餓現象”背后是規劃與現實的脫節。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環境與市政工程學院教授李凱分析：“很多項目規劃按戶籍人口測算，但實際常住人口可能少30%。”

當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中國垃圾焚燒企業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截至2025年5月底，中國企業參與海外垃圾焚燒項目（含已簽約）達79個，遍布全球六大洲。

在東南亞、中亞等地，采用中國技術和標準建設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不僅解決垃圾處理難題，還為當地提供清潔電力。中國垃圾處理設備出口額預計將突破50億美元。

康恒環境、三峰環境等企業已成為國際市場上的重要參與者。康恒環境相關負責人表示，他們的優勢在于成本低、效率高、適應性強和產業鏈齊全。

三峰環境集團相關負責人指出，“我們提供的環保排放標準通常優于項目所在地的現行要求。”該企業在重慶建設的垃圾焚燒廠，煙氣排放值僅為歐盟標準的1/10。

垃圾焚燒廠的華麗轉身

面對“垃圾不夠燒”的挑戰，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正在尋找新出路。垃圾焚燒廠正從“環境負擔終結者”轉變為“城市服務提供商”。

在西咸北控的卸料平臺，除了生活垃圾，還有來自污水處理廠的污泥和園林綠化垃圾。該公司開發的污泥協同處置技術，讓污泥摻燒比例達到40%左右，是行業認知的4倍。

垃圾焚燒后的殘渣也被充分利用起來。其中的貴重金屬被提取出來制備再生材料，其余骨料則用于制作環保磚、環保砂等建筑材料。

在北京安定循環經濟園區，垃圾焚燒與醫療廢物處理、餐廚垃圾處置形成產業鏈；在深圳，一家垃圾焚燒廠變身環保教育基地，年接待參觀者超10萬人次。

過去，垃圾處理設施常遭遇“鄰避效應”。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垃圾焚燒廠的落地曾頻頻遇阻。

如今，情況發生根本轉變。通過實時公開排放數據、接受公眾監督，垃圾焚燒廠成為“好鄰居”。在阿蘇衛生活垃圾焚燒廠，園區外道路邊豎立著大屏幕，清晰顯示關鍵污染物的實時排放數據。

光大國際的經驗尤為典型。2013年，海南三亞計劃在鳳凰鎮建垃圾焚燒發電廠時，遭到附近水蛟村村民反對。公司總經理王森林住進村里40天，每家每戶做工作，組織村民到已運行的焚燒廠參觀，最終化解了疑慮。

2014年，光大國際又幫助杭州市政府化解九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鄰避危機。通過組織4000余名居民考察現有項目，公眾對垃圾焚燒技術的觀念發生根本轉變。

農村垃圾治理的協同戰

與城市“垃圾不夠燒”形成對比的是，部分農村地區仍面臨“垃圾圍村”的挑戰。農村年垃圾產量達3億噸，且處理設施不足。

在廣西防城港，當地建立“戶分類、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閉環體系，覆蓋近40萬人。廣東湛江的貧困村北邊村通過集資建設垃圾池與集中飼養區，實現環境整治與經濟發展雙贏。

上海市崇明區三星鎮北橋村曾因垃圾圍塘導致魚塘水質惡化，大魚頻頻死亡。2025年，當地政府采取清理垃圾、設置規范投放點等措施，使水質恢復至符合水產養殖國家標準。

這些案例表明，垃圾治理需要城鄉協同推進。隨著農村垃圾收運體系不斷完善，未來可為焚燒廠提供更多“糧食”。

隨著中國企業加速出海，中國技術、中國標準正不斷走向世界。截至2025年5月，中國企業參與的海外垃圾焚燒項目已達79個。

未來十年，中國有望成為全球垃圾處理技術的創新引擎。從解決自身問題到為世界提供方案，中國垃圾處理產業正在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歷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