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庫路特賄賂案：從最大腐敗案，看金權政治，如何讓日本反腐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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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案中，還有一位財界要人被捕，那就是日本電信電話公司董事長真藤恒。

1、財界腐敗的冰山一角

日本電信電話公司（英文縮寫NTT)是一家超級企業集團，壟斷著日本全國的電話電報和國際國內的通信業務。在中曾根內閣以前，NTT屬于“公營企業”。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國營企業掀起一股私有化之風，國營鐵路和電訊等紛紛轉為私營。

以真藤恒為董事長的NTT也于1986年4月實行民營。但不論國營還是私營，NTT的國家級企業規模未變，從實行私有化至今，一直是日本的最大企業，總資本7800億日元，超過總資本為6500億日元的東京電力公司，居全國之首。而且，實行民營以后，公司大部分股票仍為日本政府所有，公司的主要領導成員屬于準公務員。

因此，無論從經濟實力或壟斷性上看，NTT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目標，公司董事長真藤恒也便成了公認的財界領袖之一，頗受中曾根首相的器重，當然，專營信息產業的利庫路特公司也不會不打他的主意。

NTT掌握著所有國家級的超大型電子計算機系統。1985年8月和9月，江副浩正兩次找真藤密談，要求真藤對利庫路特公司著手從事的高度信息事業給予全面支持。于是，真藤恒指示他的兩個心腹式場英和長谷川信彥將從美國進口的四臺大型電子計算機，轉讓給利庫路特公司兩臺。為其提供了全國規模通信線路的設計和維修等方面的方便。這樣，在真藤的關照下，利公司輕易獲得了NTT專用線路的出租權。實際上是真藤利用手中的權力向一家私營企業出讓了日本全社會的“公益權”。這一樁交易給利公司帶來了巨額收益。

作為“酬謝”，利公司在1986年9月向真藤恒轉讓了一萬股未公開上市股票。真藤將股票出售后，獲益2200萬日元，其中900萬存入真藤自己的銀行戶頭，其余1300萬存入NTT秘書室主任林豐的主要用于拉攏政、財界要人的秘密戶頭。真藤的這次受賄，數目雖然不大，但觸犯了《公務員法》，因而以受賄罪被捕。

真藤案件的重要意義還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以此為突破口，順藤摸瓜，為揭開利公司與政、官界權錢交易的黑幕又打開一條通道。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是直接牽及的-一個重要人物。

中曾根同真藤和江副的關系早就非同一般。在日本經濟界，誰都知道中曾根-真藤-江副這條關系網。因此，輿論界和在野黨完全有理由懷疑，江副通過真藤得到超級大型電腦，幕后是有中曾根在幫忙。有人揭露，中曾根在任首相期間，曾與江副會晤十多次，并且有權錢交易。其他政界人物與利庫路特公司的黑幕關系也隨之一一曝光，這些容當后敘。

據報界披露，利公司以政治捐款、后援會會費、購買宴會券等形式流入政界的資金約6億日元，出售利公司轉讓的未上市股票可獲益7.3億日元，兩項合計達13.3億日元，“受益”的國會議員（包括自民、社會、公明、民社四黨）共計44人。

2、利庫路特案的特點

利庫路特股票丑聞從1988年6月18日首次曝光，到1989年6月12日法務省提出“最終報告”，歷時整整一年。

此后，此案轉入法庭審理階段。在審理過程中，圍繞股票交易制度、職務權限、政治捐款與賄賂的界限等問題，展開一場激烈的論爭。

不過，就揭露出來的事實看，利案無疑又是一次金權政治的大暴露。輿論界一致認為，這是日本戰后以來最大的受賄案件。

其涉及人員之多、波及范圍之廣和對政局影響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同時，利案與以往其他瀆職受賄案件相比，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賄賂的手段不同。

戰后日本發生的“昭和電工貪污案件”、“造船賄賂案件”和洛克希德案件，都是由行賄者把現金直接交給受賄者。但利庫路特公司提供的主要不是現金而是股票，采取以低價轉讓的形式，將正式上市后價格肯定上漲的有關環境開發和不動產的股票，出售給政界、財界要人。

從法律上講，公司轉讓股票屬于合法的交易行為，在一般情況下，股票價格可升可降。所以，如果找不到轉讓股票者的特定目的，則很難定為賄賂行為。在44名“受益”國會議員中，只起訴了藤波孝生和池田克也二人，原因就在于此。

事實上，他們被起訴的主要理由仍是超額改治捐款和行賄現金，轉讓股票只是第二位的原因，而且他們二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給過該公司以特別的關照與方便，已構成“等價交換關系”。

第二，一般沒有直接和特定的行賄目的。

此次行賄案中，行賄者除對個別人提出過具體要求外，在轉讓股票和提供政治捐款時，一般都未提出明確要求，這和過去發生的行賄案有所不同。縱觀戰后日本發生的賄賂瀆職案件，大致可分為利益誘導型、立法誘導型和“封口”行賄型三種。

所謂利益誘導型，就是行賄者通過向掌握實權的政界和高級官僚大量行賄，從中得到實際利益方面的“關照”和實惠。此類案件較多，1948年的“昭和電工貪污案件”、1954年的“造船賄賂案件”及1976年的洛克希德案件均屬此類。所謂“立法誘導型”，就是通過給政要行賄，要求他們利用手中的投票權或否決權，通過對行賄者有利，或否決對其不利的法案。例如1947年《煤礦國家管理法》案、1954年經濟保全會案、1957年《賣春禁止法》案，1967年大阪出租汽車案等都屬于這一類。這類案件也不在少數。

所謂“封口”行賄型，就是行賄的目的是“封住”舉報者之口，或收買一些政治家協助平息風波，以達到掩蓋其罪行的目的。此類案件往往與上述兩類同時并存，出現在案件曝光過程之中。此次利庫路特案的立案調查，就是從社會民主聯合的國會議員楢崎彌之助拒收利庫路特宇宙公司辦公室主任松原弘的“封口”行賄款開始的。

我們說利案沒有直接和特定的行賄目的，是同以往案件比較相對而言的。事實上，在涉嫌此案的一些人中，對勞動省事務次官加藤孝、文部省事務次官高石邦男以及日本電信電話公司負責人真藤恒等人，也都提出過“特定目的”。

第三，行賄對象多為政界“新領袖”、財界“新實力人物”以及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新秀”。

行賄者瞄準這些人的目的有二：

一是“放長線，釣大魚”，即使得不到近期“效益”，從長遠看也都是將來有可能用得著的人。例如政界，除中曾根康弘是現任首相外，竹下登、安倍晉太郎和宮澤喜一，都是繼中曾根之后最有希望擔任自民黨總裁和內閣首相的有力人選。渡邊美智雄和藤波孝生等人作為政界“新星”，正處于蒸蒸日上的地位。

二是向這些新人物行賄，為了在經濟上扶植他們，以使他們更具經濟實力，在未來的政治角逐中立于不敗之地。這說明行賄者更具有遠見性和戰略性。對受賄者來說，這種經濟上的扶持也更具吸引力，因為在金權政治結構中，金錢是決定一個政治家能否飛黃騰達的關鍵所在。

第四，戰后最大的結構性賄賂案。

“利案”不僅賄賂數額空前之多，數倍于較大的洛克希德案，而且牽涉范圍也廣。上至首相，下到次官（副部長），涉嫌國會議員44人，高級官僚16人。除執政的自民黨外，還有在野黨的領導人，甚至以揭露丑聞為己任的奧論界負責人也被卷入其中。在同一賄賂案中卷入人數如此之多，涉及領域如此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

另外，利案與以前的賄賂案相比，其后果之嚴重，對政局影響之深，也是空前的。

3、中曾根康弘的聚斂之道

“利案”的特點之一是通過股票交易行賄政官界要人。利案發生在中曾根內閣時期，中曾根作為在職首相，在該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接受利庫路特公司轉讓股票的17名政界要人中，自民黨中曾根派占6人，在11.7萬股轉讓股票中，他們占有5.6萬股，在人數和股票數方面都占絕對多數。光中曾根本人以秘書名義就接受轉讓股票2.9萬股，后來趁股票上漲之機，以每股5300日元和5500日元的價格拋售，共獲利1.4億日元。另外，接受股票的自民黨9名議員都擔任過中曾根內閣大臣和官房副長官等職務。

“禮尚往來”。接受了利庫路特公司“特權股”的中曾根康弘也做出了相應的“報答”，他指令日本電信電話公司和郵政省購買美國的超大型電腦，供給利庫路特公司使用，公司董事長江副浩正，在中曾根的薦舉下，擔任了政府稅制調查委員會特別委員、土地臨時調查委員會“參與”和日本教育課程審議會委員等六個頭銜，從而在勞動省和文部省等與本公司有關的省廳內建立了牢固的人際關系，為本公司在信息、房地產交易方面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其實，中曾根的聚錢之道與股票交易聯系在一起非自“利”案始。早在1973年，中曾根涉嫌的“殖產住宅事件”，就是一起偽裝成股票交易的賄賂事件。殖產住宅公司原董事長東鄉民安是中曾根高中和大學時代的同窗。當蓬勃發展的殖產住宅公司開始準備出售股票時，中曾根對東鄉說，“出馬競選總裁需要25億日元，希望分給我一些未上市的股票。請準備25億日元，股票上市后，其價格可能會倍增，由此就能得到競選總裁的資金。”

于是，東鄉將準備發行的940萬股股票分給中曾根100萬股。當時中曾根讓東鄉將5億日元存入他秘書的帳戶。

以后，東鄉因逃稅被捕，而當時得到5億日元賄賂的中曾根卻聲稱“錢已經還了”，從而蒙混過關?！袄卑赴l生后，東鄉對報界說，“這次事件中，中曾根的做法與殖產住宅事件完全相同。以秘書的名義買下一般人難以買到的將會升值的未上市股票，一俟上市升值后立即拋售，在短期內便能籌集一大筆資金，這是他的一貫作法?！?/strong>

1985年和1986年，丸高產業集團以“公司轉讓債券”等形式獲利近6億日元，將其中的近3億日元捐贈給中曾根主宰的政治團體。丸高產業集團與中曾根關系密切，一向是中曾根的重要財源之一。而丸高產業集團也由于與中曾根的特殊關系而帶來巨大利益。

1986年12月，丸高產業的銷售額為72.5億日元，利潤7.73億日元，到1987年12月決算時，其銷售額和利潤分別達到730億日元和近80億日元，一年之中增長近10倍。

中曾根的政治團體主要有山王經濟研究所、新政治調查會、政策科學研究所等。所謂政治團體，實際上就是為政治家籌集資金的機器，其主要成員大都是新興企業的主要負責人。中曾根依靠這些新興企業得到大批資金。正因為如此，在自民黨中位居第四的中曾根派，在1982年的總裁競選中戰勝對手。

4、金權政治的再曝露

當然，日本政治家的聚錢之道基本相同，若有差別，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利案曝光之初，竹下登首相還裝作與己無關的樣子，幾個月以后，從揭露出來的事實表明，竹下本人及其身邊的人從利庫路特公司接受的政治資金總額達1.51億日元（約合116萬多美元)，這包括未上市股票所獲收益2600萬日元，政治捐款7500萬日元，因該公司購買宴會券而得的收益5000萬日元。

第一項股票收益，是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的“倒”股票行為；第二項政治捐款，根據日本的《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一家公司對政黨以外的同一政治團體或政治家捐款的最高限額為每年150萬日元，利庫路特公司顯然超過了這一限額。

至于第三項出售宴會券，則是日本政界慣用的斂錢手段。例如，竹下任自民黨干事長時，在1987年5月21日，竹下派舉辦了一次“鼓勵自民黨干事長竹下登晚會”，為他選舉總裁籌集資金。這次晚會共出售6萬余張入場券，每張3萬日元，得款約20億日元，有13000余人參加了這次晚會，可謂既抖威風又發財。利庫路特公司一家就購買了2000余萬日元的宴會券。在正常情況下，一家企業完全不需要購買如此巨額的宴會券，因此，實際上這又是一種行賄受賄行為。

以各種名義設宴款待也是利庫路特公司拉攏政官界要人的重要手段之一，位于東京銀座的“吉兆”飯館是經常光顧的地方。

1986年8月初，高石邦男就任文部省事務次官時，利庫路特公司董事長江副浩正在“吉兆”設宴招待他，出席宴會的還有文部大臣森喜朗、文教委員長愛知和男、文部省的各位局長以及利庫路特公司的董事，共10余人。

一位出席宴會的文部省人士表示：

“我聽說是迎送新老次官的宴會就來了，看到利庫路特公司的人也在場，很吃驚。由特定的民間公司出面接待新老交替的次官，這是不正常的?！?br/>

其實，這種“不正?！钡难缯垖麕炻诽毓緛碚f已是家常便飯。

1987年11月，江副浩正曾為勞動省事務次官加藤孝舉行退職慰勞會，為新上任的事務次官小粥義朗舉行“激勵會”，這次宴會費用約200萬日元，全部由利庫路特公司支付，宴會結束時，還給每個參加者送了一份禮物。在此之前的1986年8月，加藤就任事務次官時，利庫路特公司也舉辦過同樣的宴會款待。據說，1987年利庫路特公司支付的這種招待費就達1600萬日元。

上述事例說明，在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自民黨、政府機構和財界之間的利益交換關系，已經形成“三位一體”的關系。財界以各種手段向自民黨或政府官員提供大量的政治資金，其中包括財界向自民黨總部統一提供的政治資金和產業界、大企業向自民黨各派系及其議員個人或政府官員提供的捐款。

前者一般不附帶特定要求，可看作是給自民黨政權的“進貢”，而自民黨政權得以維系并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本身便是對財界的“回報”；后者多半都附帶某種特定要求，而且透明度很低（公開申報的數額約占15~20%)，這部分財源是自民黨政權賴以生存的真正基礎，也是“金權政治”中最黑暗和骯臟的部分。

受惠于此的政官界要人利用其執政地位，通過立法機構和政府機構把利益還原給財界。這種“三位一體”的利益交換關系，形成了“以錢買權、以權換錢”的“金權政治”結構。利庫路特案件是日本金權政治結構的又一次大暴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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