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經濟如何成為國家高水平開放的標桿？｜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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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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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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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2026

第02錄

總第93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開放政策與口岸經濟》

破解口岸經濟的“堵點”。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2錄 編者按

在美國轟炸委內瑞拉、俄烏久拖未決、中東戰火反復之際，世界再次陷入“外部戰爭+內部革命”疊加震蕩，全球化受阻，貿易與口岸站上地緣重構與規則博弈的風口。

本文立足百年世界史和中西比較，剖析不平等如何成為沖突與動蕩的深層土壤，指出在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擔當大國責任，反而更需要高水平開放，通過口岸經濟把“通道流量”升級為“樞紐增值”和制度創新高地。

在APEC深圳主場臨近、粵港澳大灣區被寄予“全國示范”厚望之時，我們如何推進和加快口岸經濟改革，成為國家高水平開放的標桿？用更便利、更安全、更高效的口岸制度，為企業出海、規則對接和全球公共品供給提供支撐？如何讓口岸從地理邊界，真正躍升為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樞紐？這是擺在決策者與這座城市面前共同的新課題。

本期獨思錄內容是根據在由深圳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舉辦、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深圳分社承辦的“新時代、新使命、新擔當—深圳口岸經濟高質量發展研討會”（2026年1月13日）上的發言整理而成，原標題為“開放政策與口岸經濟”。

口岸經濟（port economy或border economy）自古就有，因為口岸是貿易的節點。如果借用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話來說，貿易是人性的內在使然。口岸分一個國家的內部口岸和國際口岸。今天人們看到海陸空貿易，但顧名思義，航空貿易只是在飛機被發明之后的事情。

陸地和海上貿易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就已經存在。中國至少到春秋戰國時代的文獻就已經特別強調內部貿易和外部貿易的重要性。被視為“中華商圣”的范蠡、管仲及其相關的《管子》和《淮南子》，都對如何通過貿易發展經濟和積累財富進行了詳細、在今天看來依然非?？茖W的討論。中國在唐宋時期就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泉州港在宋代就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吸引了大量的阿拉伯商人。近年來在南海發掘的宋朝沉船是中國遠洋貿易最直接的證據。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盡管不是貿易，但充分表明中國具備遠洋航行能力。但明清實行海禁政策，使得中國失去了世界大航運時代和與之相關聯的近代工業化時代。因為沒有遠程貿易，很多近代經濟制度也得不到確立，尤其是關稅政策。近代國際法起源于歐洲國家的遠洋貿易，格勞修斯的國際法的基礎便是歐洲人在亞洲的貿易實踐。中國直到近代被西方列強打敗，被迫開放貿易，但就貿易實踐來說，知識儲備少得可憐，甚至是零狀態。清朝啟用了一個洋人（英國人）來負責關稅，在當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近代以來強大的國家都是商貿國家，尤其是海上貿易，典型的是大英帝國和之后的美國。英美都是商貿大國，但實行的口岸政策則非常不同。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有能力實行開放政策，尤其是單邊開放。大英帝國首先是一個商貿帝國。但美國則不然。美國立國之后很長時間是實行重商主義的，通過高關稅政策，扶持本國的企業和經濟。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美國實行的關稅主義，個稅是從20世紀初之后才實行的。美國強大起來之后，也在關鍵領域實行單邊開放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企業、金融三大領域。特朗普今天搞對等關稅是有歷史先例的，不足為奇。特朗普把今天美國的問題統統歸諸于全球化，其實不然。全球化為美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美國的問題是其不平衡的政策所致，即過于資本主導，政府沒有能力來糾正資本所產生的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口岸經濟是有新的歷史背景和新的時代意義的。

古斯塔夫·多雷在1870年所繪的倫敦工業區（圖源：維基百科）

01世界再次面臨戰爭與革命格局

今天的國際格局，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可比的歷史階段，或許人們很快就會想到歐洲從1848年革命到1945年二戰結束的那段歷史。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內部革命和同樣漫長的外部戰爭。

1848年，也就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版的那一年，歐洲開啟了一個很長周期的內部革命，即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其中大多數革命都具有暴力性質。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間是歐洲的黃金時期，歐洲經歷了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當時的很多人，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開始相信，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難以想象的。

盡管各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量的利益，但并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1914年至1945年歐洲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是說，在一個世紀里，歐洲只有30來年的和平發展時間。

那么，為什么當時經濟快速發展的歐洲仍會爆發內部革命？為什么全球化仍避免不了國家之間的戰爭？

簡單地說，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主要是由經濟層面的兩個“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當然不是革命和戰爭的起源，卻是革命和戰爭的社會基礎。

在歐洲各國內部，盡管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財富在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出現了大問題，一部分人富裕了，另一部分人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更加貧困了。這就是各國內部民粹主義的基礎，而民粹主義的崛起則為革命奠定了基礎。

同樣，歐洲的全球化為歐洲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一些國家變得極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變得更窮了。這就是各國間民族主義的基礎，而民族主義的崛起為國家間的戰爭奠定了社會基礎。

實際上，比較而言，今天的國際局面較之當時的歐洲似乎更為糟糕一些。當時的歐洲是先發生內部革命、后發生國家之間的戰爭，但當今世界似乎趨向于革命和戰爭互相交織的局面。

就外部戰爭而言，盡管還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如果把今天所有卷入各個區域沖突的國家包括在內，也可以算是“大戰”的規模了。只不過，現在的沖突和戰爭是局部的，彼此間沒有連接起來罷了。但即使是局部的區域沖突也對世界經濟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俄烏沖突已持續多年，目前戰場態勢仍然膠著，多方?；鹫勁邢萑虢┚帧１M管各方都說想結束這場沖突，但至今仍未看到停止的有效動作。在中東，包括巴以沖突在內的局部沖突把中東很多國家都卷入其中，盡管現在沖突暫時緩解了，但人們都清楚沖突會隨時再次發生，所不確定的是到底哪天再次發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沖突得到暫時的管控，但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沖突在經歷暫時的管控之后最近再次爆發。與此同時，全球其他地區的武裝沖突也在持續進行，包括緬甸、蘇丹、剛果（金）、埃塞俄比亞等等。

區域沖突頻發的根源在于劇烈的地緣政治變化。二戰以來，美國的利益深度嵌入各個區域，美國儼然成為各個區域秩序的一部分。現在，美國因為內部力不從心，特朗普進行大的戰略調整，即從全球性的全面卷入轉向“國內-周邊-后院”政策，而無論是美國的退出還是嵌入都會成為各個區域的沖突根源。一方面，美國想減少對一些區域的承諾甚至從一些區域退出來。一旦美國退出一個區域，該區域更有可能出現權力真空和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美國想嵌入的區域，即拉丁美洲地區，也出現了沖突狀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的嵌入無疑要改變原來的權力狀態，沖突必然到來。最近美國軍事轟炸委內瑞拉，特種部隊強行控制該國總統并帶離到美國審判便是典型的案例。

美國總統特朗普、國務卿魯比奧、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里夫與其他內閣成員于海湖莊園觀看“絕對決心行動”的執行影片（圖源：白宮官網）

就內部革命而言，盡管當今主要國家并沒有發生類似1848年革命那樣程度的事件，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只是革命的程度問題和革命的不同表達形式問題。

美國右翼活動家查理·柯克遇刺后，右翼陣營迅速以悼念與集會活動凝聚支持，將其塑造為“自由殉道者”，以此強化對“激進左翼”的對抗敘事。共和黨各州領導層繼續推動“強治安、反移民、反覺醒議程”，試圖以“法與秩序”框架穩固群眾基礎。與右翼相對，美國左翼在年輕族群與進步陣營中重新獲得動員勢能。圍繞巴以沖突、氣候政策與勞工權益，左翼政治人物及基層組織利用社交媒體與社會抗議雙軌并進，推動體制內改革。馬姆達尼等地方政客崛起、奧卡西奧-科泰茲（AOC）等進步派的長期動員，使“從街頭到體制”的政治路徑逐漸成形。左翼的一系列行動把“人權、平等、財政再分配”嵌入立法議程，并通過抗議與罷工持續施壓。

盡管美國政界和媒體竭力淡化刺殺案，但各種說辭并不能掩蓋美國社會內部嚴重的階級對立。實際上，美國社會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到了需要一場革命或者激進的改革才能緩解或者解決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美國的主張與做法，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柯克的刺殺案也引發了英國右翼的大規模游行。近代以來，英國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走在歐洲的前列，社會主義思想比較深入。但自20世紀80年代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施以來，英國每況愈下，前些年更是脫離歐盟。這次柯克刺殺案所引發的大游行很顯然表明英國的情況依然嚴峻。英國社會在反移民浪潮中陷入街頭暴力與輿論撕裂，政府高層與主流媒體在“言論自由”與“治安維護”之間分裂對立。右翼借民族認同和社會治理議題強化自身影響，傳統政治調節機制對極端情緒已難以約束。

歐洲的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等主要國家右派整體崛起。意大利和德國右派已經掌權，法國的中偏右政權處于不穩定狀態。這些國家的社會也有類似美國那樣的情況，相繼陷入社會動蕩與政治撕裂，呈現出從選舉對抗向社會全面分化擴展的趨勢。

在亞洲，日本政治則右傾化顯著，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黨首和日本首相，象征著保守民族主義與修憲議程的再次抬頭，其對外強硬立場已經一步一步地推高地區緊張局勢。尤其是高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論深刻地惡化著中日關系。

更需要重視的是，內部暴力沖突也發生在亞非部分國家。近年來，這些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局勢陡然升溫，并在近期達到小高潮。自2021年以來，社會抗議運動在多個亞非國家不斷爆發。2025年下半年以來，社會抗議爆發的頻率有所增加，組織規模增大，涉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國。其中，部分抗議運動推翻了現有政權。相較于以往，本輪亞非國家社會抗議運動呈現以“Z世代”為主導、借助社交媒體動員、缺乏嚴密組織但波及范圍廣、去意識形態化等新特征。

進入2026年以來，更多國家的社會局勢在快速惡化。伊朗因為經濟通脹導致了全國性大規模示威，在內外因素影響下，政權岌岌可危。委內瑞拉總統被美國強行帶離之后，大量的民眾不是譴責和抗議美國的侵略行為，反而加以慶祝。這和委內瑞拉這些年經濟惡化對廣大民眾造成的惡劣后果有關。

概括地說，貿易和全球化導致共同繁榮，但今天的貿易面臨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再者，貿易和全球化一旦消失，各國的經濟發展會變得更加困難，國際關系會變得更加緊張。這是一個誰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2025年12月29日，德黑蘭商販罷工，抗議貨幣貶值，通脹飆升（圖源：德國之聲）

02為什么在這樣的形勢下，

中國需要持續推進開放政策？

1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客觀需要

根據二十大四中全會精神和“十五五”規劃，中國到2035年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今后需要實現每年約至少5%的增長。如果這個目標實現，中國無疑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考量到中國經濟的基數已經非常龐大，要實現這個目標不容易，需要通過可持續的發展來實現。

2

開放賦能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是在全球化或者外循環狀態下成長起來的，尤其是大灣區和長三角這兩個區域。中國經濟已經深度嵌入世界經濟，中國和世界都不可能獨善其身。我們的發展依然需要繼續的全球化。沒有人會認為中國可以在封閉狀態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恰恰相反，我們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這也是中央政府的一貫政策。

3

國際貿易依然重要

傳統上人們所說的“三駕馬車”——投資、貿易和消費盡管不能像從前那樣的方式拉動經濟了，但依然重要。尤其是國際貿易，因為國際貿易關乎投資和消費。去年中國貿易順差超過一萬億美元，已經引起了各方的關切，其中不乏憂慮。關切和憂慮是有道理的。貿易順差表明出口多于進口。中國這些年出口加快是事實，因為中國在諸多領域尤其是“新三樣”具有絕對的優勢。問題在于進口減少，或者進口趕不上出口。這使得人們開始懷疑這個趨勢是否是可持續的。政府方面早就強調不以追求順差為目標。要改變這一趨勢，那么就要更大的開放政策。

4

大國國際責任

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開放政策本身便是最重要的國際公共品，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今天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問題的核心都是發展，發展本身與發展模式。開放促成發展，而封閉導致落后。

5

中國的國際地位

大國的地位是斗爭出來的，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當美國等一些國家施行“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就要以自己的力量繼續推動全球化。繼續全球化是中國成為最強大國家的必由之路。

海南自貿港重點園區，?？趶团d城互聯網信息產業園（圖源：新華社）

03中國的高水平開放政策

在新時代，國家層面的高水平開放政策，無論從理論上層面還是政策層面，都已經很全面和系統，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或者三個相關的層面。

1

包容性多邊主義

很多年來，我們國家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真正的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是開放包容的，針對的是所有成員國所面臨的問題的，并非針對任何其他國家。這和那種我們所說的“團團伙伙”式的多邊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團團伙伙”式的多邊主義是專門針對第三國的，是制造“敵人”的。

2

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制度性開放

經濟全球化需要各國都認可和接受的規則規制標準。在這方面，中國一方面繼續通過接軌國際先進規則規制標準，另一方面也已經從過去單純的規則接受者提升成為新規則制訂者。

3

自主的單邊開放

今天，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因為面臨種種經濟困難，一些國家開始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出現世界范圍內的逆全球化。如果這個趨勢不能逆轉，世界經濟形勢會更加惡化。我們國家是在上一波全球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我們深信全球化有利于各個國家的經濟成長，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良好運轉。在“十五五”期間，中國不但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變得封閉，恰恰相反，中國會加快推進自主的單邊開放。

04口岸經濟如何賦能國家開放政策？

今天，口岸經濟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傳統形態，指依托港口、陸路口岸或航空口岸來發展物流，流量經濟；二是現代形態，發展加工制造、貿易服務、金融、消費等產業集群。今天越來越多的口岸經濟都在努力實現從單純“通道流量”向“產業增值”的轉型。許多國家通過在港口、陸路口岸或航空口岸設立自由貿易區、特殊經濟區或港口集群，推動經濟增長、就業和貿易。

跨境口岸，過去只有“通道流量”（人流、物流、貨流的過境通行），只能形成傳統的“通道經濟”——依賴通關費、物流費等“過路經濟”，因此對本地經濟帶動有限?？诎督洕Ｊ绞菍鹘y的“通道經濟”升級，利用口岸流量優勢，發展本地的消費、貿易服務、物流樞紐等產業，實現流量就地轉化、產業鏈延伸和經濟增值。

傳統的通道經濟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即單純過境貿易容易受外部波動影響，本地就業和稅收貢獻小，難以形成可持續增長。不過，我們也不能輕視流量經濟，尤其對一個城市來說，新加坡和迪拜都是流量經濟。爭取流量并不容易，流量背后都是一個國家（因此是口岸）的營商環境和一系列制度安排。經驗地看，要爭取流量，就需要：1）口岸便利化；2）口岸的效率；3）口岸的安全。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最好的地理位置也難以吸引流量。

現代口岸經濟的潛力則更大。升級后的口岸經濟，可帶動就業、稅收、產業鏈集群，提升口岸從“末梢”到“樞紐”的地位。探索“口岸+樞紐+通道+平臺+產業”聯動模式。

中國口岸經濟盡管發展很快，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這里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

1

口岸通關體驗

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境內關依然與香港關有較大差距。案例：乘坐兩地牌車從香港入境深圳，通過香港海關時，人不必下車，人車同時過關，通過內地海關時，人必須下車，人車分離過關，行李也必須下車，體驗很差。

2

相關政策難產

原本設想的粵港澳大灣區游艇自由行帶動消費，但相關政策依然難產。港澳的私人游艇依然難以進入內地，我們的海關、海事、交通等部門依然對港澳游艇入境存在很多堵點和難點。

3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區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作為口岸經濟的典型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區也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河套創新區如果做得好，口岸可以從“通道”變“創新試驗田”。但目前看很多方面只是美好的設想，依然存在大量的堵點痛點，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一方面，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推進速度低于預期；另一方面，河套深圳園區的資金跨境等難題，雖有一定突破，但依然面臨內地嚴格的監管政策，距離香港真正的自由港仍有很大差距。盡管國家已經申請加入DEPA，但信息即使在“一國兩制”內部也沒有流通起來。盡管有些小切口的流通，但現存的流通渠道過小，已經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力。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區（圖源：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

這些難點、堵點都是在微觀層面的，不難解決。有關部門也已經注意到了，并且在努力解決和改進。當然，也有一些問題并非是大灣區本身所能解決的，是全國性問題，需要國家層面的統籌解決。例如，免簽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單邊開放最成功的領域，無論哪一方都是受惠者。但即使是免簽政策在執行層依然存在很多問題。當眾多的外國普通民眾能夠順利進入中國的時候，國家層面最需要的人才，例如學者和企業家卻面臨各種困難。盡管各國對不同類型的簽證有不同的要求，但如果學者和企業家的旅行簽證僅僅限于“旅游”（即不能在中國國內進行任何形式的其他活動，例如參加會議和商務活動），那么免簽政策對這個群體是毫無意義的。近年來，盡管有免簽政策，但對國家開放政策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國際會議（無論是學術會議還是商務會議）變得越來越困難。這要求我們在免簽政策領域進行更為精致的設計。

要改變現狀，就要進一步的改革和創新。就口岸經濟來說，可以通過改革口岸政策，設計高水平的開放口岸制度來實現。口岸可以借鑒發達口岸經濟體的成功經驗，例如新加坡和迪拜。

1

新加坡樟宜機場的口岸經濟模式

這種模式以機場為核心，將航空流量轉化為綜合經濟增值，通過發展非航空業務（如零售、娛樂、物流、商務會議），形成機場周邊商業集群和產業生態，實現從單純“通道經濟”向“目的地經濟”的轉型。這與新加坡整體自由港政策一脈相承，強調高效樞紐地位與高附加值服務融合。一是機場作為“城市中心”，樟宜機場不再僅是交通節點，而是獨立“目的地”。核心項目星耀樟宜于2019年開幕，集室內雨瀑（世界最高室內瀑布）、花園、零售、餐飲、酒店于一體，吸引旅客延長停留時間，甚至專程前來游玩。這將中轉流量轉化為消費增值。二是多元化收入結構，非航空收入占比高：包括零售特許經營、租金、停車、廣告等。三是產業集群與周邊聯動，機場周邊發展物流園區、商務區和工業集群，形成航空相關產業鏈（如航空維修、物流分撥）。

2

新加坡港口的口岸經濟模式

新加坡港作為全球最繁忙的轉口港之一，新加坡依托自由港政策和高效基礎設施，發展轉口貿易、煉油化工、船舶維修、金融服務和高端制造業。港口與裕廊工業區聯動，形成完整產業鏈。港口貢獻新加坡GDP約7%，帶動全國經濟從發展中國家躍升為高收入國家。自由港模式吸引全球物流巨頭，成為亞洲供應鏈樞紐。政策開放（低稅、無關稅壁壘）是其成功關鍵。新加坡口岸經濟成功的關鍵是高度開放的自由港政策、針對性稅收激勵、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政府主導的產業集群建設。這些政策從20世紀60年代末起步，逐步將新加坡從單純轉口港轉型為涵蓋物流、制造業、金融服務和高端再加工的綜合樞紐。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這里引用新加坡的例子，但新加坡并非特例。新加坡做得好，也是因為新加坡能夠學習和融合其他口岸經濟的最佳實踐。其他口岸經濟（例如日本、東京和迪拜）都有類似的經驗。

05大灣區“大有可為”“大有作為”

具體落實到大灣區，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大灣區的口岸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來說，都是如此。大灣區“大有可為”“大有作為”。

一是亞太正在成為世界經濟重心，而粵港澳大灣區又是亞太經濟的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體量已經超過美國的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相當。但要知道，東京灣區集中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今天中國經濟是日本經濟的四倍。

二是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期望。2025年年底，在全運會前，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廣東，強調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廣東的使命和責任，也是廣東的機遇。中央對深圳更是寄予“三區”的厚望，即經濟特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示范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直到今天，中央政府還在給予深圳各種特殊政策，例如最近的500億科技創新基金就落地深圳。深圳也是大灣區科創中心的中心城市。

三是借鑒其他口岸經濟經驗，大力發展跨境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是我國經濟的短板，在這方面國家具有巨大的逆差。生產性服務業美國最為發達。這次特朗普打貿易戰沒有計算服務業，而只是算了貨物貿易，如果把服務業計算在內，美國沒有那么大的貿易逆差。中國下一步的國際貿易的進步取決于服務貿易的發展。大灣區最有條件，因為香港前四大產業都是服務貿易，并且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

四是企業出海潮，繼續全球化不可避免。任何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必須國際化和全球化，歐美如此，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如此。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已經到了這一階段。因此，很容易理解，近年來中國經歷著一波企業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大灣區可以通過大力發展口岸經濟賦能企業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口岸經濟可以考量結合香港政策和內地的政策的融合，擴大口岸范圍，把口岸打造成為出海第一站。這既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所需，更是目前國際地緣政治斗爭所需。

五是APEC契機。更為重要的是，深圳要以APEC為契機，從前面所討論的三個層面的開放政策來提升口岸體系，實現躍遷。今天，國家的開放政策已成體系，但問題是宏觀層面的政策如何微觀落地。政策落地一直是個大問題。大灣區要大有作為，成為微觀落地的全國模范，形成可擴散、可復制的新規則、新規制、新管理和新標準。口岸經濟應當超越提供服務的“附屬”性質，其本身應當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高官會在廣東省深圳市舉行，會議現場播放《深圳之約》宣傳片（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獨思錄》

第02錄（總錄第93錄）

今天，口岸經濟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傳統形態，指依托港口、陸路口岸或航空口岸來發展物流，流量經濟；二是現代形態，發展加工制造、貿易服務、金融、消費等產業集群。今天越來越多的口岸經濟都在努力實現從單純“通道流量”向“產業增值”的轉型。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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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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