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最后七百天：婉容與溥儀，也曾是燈下寫信的少年

婉容這個名字，在中國近代史上繞不過去。她是末代皇后，是偽滿時期那個瘋癲的悲劇女子，是史料照片里那個眉眼漸次黯淡的薄命人。但我們今天不談那些，今天只談她一生中或許最接近“尋常”的一段——剛嫁給溥儀、還在紫禁城里當“皇后”的那兩年。

那兩年，從1922年冬到1924年秋，滿打滿算不到七百天。清朝早就亡了，可紫禁城的高墻里頭，還按著老黃歷過著日子。婉容就是在這個時候，從帽兒胡同的宅子，被抬進了宮。那年她十七，溥儀也十七。兩個半大孩子，就這么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場皇帝大婚的男女主角。

大婚的排場是照著舊例來的，納彩、大征、冊封、奉迎，一樣不少。可仔細一瞧，又透著幾分勉強和湊合。婉容進宮，沒走成只有大婚皇后才能走一次的大清門，連午門也沒走，是從東華門進去的。這門庭的差異，早就暗示了她這“皇后”名分的底色：不過是小朝廷的自娛自樂，是前朝遺留下的一抹淡影。

宮里給這對新人安排的住處也很有意思。婉容住進了儲秀宮，那是當年慈禧還是蘭貴人時住過的地方；淑妃文繡住在重華宮；而溥儀呢，大半時間仍獨自睡在他的養心殿。這居住格局，從一開始就擺明了這樁婚姻的不正常。

但高墻關不住少年心性。溥儀和婉容，骨子里都不是安分守舊的主兒。溥儀自打英國師傅莊士敦進宮，眼界開了，心思也活了；婉容更是在天津的教會學校讀過書，英文講得，自行車騎得，西餐也吃得。這兩個被中西文化同時浸潤著的年輕人，在暮氣沉沉的宮殿里，倒意外地找到了些許共同語言。

于是，宮里便出現了一些“不成體統”的景象。皇帝和皇后會一起騎自行車，在偌大的宮院里穿行；婉容手把手地教溥儀用刀叉，吃那一套繁瑣的西餐；他們會找各種由頭，比如“探望祖母病情”，溜出宮去，跑到景山上登高望遠，甚至去醇親王府串門子。把那些遺老大臣和宮里師傅急得夠嗆，覺得這簡直有違祖制。可誰又能真管得住兩個十七八歲的“主子”呢？

更透著幾分天真與親昵的，是他們之間的通信。明明日日相見，兩人卻熱衷于用英文寫小紙條。溥儀給自己起名Henry，給婉容起名Elizabeth——和當時的英國女王同名，這點小心思，頗值得玩味。在這些留存下來的漂亮卡片上，婉容稱呼溥儀“my dear emperor”，有時干脆就是“my Henry”，落款則是“your loving, Elizabeth”。偶爾鬧點小別扭，還會撒嬌似的寫成“your hate, Elizabeth”。薄儀也會用白話文寫些“摩登”的小詩，什么“燈閃著，風吹著，蟋蟀叫著”，描繪的大概是宮中某個靜謐夜晚，那個對著月亮鞠躬的“她”。

這些文字，濾去了歷史的沉重與后來的不堪，只剩下兩個少年人之間簡單而新鮮的互動。那不像帝后，倒像是一對同學，或是一起探索新鮮世界的玩伴。

說起這段，總免不了要提文繡。一后一妃，這配置本身就給后來的“宮斗”敘事提供了土壤。許多故事里，婉容都被描繪成驕橫善妒，排擠文繡的“正宮”。但若翻看那兩年她們彼此留下的信件詩文，看到的卻可能是另一番光景。

婉容給文繡寫詩：“明明月，上東墻，淑妃獨坐在空房。嬌弱飛燕常自舞，窈窕金蓮世無雙。”這詩常被拿來佐證婉容的刻薄，嘲笑文繡獨守空房。可別忘了，那時婉容自己，又何嘗不是“獨坐空房”？這更像是一種同病相憐下的苦中作樂，是小姐妹間帶點促狹的玩笑。她們甚至各自起了號，婉容叫“植蓮”，文繡叫“愛蓮”，以蓮互稱，倒有幾分文人雅趣。

那些留存下來的便箋，更能見其真性情。有一回，婉容給文繡寫了個短箋：“愛蓮女士吉祥，愛蓮女士彈琴彈得好，愛蓮女士唱得好，愛蓮女士的嬌病好點了？愛蓮女士進藥了嗎？愛蓮女士進的好，拉的香。”這哪是皇后對妃子的口吻？分明是兩個深宮少女百無聊賴時，互相打趣、排遣寂寞的文字游戲。還有信里，婉容會為一點小誤會向文繡認真道歉，落款是“請罪人植蓮啟”。字里行間，是小心，是委屈，是怕對方不高興，哪里擺得出“正宮娘娘”的架子。

當然，寂寞是真寂寞。再多的新奇玩意兒，也填不滿深宮日子的空洞。婉容在詩中寫：“明月何凄凄，照我絲竹居。問君何所思？……無人憐我對月凄。”文繡也寫苑中鹿，嘆它“不得其自由”，猶如獄中犯人。三個年輕人，被圈在這華麗的牢籠里，分享著同樣的苦悶。他們的關系，在那樣一個特殊密閉的環境里，混雜了夫妻（雖無實）、同伴、玩伴、乃至“難友”的復雜情誼，遠非簡單的恩愛或爭斗可以概括。

那兩年，宮里偶爾也有熱鬧。婉容過生日，在漱芳齋唱戲；逢年節，也會設宴、辦舞會，請些外國賓客。梅蘭芳和楊小樓還被請進來，唱了一出《霸王別姬》。當時就有人覺得不吉利，后來溥儀被趕出宮，果然還有人把這舊事重提，說戲碼不祥。歷史的后見之明，總喜歡給尋常細節賦予宿命的色彩。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的軍隊來了。宮里頭亂成一團。溥儀托著腮不說話，文繡覺得搬出去也好，省得害怕。只有婉容，態度激烈地喊著不搬。可她一個人的不情愿，擋不住時代的車輪。當天下午，溥儀就交出了皇帝的玉璽，帶著婉容、文繡和一眾家眷，離開了紫禁城。他們的“小朝廷”歲月，連同那七百天里少年夫妻間說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情誼，就此戛然而止。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天津，東北，偽滿，冷落，背叛，瘋癲，死亡。婉容一步步走向那個歷史定格了的悲劇結局。溥儀也在他的自述里，對過往有諸多復雜的追悔。

但當我們回望紫禁城里的那兩年，看到的婉容，或許是最接近本真的婉容——一個聰明、活潑、受過新式教育、會開玩笑也會寫錯別字的少女；看到的溥儀，也不是后來那個扭曲的傀儡，而是一個同樣迷茫、試圖在陳腐環境中尋找一點新鮮的少年。他們的關系，在那座即將成為博物館的宮殿里，有過一段短暫而奇特的“正常”時光，那里面有關切，有共同語言，有一起對抗無聊的努力，也有深宮制度下無可避免的疏離與寂寞。

歷史的大敘述總是冰冷而堅硬的，但縫隙里漏出的這些個人化的細節，卻讓我們看到，再傳奇的人物，也曾有過普通的悲喜。只是時代沒給他們機會，讓這普通延續下去。那七百天，于是成了婉容人生中一段倉促的、被重重宮墻圍起來的“從前”，光亮微弱，卻真實存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