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輝：我長期批評華為，華為反而邀請，于東來為何堅持要起訴？

多家媒體特約評論員、經濟學家宋清輝稱，他曾在多個場合對華為治理結構、戰略選擇及行業影響等方面提出過強烈質疑，言辭并不溫和。但華為方面并未選擇訴諸法律，而是通過溝通、交流、對話等方式，表達不同看法。這種做法，并不意味著其認同宋清輝的所有觀點，卻體現了一種對多元意見的包容態度，也體現了一家中國頂尖科技企業對自身實力的高度自信。

宋清輝 多家媒體特約評論員、著名經濟學家

2026年1月12日，17時24分，我依法收到許昌市魏都區人民法院送達的相關訴訟材料。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產業與企業研究的獨立學者，我對法律程序本身保持應有的尊重，也理解企業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權利。但在這一節點，我認為有必要從一個學者與公共評論者的第一視角，冷靜、理性地談一談企業面對批評時的不同選擇，以及這種選擇對輿論生態和市場環境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

長期以來，我對多家企業發表過批評性意見，其中不乏華為、小米、比亞迪等國內外頭部企業。我的立場始終明確：批評并非針對個人，更不是情緒化攻擊，而是基于公開信息、行業邏輯和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專業判斷。批評的目的，不是“唱衰”企業，而是推動討論、促進反思，幫助市場更充分地認識風險與問題。

在這一過程中，不同企業的回應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華為為例，我曾在多個場合對其治理結構、戰略選擇及行業影響提出過強烈質疑，言辭并不溫和。但華為方面并未選擇訴諸法律，而是通過溝通、交流、甚至邀請我對話的方式，表達不同看法。這種做法，并不意味著其認同我的所有觀點，卻體現了一種對多元意見的包容態度，也體現了一家大型企業對自身實力的高度自信。

正是在這種對比之下，當我面對訴訟時，社會輿論所關注的，早已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得失，而是一個更具普遍性的現實問題：當企業面對批評時，是選擇開放討論，還是優先動用法律工具？兩種路徑的社會效果，顯然并不相同。

我始終認為，依法維權本身并沒有原罪。若存在惡意造謠、捏造事實、嚴重損害企業正常經營的行為，企業采取法律手段完全正當。但需要警惕的是，當法律被頻繁用于回應專業批評、價值判斷或公共討論時，其客觀效果可能超出個案范圍，演變為一種對言論的“震懾”。

這種震懾，并不一定體現在判決結果上，而更多體現在過程本身。訴訟成本、時間成本、心理壓力，以及潛在的高額索賠預期，足以讓許多學者、自媒體和普通消費者在發聲前反復權衡，最終選擇沉默。這正是典型的寒蟬效應：不是因為觀點錯誤而不說，而是因為“風險太高”而不敢說。

從我個人的立場出發，我并不主張輿論無邊界，也從不否認言論應當承擔相應責任。但責任的前提，應當是事實層面的嚴重失實或明確惡意，而不是對企業不利的判斷本身。如果理性批評和專業分析被不斷推向司法場域，公共討論空間必然收縮，市場的信息反饋機制也將隨之弱化。

從企業家胸懷的角度看，真正成熟的企業，往往能夠區分“敵意攻擊”與“建設性質疑”。商業社會的進步，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種張力：有人提出問題，有人回應問題，有人解決問題。若企業習慣于用“勝訴”來替代“改進”，短期或許可以降低輿論壓力，但長期來看，可能錯失自我修正的重要機會。

我并不否認，企業在輿論場中也可能受到不公正對待，甚至遭遇流量驅動下的極端化表達。但正因如此，更需要理性、克制和制度化的回應方式，而不是讓法律成為情緒化博弈的工具。法律的威嚴，恰恰在于其最后防線的屬性，而非日常化使用。

作為一名經濟學者，我參與公共討論的初衷始終未變：希望通過專業視角，推動更透明、更理性的市場環境。支持我繼續發聲的人，并非因為我“一直正確”，而是因為社會需要不同聲音的存在。一個只剩下贊美和沉默的商業環境，對企業、對消費者、對行業本身，都并非好事。

因此，圍繞這一事件，我更希望看到的不是簡單的站隊或情緒對立，而是一次關于企業責任、言論邊界與法治精神的公共反思。企業依法維權與社會容納批評，并非不可兼得。關鍵在于，是否有足夠的胸懷與智慧，在法律與輿論之間找到真正的平衡點。

對我而言，面對訴訟，我將依法應對；對社會而言，更重要的是守住一個底線：讓專業批評仍然可以被聽見，讓不同意見不至于因恐懼而消失。唯有如此，市場經濟的活力與社會的理性，才能真正得以延續。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中國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