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來了，把“學外語的”工作都給干沒了嗎？

記者/楊寶璐

編輯/宋建華

石陽在做翻譯工作

沒有什么能夠阻擋，AI在各個專業正在“大殺四方”。2023年，以ChatGPT為代表的AI技術大爆發，并開始滲透到多個領域。這其中，AI大語言模型功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語言服務行業。據《2025中國翻譯行業發展報告》顯示，2024年中國翻譯行業總產值708億元，其中，九成以上翻譯企業有意布局人工智能技術，44.5%的企業已經采取行動，布局人工智能技術版塊，46.4%的企業準備在工作中融入人工智能技術。

在普通人看來，外語專業似乎成了AI沖擊下第一波“最慘”的專業之一。畢竟在2025年，連全球三大高翻院校之一的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也宣布逐漸停止研究生項目招生。然而處在風暴中心的譯者們，卻并不覺得“末日已經到來”，AI幫他們“解決了90%的基礎工作”，但仍無法替代人去完成剩下10%的難點——AI難以企及的文化洞察、邏輯校驗與專業適配。

這不僅是效率之爭，更是關于溝通本質的回歸——在技術洪流中，AI是提升效率的利器，但人與人的彼此理解與聯結，依然是跨越語言障礙的基石。

快的，慢的

30秒。這是排球比賽中，留給教練叫停比賽，給上場隊員調整戰術的時間。

每到這個時候，龐新杰的五感靈敏程度一下子就會被調動起來。球場人聲嘈雜，耳朵必須精準抓住外籍教練的每一個單詞，在大腦中飛快翻譯成為中文，再傳達給隊員。

“AI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來不及調適。”龐新杰笑稱。每到這時，他就像跟教練在“搶話”，常常是教練話音還沒落，他已經開口，兩人聲音疊著聲音，又快又沖。饒是如此，30秒內也不過只能說五六個短句。

2024年起，龐新杰開始擔任中國男排國家隊的翻譯。每年，他要陪伴球隊走過四月到九十月的整個賽季。主教練維塔爾·海寧來自比利時，龐新杰需要陪同他進行日常訓練、臨場指導，以及比賽結束后的技術會議。

在龐新杰看來，AI翻譯在體育英語應用場景中的輔助作用，并沒有想象得那么便利。“因為AI對于排球術語和語境并不熟悉。”

在翻譯中，“熟詞僻義”是個比較大的難題，比如，排球術語有個詞叫做first tempo，如果將這個詞丟給AI處理，AI可能會將其翻譯為“第一速度”或“第一節奏”，但在排球比賽語境下，這個詞應該被譯為“快攻”。

體育比賽節奏快，容錯率低，沒有充足的時間留給AI去辨別這是“節奏”還是“快攻”的語境，只能倚重專業翻譯人員長期訓練的肌肉反應，以及對于語境的判斷。

“相較于輔助筆譯，AI對于專業的口譯輔助提升作用比較有限。”高級翻譯石陽告訴深一度，目前，他能使用AI的場景，主要集中在譯前準備階段。

口譯者接到翻譯任務后，首先要閱讀大量資料、熟悉材料。但有時準備時間緊張，AI強大的搜索能力和基礎翻譯能力就派上了用場。2025年9月，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愛德華·莫索爾前去成都的中學進行演講，當時，石陽擔任翻譯，但主辦方并沒有給他提供任何資料。莫索爾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神經醫學，這在翻譯行業，是最難的幾座“大山”之一，石陽只能通過AI去搜集愛德華·莫索爾的相關資料，并列出中英文對照，進行準備。

“AI最大的用處，就是它能找到一些非常小眾，但卻精準的資料。”石陽解釋，那幾天，他反反復復地觀看愛德華·莫索爾在國外高校的演講視頻，熟悉醫學詞匯與演講的主題背景，“結果他在成都的中學來演講的內容，很多就是我準備到的。”石陽說。

而AI應用在筆譯中，效率提升可稱驚艷。程妍還記得，自己接的第一個翻譯業務，是幫一位老師翻譯專著。整部專著有十多萬字，她每天翻譯一章，先用AI翻譯，再人工進行逐字校正，每天花費四小時左右，整本書翻譯下來，只用了十多天。相比較之下，純人工翻譯，一天大約只能譯3000到5000詞，翻譯同等體量的專著，至少要一個月。

但這并不意味著翻譯工作的結束，“我的老師曾講過，就是因為AI翻譯的效率會提高，越是這時候，越不能放松人對于AI翻譯內容的檢校。”程妍說。

龐新杰在比賽中擔任主教練翻譯

能干的，不能干的

中國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研究所副所長戴嘉佳告訴深一度，AI在“效率提升”上的價值很明顯，能替代大量重復性、機械性的工作，但局限性也很突出。在她所任教的英語+法律專業，AI對法律術語表達的精準性不足，常混淆近似法律概念，“如‘定金’與‘訂金’、‘侵權’與‘違約’的英文對應表達。”戴嘉佳解釋，“這都需要人工逐一核驗。”

翻譯追求“信、達、雅”，在采訪中，多位專業翻譯均表示，目前市面上常用的AI工具，在經過一定的訓練后，在“信”和“達”方面基本可以達標，但要做到“雅”，AI還缺一點“人味兒”。

何以“雅”？程妍解釋，那位老師還在專著中寫了一些中文詩詞，因此希望在翻譯時，英文也能譯為押韻格式；中文詩詞字數基本相同，他希望翻譯成英文也能基本相同。

“這（詩詞翻譯）本身就是外語專業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程妍解釋，AI翻譯雖然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對于譯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在AI的翻譯基礎上進行修改，給出一個貼合預期的版本。

“很多AI工具的確可以取代大部分日常翻譯工作，準確度很高，人工更多是檢查核校，做最后難度最大的10%的工作。這也對譯者的職業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做法語翻譯的何強說。

何強解釋，在口譯過程中，“場景判斷”是非常重要的，譯者需要察言觀色，去感知雙方的情緒和狀態。“比如當雙方都很生氣時，有可能會用一些不太好的、程度比較深的詞匯，倘若AI直接翻譯出來，就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沖突。”他說，這時，人工譯者就會將雙方的表述轉換成更為委婉的表達，當跨文化交流存在誤解時，人工譯者也要及時解釋，消弭誤解。

何強觀察到，自己加過的幾個翻譯兼職群，如今對于譯者的要求變高了許多。在2020年以前，翻譯市場需求量大，學生兼職翻譯的水平可能只需要專四、專八，但現在有時需要達到歐洲語言標準的C1、C2級別，“類似于雅思7.5到8.5的水平。”

而2023年之后，他明顯感覺到翻譯市場需求量減少。他有一些朋友就職于法國企業，以前會去法國出差，現在更多的跨國溝通變成了線上會議，而線上會議的實時翻譯，可以解決基礎的溝通問題。

“AI大規模應用后，法律譯者的專業素養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聚焦化、高階化了。”戴嘉佳說。在AI應用前，譯者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在術語檢索、文本梳理等基礎工作上，核心素養更偏向全面的語言與法律知識儲備。但在AI大規模應用后，基礎的語言轉換工作被部分替代，對譯者的核心要求轉向了“AI無法替代的高階能力”。

“一是法律術語的深度適配能力，不再是簡單的術語對應，而是要能判斷AI生成術語的準確性，結合具體法律場景選擇最精準的表述；二是文本邏輯的穿透解讀能力，需要譯者快速識別AI翻譯中的邏輯偏差，尤其是復雜法律文本中隱藏的法律關系、權利義務邊界，這要求譯者不僅懂語言，更要具備深厚的法律實務認知；三是譯后編輯的精準優化能力，要能高效修正AI譯文的錯誤，同時保持法律文本的嚴謹性、規范性，這對譯者的細節把控和專業敏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戴嘉佳說。

何強在翻譯現場

貴的，便宜的

根據麥可思研究院《2025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2024屆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本科畢業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為?5839元?，低于全國本科平均水平?6199元，而近十年該專業的初始薪資增長水平，也慢于全國平均薪資水平。

這或許與之前外語類專業設置過多有關。據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2014年統計，2013年國際經濟與貿易、英語、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等十個專業的普通高校本科專業的畢業生規模最大，其中英語、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會計學和藝術設計專業的畢業生都超過10萬人。2016年，英語專業更在高考搜索熱度中高居第二。

而在經歷了又一個十年的發展之后，2024年，我國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招生高校共有981所，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計劃招生近20萬人。據新東方網站統計，截至2024年12月，英語專業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已超過10萬人，在全國1308所本科高校中，逾四分之三（984所）開設英語專業，數量位居所有專業之首。

“就拿我所學的波蘭語專業來說，我覺得是不是這個專業有點開得太多了。”提到這個問題，現已定居波蘭的外語專業學生寧月說，在她剛剛進入大學的2016年，國內開設波蘭語專業的大學并不多，但僅在一年之后，波蘭語專業擴張，截至2025年，已有15家高校開設了波蘭語專業。

寧月讀本科時，班上只有20個同學，大家就業的主要方向是考部委、考公務員、去有波蘭業務的公司、去國際廣播電臺等需要外語專業的媒體，以及繼續去高校當波蘭語老師。“他們完成學業之后，不一定會真正能用波蘭語去對口就業。或者說，他們找不到只用波蘭語這個專業就能做的工作崗位。”寧月告訴深一度，她觀察到波蘭所需要的中波外貿翻譯崗位也并不太多，且業務相對傳統。“帶個團，或者是大型的展會，比如說有中國的商家過來，廠家需要在本地找人翻譯。”

戴嘉佳認為，外語翻譯專業的就業情況，既受到市場供給關系變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AI的沖擊。

“從市場端來看，外語專業就業市場并非整體萎縮，而是呈現結構性分化。”戴嘉佳解釋，在她看來，普通純筆譯崗位確實有所收縮，但從她所任教的法律外語需求量來看，服務國家涉外法治建設、全球治理的高端法律翻譯崗位需求反而穩中有升。

“AI主要替代的是低難度、重復性的基礎翻譯工作，這直接影響了依賴基礎技能的畢業生就業，但對具備‘外語+法律+戰略傳播’復合能力、掌握AI工具應用的高端人才而言，沖擊有限。”戴嘉佳說。

李慧做在線雅思輔導已經有四年了，在她看來，外語培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AI的沖擊。

“網上說的留學生回國三件套：教英語、修改申請文書、做留學顧問，我都干過。”李慧說。她本科階段和碩士留學階段分別學英語和英語文學專業，畢業后在社交媒體上做雅思1對1陪練。

“很多學生在社交平臺上找老師，主要是為了獲得資料、當期口語題庫模板和寫作模板，然后找AI練。”李慧介紹。“現在外語培訓太卷了，一個人找老師，立馬就有好幾個老師主動來問你。”李慧說。去年有段時間，她發現找她咨詢1對1的學生變少了，于是就私下打聽其他老師的價格，“有一個人跟我說，聽說讀寫四門包過7，報價只要899，這可信嗎？”

但這個價格換成AI老師，真的可信。AI口語陪練軟件的會員，每月只百元左右，可以從用詞、發音、語法等多維度打分，且可不限次數練習；AI寫作軟件甚至可以從文章主題、句式、段落和詞匯等不同方面打分，每次只要十多塊。

“真上了考場，學生得分跟AI給出的分差距不會太大。”李慧評價。但她強調，AI軟件對于學生的基礎有一定的要求，“至少你得看得懂批改，知道下次怎么寫不會錯。”而對于分數要求比較高的學生而言，她還是建議跟著真人老師學。

筆譯市場和單價也因AI的擠壓而越發擁擠。據《2024中國網絡文學出海趨勢報告》顯示，2024閱文旗下海外門戶起點國際新增出海AI翻譯作品超2000部，同比增長了20倍。其中，網文暢銷榜排名前一百的作品中，AI翻譯作品占42%。

中國出口的豎屏短劇的大規模出海，也離不開AI翻譯的加持。2025年，寧月也陸續接了一些短劇翻譯的兼職。“AI翻譯得已經很好了，我只需要去做校正，看看AI翻譯有沒有漏翻和不妥當的地方。”寧月說。

AI翻譯多是詞對詞的直譯，有時比較生硬。寧月介紹，比如在波蘭語中，既有像中文中的“您”這樣的尊稱，也有像“你”這樣的平輩稱呼，但AI翻譯并不能很準確地將這些詞翻譯出來，這就需要譯者手動修改。

另外，翻譯公司要求將劇中人物名字本土化，即便是中國古裝短劇的“古言古語”，也要翻譯成接地氣的波蘭語表達。但AI做不到把王二哥翻譯成馬修，把翠蘭翻譯成茱莉亞。寧月在翻譯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給劇中人物起一個波蘭名字，并做到全劇統一。

“短劇一集一分鐘多，如果是比較難的劇，比如中國古裝劇，校對一集需要5到8分鐘，但像比較簡單的現代劇，5分鐘以內就能完成。”寧月說。但效率提高的同時伴隨著收入的降低，寧月稱，在AI翻譯之前，每翻譯一集的酬勞大概有十幾塊，但使用AI翻譯之后，人工校譯的價格被打到了每集六塊人民幣。

李慧向一位老師詢價，馬上有其他同行私信她進行推銷

何以“外語+”

為了配合市場需求的變化，近年來，國內高校對于外語專業的調整頗多。包括華東師范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河南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西南交通大學等多所知名高校，紛紛撤招或停招外語類本科專業，而其他仍在招生的學校，多調整了課程與培養方案，以“外語+”的方式培養復合型人才。

“對于外語專業的學生而言，語言學習是基礎，不同學校的特色課程都是在語言學習之外增加的。”龐新杰說。他本科時就讀于北京體育大學俄語專業，在低年級階段，課程包括基礎俄語、俄語視聽說、俄語實用語法等，到了大三，則要學習高級俄語，還在視聽說和語法之外，增設了寫作、閱讀、文學史和翻譯等課程。

深一度在采訪中了解到，大部分高校的外語院系，在本科階段均以“聽說讀寫”的基礎學習為主，近年來，為了提升外語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不少學校在大三階段或更高年級，增設如傳媒、法律、金融等“英語+”方向，供學生選修或輔修雙學位。

以戴嘉佳所就職的學院為例，學院對于學生的核心能力培養主要聚焦在三點：一是法律文本的精準解讀與轉換能力；二是跨境法律文化與實務認知能力，理解不同法系的制度差異對文本表達的影響；三是法律場景的語言應用能力，助力學生具備較強跨文化交流能力。

“筆譯方向需達到術語零差錯、邏輯無偏差、格式合規范，能獨立完成合同、章程、仲裁文書等常見法律文本的翻譯，譯文符合法律實務要求；口譯方向則需在滿足筆譯核心要求的基礎上，同時具備快速術語檢索、臨場糾錯和跨文化適配的能力。”戴嘉佳介紹。

在這個課程體系之下，學院設置了“法學+翻譯”雙學士學位項目，符合學位授予規定的學生可獲兩個學士學位證書，且均能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在戴嘉佳看來，就如同互聯網時代的降臨引起的一系列變革一樣，AI時代的降臨，也會給語言服務市場帶來一定的結構調整。法律翻譯涉及的法律權利義務的傳遞，承載著法治規則的跨文化傳播使命，一旦出現錯誤可能引發法律風險，甚至影響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這就要求譯者不僅懂語言，更要懂法律。

“能準確解讀法律文本的內涵、理解不同法域的制度差異、把握法律術語的精準適配，同時具備向國際社會闡釋中國法治的傳播能力。”戴嘉佳解釋，這種“語言能力+法律專業素養+戰略傳播意識”的復合能力，是AI和普通譯者都無法替代的。從就業市場來看，跨境法律服務機構、國際仲裁機構、涉外企業法務部門，尤其是參與全球治理的國際組織、推動中國法“走出去”的實務部門，對這類復合人才的需求一直很穩定，尤其是具備法律同傳能力的高端人才，缺口依然很大。

在戴嘉佳看來，更值得關注的是外部輿論誤導，“不少人認為‘AI可替代所有翻譯’，既降低了行業社會認同，也讓部分學生產生專業焦慮，甚至盲目放棄核心能力修煉，反而加劇了就業困境。”

機械的，真實的

何強還記得，自己在本科準備法語翻譯考試的時候，深深有種“很努力，但被AI打敗”的感覺。“我背了很多詞匯表達方式——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倡議’等等，但是翻譯出來的文章，遠遠低于AI翻譯的準確性。”

他很挫敗。“我就會想，我為什么還要去準備這種考試？”

然而隨著他的法語越來越流暢，跟AI的較勁也隨之煙消云散，“如果僅僅把語言作為翻譯的工具，意義是有限的。對于個人而言，語言更多是對于思維和世界觀的塑造。”何強告訴深一度，由于法國人平時多喜歡看電視辯論節目，因此作為學法語的學生，他們也會去看電視辯論節目，去了解法國人如何思考，如何寫論文。

AI很難理解真人在面對另一種文化碰撞時的興奮感，程妍在出國后，一般會先嘗試用英語與對方溝通，如果對方無法用英語溝通，她才會選擇使用AI工具。“我覺得面對面正常交流溝通，是比通過機器溝通更好的交流方式。”

在她看來，即便在生活場景中，AI的使用也不是次次都“靈”的，而是需要在萬事都順利、對方有時間也有耐心的情況下，才可以發揮出實際作用。之前，她在俄羅斯打到黑車，對方收費很高，于是程妍就跟司機去討價還價，那一次，她用了AI工具去溝通，效果就很不好。

“在一個陌生的國家，人生地不熟的，對方的目的就是要多收費，他根本就不想跟你溝通。在這種情況下使用AI也沒什么用。”

何強也不喜歡在日常交流中使用AI，他還學過西班牙語，讀研期間去墨西哥交換了半年。“其實我的西語沒那么好，但是當地人愿意鼓勵我，讓我慢慢說。”他寧愿磕磕巴巴絞盡腦汁地去想一個自己會說的表達方式，也不愿直接使用AI溝通。“在墨西哥的半年，我的西班牙語水平突飛猛進，可能我永遠都沒法達到像使用母語一樣使用西班牙語，但不需要借助任何翻譯工具去跟外國人交流時，你能感受到文化交流帶來的那種直觀而微妙的樂趣。”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樂趣呢？何強還記得，在自己剛學習法語一年之后，他第一次踏上了法國的土地。站在人來人往的火車站，廣播傳來“某某站臺的某某號列車，將要在幾點去往哪個地方”的通知聲。

“那種感覺非常夢幻。”何強說。一瞬間，時空流轉，仿佛回到法語專業課的課堂上，打開書本，耳機里傳來基礎數字聽力練習的報數。

那是他敲開另一重文明之門的叩門聲。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何強、程妍、寧月、李慧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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