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旺：古代史研究所經濟史學科的發展與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古代經濟史研究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大體經歷了建所初期的初步發展期、改革開放后至2000年的繁榮期、21世紀初年的蕭條期和2020年以來的新發展時期。新時代如何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實現破局，從而推動古代經濟史學科的發展和自主體系的構建，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一

1954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一所、二所雖然沒有經濟史學科的專業設置，但所內研究人員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積極參與重大理論問題討論，在古代經濟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20世紀50年代，史學界發起了所謂“五朵金花”的討論，其中“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均與社會經濟形態有關。

一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學界圍繞經典著作中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不同形態與古代東方社會的特點，區分奴隸制和封建制的標準，以及封建社會形成的條件和途徑等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林甘泉梳理了當時學界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總結出有“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和“魏晉封建論”三種不同意見（江泉：《關于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的討論》，《人民日報》1956年7月4日）。其中郭沫若提出的“戰國封建論”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為《中國史稿》的編寫奠定了理論基礎。林甘泉贊成戰國封建論，強調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的兩種類型（《封建社會一定要從領主制開始嗎？——關于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普遍規律的商榷》，《歷史研究》1962年第2期）。侯外廬則主張秦漢封建論（《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55 年，《關于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設》1959年第4期）。楊向奎贊成西周封建論（《中國古代社會和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冊1962年，下冊1964年》。

二是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侯外廬仔細辨析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認知，梳理了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及其原因（《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發展規律商兌之一》，《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楊向奎認為春秋以后是封建地主階級所有制（《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問題》，《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林甘泉分析了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具體途徑（《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賀昌群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相繼完成了《論兩漢土地占有形態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制與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對漢唐時期的土地所有制作了系統的探討。

三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傅衣凌時為歷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傅衣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持續關注明清時期的商人、市民經濟和農村社會經濟等問題，強調從中國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通過考察資本主義萌芽在手工業、農業和對外貿易中的表現，探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清農村社會經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基于歷史研究所與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輯的“清乾隆朝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劉永成、劉重日等探討了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參見劉永成《清代前期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五朵金花”討論是分析經典著作中的相關論述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適用性，從而難免落入教條主義的窠臼。歷史所專家學者已意識到這一問題，開始呼吁求真務實地開展古代經濟史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員較少，且未形成合力，研究成果呈散點狀分布，研究范圍涉及貨幣、軍屯、賦役、客戶、鹽務等領域。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與發展》（科學出版社，1957年）結合考古發現，梳理了中國古代貨幣的發展，他還探討了明代軍屯制度及王府莊田（《明代的軍屯》，中華書局，1965年；《明代的王府莊田》，《歷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64年）等。相關成果還有孫毓棠對秦漢紡織業和北宋賦役制度的考察（《戰國秦漢時代的紡織業》《孫毓棠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95年；《關于北宋賦役制度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64年第2期）、張澤咸對唐代客戶、陳高華對元代鹽政的研究（《唐代的客戶》《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歷史論叢》第1輯）。

二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經濟史學被作為新時期歷史學的突破口，逐漸受到重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歷史研究所經濟史學科逐漸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社會經濟史”為特色的學科體系，通過施行有組織的科研，涌現出一大批研究人員和有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研究時限遍及中國古代史的各個斷代，古代經濟史研究進入繁榮期。

這一時期經濟史學科發展主要體現在經濟史研究組與徽學研究中心的設立，經濟史料的編纂與研究，經濟史研究項目的規劃與有組織科研，經濟史論著的繁榮。歷史研究所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國內經濟史研究的重鎮。

一是經濟史研究組與徽學研究中心的設立。1980年，歷史研究所為加強古代經濟史研究，設立了經濟史研究組，由孫毓棠、劉永成負責。據不完全統計，經濟史研究組除兩位先生外，還有張澤咸、郭正忠、陳柯云、張雪慧等。經濟史研究組成立后，所從事的學術活動均以“社會經濟史”名義開展，先后編定了《中國社會經濟史論著目錄》（齊魯書社，1988年）和《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諸問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者收錄了1900年至1984年上半年國內（含港臺）發表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著目錄近二萬條，主要由陳柯云、張雪慧完成。后者為1983年10月由歷史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起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的結集，論文集就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社會經濟結構、財政體制、經濟統計資料等進行了研究，主要由郭正忠編選。后因部分成員退休，或研究方向轉移，經濟史研究組撤銷。

歷史研究所徽學研究的成就最初主要是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劉重日、劉永成等發起倡議，呼吁加強徽州文書研究，成立了“徽州文契整理組”，不久陳柯云、張雪慧轉而參與整理徽州文書。劉永成1988年申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徽州文書整理與研究”。《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宋元明三代徽州田土買賣文契輯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收錄了歷史研究所藏宋元明三代徽州田土買賣文契。《徽州千年契約文書》（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選取了歷史研究所所藏南宋至民國的七百余年間的2820件文書、簿冊90部，分為“宋元明編”“清民國編”出版，在海內外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周紹泉、欒成顯、阿風等相繼利用徽州文書，撰成系列社會經濟史論文，特別是欒成顯所著《明代黃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徽州魚鱗圖冊研究》（黃山書社，2025年）是重要的經濟史論著。張雪慧《民族社會經濟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收錄了作者1980年代以來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及其與中原地區關系史的文章，推進了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

二是經濟史料的編纂與研究。歷史研究所歷來重視史料的編纂，為此曾設立史料編纂組。為促進經濟史研究的發展，歷史研究所先后編定《中國社會經濟史資料》兩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993年），強調社會經濟史研究是整個歷史科學研究的基礎，而搜集、整理經濟史資料又是發展該項研究，并有助于當代建設事業的基礎性工作。這兩輯收錄了謝桂華、周年昌《秦漢物價資料輯錄》，陳高華《元代鈔法資料輯錄（上、下）》，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漕賦資料（一）、（二）——選自順治朝內閣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農業雇傭關系史料——選自乾隆朝刑科題本》，王曾瑜、陳智超、吳泰點校《宋本〈名公書判清明集〉》，陳紹棣《秦漢貨幣考古資料輯錄》，郭正忠《宋代鹽法資料類輯之一——北宋前期東南鹽法資料編年匯纂》，李偉國、吳旭民點校《淳熙三山志（節選）》等。

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中、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將筆記資料引入明代經濟史研究。郭正忠、藍克利共同編著的《數學典籍索引：秦漢至宋社會經濟史料》（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系統校勘考證了算學著作中的社會經濟史料，奠定了科技史和社會經濟史學的跨學科研究基礎。相關成果還有歷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檔案館編《清代地租剝削形態》（上、下，中華書局，1982年），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王竹樓等編《中國歷代自然災害及歷代盛世農業政策資料匯編》（農業出版社，1988年），馬怡、唐宗瑜《秦漢賦役資料輯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三是經濟史項目規劃與有組織科研。歷史研究所向來注重有組織的科研。20世紀80年代，所內組織了《中國屯墾史》（上編，農業出版社，1990年；中編，農業出版社，1990年；下編，農業出版社，1991年）的寫作。該書上編自原始社會至秦漢，中編自魏晉至宋元，下編述及明清，全面考察了中國原始社會至明清各歷史時期農業與屯墾發展的歷史樣態。該書不設主編，而是集體編寫，雖然難免小有重復，但角度、詳略不同，互為補充，開創了集體項目管理的新途徑。

林甘泉為推動封建土地制度史研究，組織了由童超、宋家鈺、酈家駒、陳高華、劉重日，劉永成、周紹泉、張雪慧為成員的“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課題組，旨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古代歷史實際相結合，論述中國封建時期土地制度的歷史演變過程及其發展規律，進而闡明中國封建土地制度與歐洲歷史發展的異同，總結出中國封建土地制度發展的特點。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僅能看到由林甘泉、童超執筆的《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課題，被列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項目，最終成果為九卷本《中國經濟通史》（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2000年），林甘泉作為該課題組織者之一。古代史研究所的同仁承擔了其中的四卷，包括周自強主編的先秦經濟卷、林甘泉主編的秦漢經濟卷、陳高華主編的元代經濟卷、王毓銓主編的明代經濟卷，郭松義參與了清代經濟卷農業和人口部分的撰寫。

先秦卷全面考察了中國史前諸物質文化狀況、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商、周、春秋戰國各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分析了奴隸制社會經濟形態的演變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形成，從而揭示了先秦時期生產力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規律。秦漢經濟卷系統探討了當時的基本經濟區、基本生產單位、產業結構、經濟類型和社會經濟形態，指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封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可以并存。元代經濟卷系統考察了蒙元時期生產、交換、分配諸環節，闡明了元代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明代經濟卷探究了明代的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交通運輸、城鎮集市、食鹽茶馬等部門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管理政策等，認為商品貨幣關系和城鎮經濟發展是明代經濟發展的特征。這部中國古代經濟斷代史全面而系統地展示了中國古代的生產狀況和經濟發展脈絡，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四是經濟史論著的大量涌現。改革開放以來至2000年的20余年間，歷史研究所的同仁出版了很多經濟史論著，涉及經濟史的諸多方面，尤以土地制度、租佃關系與階級結構、財政與賦役制度、部門經濟史、城市與海洋經濟史等研究成果最為豐碩。

1.通史與斷代史。鑒于當時沒有一部封建社會經濟通史，田昌武、漆俠主編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四卷（齊魯書社，1996年），朱大渭、張澤咸、陳智超、郭松義分別為第二、三、四卷主編，劉馳、胡寶國參加了魏晉南北朝部分的撰寫，牛來穎、吳麗娛參加了隋唐部分的撰寫。

斷代經濟史方面，楊升南《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利用甲骨文、金文等考古資料，系統梳理了商代的社會、自然環境、人口、土地制度、財政制度、部門經濟，是研究商代經濟的一部力作。楊升南、馬季凡《商代經濟與科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方國經濟。林金樹等《中國明代經濟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全面總結了明代經濟發展由單一經營到農工商并舉的特征和趨勢。

2.土地制度、租佃關系與階級結構研究。歷史研究所同仁依然延續對封建土地制度的研究，林甘泉、童超《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極具代表性。林甘泉、童超、周紹泉著有《中國土地制度史》，張澤咸、郭松義著有《中國屯墾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此外，宋家鈺對唐代均田制的研究（《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錫厚對均田制的研究（參見《均田制興廢與所有制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酈家駒對宋代土地制度的探討（參見《宋代土地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都值得關注。

周遠廉、謝肇華《清代租佃制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利用清乾隆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檔案，考察了土地占有關系、土地買賣、以及實物分成租制、實物定額租制、貨幣租制、押租制等，分析了永佃權和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劉永成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租佃制度分為隸屬型租佃制、依附性租佃制和自由租佃制（《中國租佃制度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

張澤咸、王曾瑜等梳理了隋唐、宋代的階級結構，在確定戶口分類概念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地主、農民兩大主體階級及商人、手工業者和奴婢等非主體階級（《唐代階級結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宋朝階級結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財政與賦役制度研究。財政史研究集中于唐代。張澤咸詳細考察了唐五代時期賦稅和徭役的流變，將賦役的變化與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的變動相結合，見解獨到（《唐五代賦役史草》，中華書局，1986年）。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2001年）系統而全面地探討了唐代財務行政、財政機構和財政收支的演變，展示了國家財政收支特色，分析了財政與貨幣、物價、政治和商品經濟的關系，以及唐代財政在中國財政史上的意義，自成體系。相關論著還有張弓《唐朝倉廩制度初探》（中華書局，1986年）。

4.部門經濟史研究。農業方面，張澤咸按區域探討了魏晉至隋唐時期的農業發展狀況（《隋唐時期農業》，文津出版社，1988年；《漢晉唐時期的農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郭松義研究了清代人口、農民和農業等問題（參見《民命所系：清代的農業與農民》，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年）。

工商業方面，張澤咸探討了唐代手工業和商業（《唐代的工商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吳麗娛、郭正忠、陳高華分別探討了唐宋和元代的鹽業經濟（參見《鹽與唐帝國：唐代的鹽法、財政與國家復興》，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年；《宋鹽管窺》，山西經濟出版社，1990年；《宋代鹽業經濟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國鹽業史（古代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郭正忠還研究了兩宋時期城鄉的商品貨幣經濟和3至14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兩宋城鄉商品貨幣經濟考略》，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考察了清代西北的茶馬貿易和準噶爾、哈薩克、土爾扈特等民族的民間貿易。

5.城市與海洋經濟研究。城市方面，陳高華考察了元大都和元上都兩座都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海洋經濟方面，陳高華、吳泰由泉州灣沉船的發現注意到海外貿易的重要學術價值，所著《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國內第一部有關海外貿易的論著。他們繼而將視角移至海外交通。陳高華、吳泰、郭松義《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及陳高華等《中國海外交通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考察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探討了海上絲綢之路在維護中外友好往來，科技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地位。相關論著還有張澤咸、郭松義《中國航運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

20余年間，歷史研究所構建起了涉及所有斷代的完整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體系，從而奠定了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重鎮的地位。這些成就是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社會背景下取得的，也與經濟史學科全方位發展相一致。《中國史稿》的編寫使部分科研人員開始重視古代經濟史研究，斷代經濟史的編纂催生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清代租佃關系的推進則與乾隆刑科題本的利用有關。就研究方向而言，由最初的生產關系研究，延伸到生產力等領域。但以上研究多以斷代史為基點，貫通性研究偏少，以求真為目的的歷史白描居多，對當時學界出現的施堅雅中國區域經濟模式、黃宗智小農經濟研究理論的思考不足。經濟史組則因沒有穩定的集體課題導向而未能持續。

三

歷史研究所的古代經濟史研究在21世紀初的10年間進入蕭條期。原本從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一代學者相繼退休，在職學者的研究方向多發生轉向。或因在經歷20余年的發展以后，古代經濟史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而在前人基礎上繼續研究，既囿于經濟史資料的的局限，也難以突破歷史實證的研究路徑，短時間無法獲得相應的學術成果，加之社會史、文化史的沖擊更加劇了這一狀況。新進所的科研人員以古代經濟史為博士論文者很少，從而造成了歷史研究所21世紀初10年經濟史研究的蕭條期。

這一時期，李錦繡在參與《中國審計史》第一卷（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4年）的基礎上，深化了對隋唐時期審計機構、體系、法規和活動的研究，結集成《隋唐審計史略》（昆侖出版社，2009年）。楊振紅利用新出土張家山漢簡，提出戰國秦漢名田宅制說（《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牛來穎從《天圣令》等律令、建筑等新的視角探討唐代社會經濟。張國旺專注于蒙元時期的鹽業研究（《元代榷鹽與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陳高華主持的“《元典章?戶部》校釋”在經過多年整理校釋后，開始逐卷發表。歷史研究所曾鼓勵古代經濟史課題立項，但因科研人員研究方向轉移、工作調動等諸多因素，經濟史相關研究成果不多。

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經濟史研究成果較之第一個10年略有好轉，這得益于萬明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研究、“中國歷代自然災害及其對策研究”項目的設立以及新引進科研人員所著博士、博士后論文的出版。萬明通過整理《萬歷會計錄》等資料，系統探究了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問題，提出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新論（萬明、徐英凱《明代〈萬歷會計錄〉整理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明代中國貨幣化研究：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陳高華、張國旺曾參與“中國歷代自然災害及其對策研究”項目，所著《元代災荒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20年）通過數理分析，系統探討了蒙元時期災害發生史和防災救災措施，榮獲2023年度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一等獎。

一些新進科研人員陸續修訂、出版了各自的博士、博士后論文。按時間排序有李成燕《清代雍正時期的京畿水利營田》（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張興照《商代水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李艷玲《田作畜牧：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7世紀前期西域綠洲農業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吳四伍《清代倉儲的制度困境與救災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孫景超《宋代以來江南水利、環境與社會》（齊魯書社，2020年）、張燕蕊《漢代與孫吳國家基層管理手段比較研究：以出土簡牘為中心》（華夏出版社，2022年）等。但因為所處研究室的學科發展規劃安排和個人研究興趣的轉向，能夠持續從事經濟史研究者依然不多。

四

挖掘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歷史意蘊，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是我們建構新時代中國古代經濟史學科自主知識體系的客觀要求。近年來，一些高校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史不能再為西方經濟理論作注腳，而應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自身歷史脈絡探討問題，為此加強了中國經濟史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先后設立了經濟史學系、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客觀上推動了經濟史學科的發展。

經濟史研究是歷史常識和邏輯分析的結合體，需要厘清經濟發展的實況，同時強化內在邏輯分析，兩者不可偏廢。近年來簡帛的大量涌現，出土文書、紙背文書的發掘和碑刻、地方志、檔案的充分利用，為推動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提供了資料基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主導，數理分析、社會科學理論被引入和借鑒，跨學科研究受到重視，為推動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建立，歷史研究所更名為古代史研究所。隨著以古代經濟史研究為旨趣的學者的加入，古代史研究所形成了一支貫通中國古代的經濟史研究隊伍。李錦繡的唐代財政史研究，朱滸的清代社會經濟史、災荒史研究在學界享有一定的聲譽。石洋的秦漢財政史研究、齊繼偉的秦漢賦役制度史研究、吳姚函的隋唐俸祿與鹽業研究、王申的宋代貨幣財政研究、張國旺的金元經濟研究、李鳴飛的元代貨幣研究、吳四伍的清代倉儲和海洋經濟研究、邱源媛的清代旗地與莊園研究、王正華的明清土地制度和土地關系研究，黃一彪的明清土地產權與區域經濟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標志著古代史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后繼有人。這些研究人員既有扎實的史料功底，又有宏闊的理論視角，更善于擺脫成見，勇于創新，使我們在繼承前輩求真務實優良學風的基礎上，推進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成為可能。古代史研究所的古代經濟史研究進入新發展期。

2025年9月，古代經濟史研究室、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心成立，為恢復和發展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經濟史學科提供了良好的平臺。目前綜合諸位學者的研究方向，可集中在中國古代市場發展史研究，中國貨幣、財政與國家經濟治理，傳統土地制度與土地關系研究，中國歷代自然災害與災害治理研究，區域經濟與海洋經濟史研究等方面。

新時代為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經濟史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充分利用現有條件將經濟史研究推向深入，從而實現破局，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我們須始終不渝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認真梳理所內前輩經濟史研究的成就，團結國內外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力量，結合當今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經濟問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以歷史學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強化經濟學的規范分析，深入發掘傳統文獻與民間文書的資料價值，融合斷代研究與長時段研究，開展中西方經濟比較研究，充分利用數智技術，凝煉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特色特征，從而廓清中國古代經濟史發展脈絡和影響經濟發展的歷史因素，回應西方經濟史學界對中國問題的誤讀誤解，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史學支撐。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心建設成果。

作者：張國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原載于《中國史研究動態》，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