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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行甲70萬年薪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一部分人認為公益人就不該拿高工資?當陳行甲決定交棒給年輕人,并宣布從此不再從基金會領薪后,俞敏洪立即宣布,聘請陳行甲為新東方教育、東方甄選總顧問,年薪150萬元,同時承諾,新東方每年為恒暉基金會捐獻不少于100萬元人民幣的善款!
朋友們,您看到了什么?這不是反擊,而是進化。當高山與流水共鳴,幾聲蛙鳴又怎能打擾這曲響徹云霄的知音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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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俞兄、陳兄都算老相識。但此次聞聽二人攜手,心中涌起的第一個意象,竟與公益和商業模式全然無關。那是一種忽然“回去”了的感覺。
回哪里去呢?回到《列子·湯問》里,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琴音之中嗎?是,但又不全是。那份知音之感太清雅、太孤獨,似是兩個絕世獨立的靈魂在云端對答。
而敏洪兄與行甲兄此舉,更有一種沉甸甸的、燙手的熱忱。這讓我忽然想起更古早的一幅圖景——春秋之義,“車笠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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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君子相交,不重權勢財貨,重的是一諾千金的契約精神,是價值觀的相互認同。
陳兄行甲,是懷揣公益救世的“大才”,卻因輿論風波而身處“困”之境。而俞兄敏洪,所做的正是俠義之事。他以國士之禮——厚薪、捐贈、總顧問之名——為這份才識與熱忱“定價”“賦能”。這一決策,不僅是為陳兄個人,更是向天下昭告:古道熱腸,在這個時代,依然擁有至高的、可量化的價值。
這份“車笠之盟”超越私誼。它是一份公開的、莊嚴的社會契約。它約定:商業的“車馬”與公益的“斗笠”從此可以并駕齊驅,共擔風雨。它約定:德行與才華應該也必須獲得與其貢獻相匹配的尊嚴和資源。
他們用行動把可能一分錢都沒有捐過的“道德嘴炮們”的噪聲,變成了襯托這份契約深沉的背景音。他們不是在簡單地回應質疑,而是直接升級了游戲規則——從無聊的、以圣人標準要求別人的“道德口水戰”,躍遷至務實的“價值共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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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明白了嗎?商業與公益,從來就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一個健康社會生命體不可或缺的“雙螺旋結構”。
商業是那根追求效率、擴張、增長的DNA鏈;公益是那根關注公平、脆弱、長期價值的DNA鏈。它們相互纏繞,互相賦能,就是社會生命體的一次完美的“基因重組”。
當商業的盡頭是公益,公益的活水是商業,我們迎來的,才會是一個更強健、更智慧、更溫暖的社會生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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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里,同樣的,我也想糾正另外一個誤區,所謂對科學家群體的“苦難崇拜”。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些人似乎總在潛意識里相信,甚至要求:真正的科學家,就該是窮困、簡樸、孤獨的。他們的形象,必須是白發蒼蒼、伏案于冷清實驗室,最好家徒四壁,仿佛只有如此,才能反襯出其精神的高貴和發現的純粹。
這種將“吃苦”錯認為“核心工序”,是混淆了“專注”與“困苦”;這種用“道德光環”替代“價值認可”,是一種廉價的感動,甚至是一種精神層面的“道德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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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一次,俞陳二人的握手是在同步糾正這兩大認知謬誤——不僅“公益人不能喝西北風”,“科學家也不該坐冷板凳”,更證明了“企業家非常有擔當”。讓公益人有尊嚴地獲得回報,與讓科學家體面地專注于熱愛,同樣是一種社會進步。
它們都在宣告: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再依賴“犧牲者”的奉獻來維系其關鍵職能的運轉,而應該設計一套精妙的、能夠自我強化的激勵與共生系統。
所以,我所謂的“回去”,是回到了一種我們文明深處最寶貴、卻常常被遺忘的交往倫理與價值判斷:
不是精致的利己計算,而是赤誠的膽魄相托。
不是空談道德文章,而是扎實的成人之美。
不是要求他人安于清貧,以成全看客的感動,而是主動搭建舞臺,讓理想主義者能毫無后顧之憂地去改變世界。
這一次握手,因此有了開鑿航道般的歷史感。它不只是解決一個人的困境,也不只是開創一個合作模式。它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略顯喧囂浮躁的公益價值的荒原上,重新打下了一根堅實的界樁,上面刻著古老的篆文:
“義利相合,知行共生。”
這聲音,比任何關于公益與商業的辯論都更洪亮,也更能抵達人心深處。因為它來自我們文明的源頭,那是最初的“知音”。
謝謝!盡我所能,敬我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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