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相合，知行共生：當陳行甲遇上俞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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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行甲70萬年薪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一部分人認為公益人就不該拿高工資？當陳行甲決定交棒給年輕人，并宣布從此不再從基金會領薪后，俞敏洪立即宣布，聘請陳行甲為新東方教育、東方甄選總顧問，年薪150萬元，同時承諾，新東方每年為恒暉基金會捐獻不少于100萬元人民幣的善款！

朋友們，您看到了什么？這不是反擊，而是進化。當高山與流水共鳴，幾聲蛙鳴又怎能打擾這曲響徹云霄的知音之音？

我與俞兄、陳兄都算老相識。但此次聞聽二人攜手，心中涌起的第一個意象，竟與公益和商業模式全然無關。那是一種忽然“回去”了的感覺。

回哪里去呢？回到《列子·湯問》里，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琴音之中嗎？是，但又不全是。那份知音之感太清雅、太孤獨，似是兩個絕世獨立的靈魂在云端對答。

而敏洪兄與行甲兄此舉，更有一種沉甸甸的、燙手的熱忱。這讓我忽然想起更古早的一幅圖景——春秋之義，“車笠之盟”。

古時君子相交，不重權勢財貨，重的是一諾千金的契約精神，是價值觀的相互認同。

陳兄行甲，是懷揣公益救世的“大才”，卻因輿論風波而身處“困”之境。而俞兄敏洪，所做的正是俠義之事。他以國士之禮——厚薪、捐贈、總顧問之名——為這份才識與熱忱“定價”“賦能”。這一決策，不僅是為陳兄個人，更是向天下昭告：古道熱腸，在這個時代，依然擁有至高的、可量化的價值。

這份“車笠之盟”超越私誼。它是一份公開的、莊嚴的社會契約。它約定：商業的“車馬”與公益的“斗笠”從此可以并駕齊驅，共擔風雨。它約定：德行與才華應該也必須獲得與其貢獻相匹配的尊嚴和資源。

他們用行動把可能一分錢都沒有捐過的“道德嘴炮們”的噪聲，變成了襯托這份契約深沉的背景音。他們不是在簡單地回應質疑，而是直接升級了游戲規則——從無聊的、以圣人標準要求別人的“道德口水戰”，躍遷至務實的“價值共建層”。

您看明白了嗎？商業與公益，從來就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一個健康社會生命體不可或缺的“雙螺旋結構”。

商業是那根追求效率、擴張、增長的DNA鏈；公益是那根關注公平、脆弱、長期價值的DNA鏈。它們相互纏繞，互相賦能，就是社會生命體的一次完美的“基因重組”。

當商業的盡頭是公益，公益的活水是商業，我們迎來的，才會是一個更強健、更智慧、更溫暖的社會生命體。

講到這里，同樣的，我也想糾正另外一個誤區，所謂對科學家群體的“苦難崇拜”。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些人似乎總在潛意識里相信，甚至要求：真正的科學家，就該是窮困、簡樸、孤獨的。他們的形象，必須是白發蒼蒼、伏案于冷清實驗室，最好家徒四壁，仿佛只有如此，才能反襯出其精神的高貴和發現的純粹。

這種將“吃苦”錯認為“核心工序”，是混淆了“專注”與“困苦”；這種用“道德光環”替代“價值認可”，是一種廉價的感動，甚至是一種精神層面的“道德綁架”。

所以這一次，俞陳二人的握手是在同步糾正這兩大認知謬誤——不僅“公益人不能喝西北風”，“科學家也不該坐冷板凳”，更證明了“企業家非常有擔當”。讓公益人有尊嚴地獲得回報，與讓科學家體面地專注于熱愛，同樣是一種社會進步。

它們都在宣告：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再依賴“犧牲者”的奉獻來維系其關鍵職能的運轉，而應該設計一套精妙的、能夠自我強化的激勵與共生系統。

所以，我所謂的“回去”，是回到了一種我們文明深處最寶貴、卻常常被遺忘的交往倫理與價值判斷：

不是精致的利己計算，而是赤誠的膽魄相托。

不是空談道德文章，而是扎實的成人之美。

不是要求他人安于清貧，以成全看客的感動，而是主動搭建舞臺，讓理想主義者能毫無后顧之憂地去改變世界。

這一次握手，因此有了開鑿航道般的歷史感。它不只是解決一個人的困境，也不只是開創一個合作模式。它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略顯喧囂浮躁的公益價值的荒原上，重新打下了一根堅實的界樁，上面刻著古老的篆文：

“義利相合，知行共生。”

這聲音，比任何關于公益與商業的辯論都更洪亮，也更能抵達人心深處。因為它來自我們文明的源頭，那是最初的“知音”。

謝謝！盡我所能，敬我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