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帶貨到帶路

當明星、企業家、學者集體下場帶貨，影響力被濫用，社會信任體系便開始松動。

帶貨不是錯，但當所有能帶路的人都去帶貨，社會就會迷路！

曹德旺先生的警示

“莫以影響力擠占普通人的生存空間。”曹德旺先生說這句話時，中國正陷入一場全民帶貨的狂歡。

明星在帶貨，企業家在帶貨，教授也在帶貨。流量的光照到哪里，誰就去那里曬太陽。鏡頭前，是熟悉的面孔——他們推銷的不只是商品，還有自己。

這不是誰在賣什么，而是誰在用身份改寫公平。當影響力變成通行證，信任被量化成收益，那些原本應當塑造文化、推動產業、守護思想的人，開始與普通人爭奪注意力與生計。

帶貨無罪，失位才是罪。一個社會的秩序，建立在分工與信任之上。當分工被流量打亂，信任就會塌陷。于是，影響力成了新的權力；而權力，卻在變現的喧囂中失焦。

從帶貨到帶路，不只是生意的切換，而是文明的自救。

當影響力被濫用

曹德旺先生并不是反感帶貨。他看得更深——看到了一個社會信任結構的塌陷。

在他眼里，美國的明星、企業家、學者之所以少有“集體下場”，并非他們不懂流量，而是他們有一種“角色邊界的自覺”。

明星屬于文化系統，他們的價值在于傳遞精神；企業家屬于產業系統，他們的責任在于創造就業；學者屬于思想系統，他們的使命在于守護真理。三者相互獨立，卻共同構成社會的“信任三角”。

而在中國，這個三角正在塌陷。明星變商人，企業家上鏡，學者成網紅。那些本應供給精神、供給產業能力、供給知識秩序的人，開始親自下場收割流量。他們以為在“開源”，其實在透支信任；以為在“降維”，其實在降格。

當身份的邊界被商業打通，影響力就成了新的貨幣。在注意力經濟的浪潮下，每一個“能被看見的人”，都被算法催促著“帶點什么”。結果是——話筒被更少的人握住，機會被更多的人失去。流量成了隱形的權力，而影響力，成了新的不公平。

帶貨不是問題，問題是誰該帶路。影響力本是一種社會責任，它的意義在于反哺，而不是收割。

當影響力被濫用，信任的結構就開始坍塌。

中美差異：誰在帶文化，誰在帶貨

中美之間的真正差距，不只在制造業的精度，更在社會分工的穩定。

在美國，明星、企業家、學者之間，存在一種被文化約束的“角色自覺”。明星以藝術立身，他們需要公眾的喜愛，但更害怕被認為“俗氣”；企業家以創新立命，他們可以登臺演講，卻不會在鏡頭前推銷商品；學者以思想立魂，他們的威望來自研究，而非粉絲。

這種邊界讓社會的信任系統得以平衡——名人享受關注，卻仍保持著與公眾的“角色距離”。那是一種體面，也是一種責任。

而在中國，這條邊界線正在模糊。當社會的一切評價體系都指向流量，所有角色都被同一個算法吸進去。明星發現拍戲不如帶貨快，企業家發現直播比造廠省，學者發現短視頻比論文熱。于是，藝術被娛樂稀釋，產業被表演取代，知識被算法改寫。

2024年，一位知名企業家直播首秀，短短兩小時成交額破五千萬，數十家企業隨即效仿；同年，多起明星直播翻車事件登上熱搜，一位大學教授因“學術帶貨”引發爭議。這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當社會的價值秩序被流量邏輯重新編碼，信任的來源就開始反轉：不是誰做得久被信任，而是誰曝光多被信任。

這并非偶然，而是結構的必然。在一個信息過剩的社會里，注意力成為新的稀缺資源。誰能聚焦目光，誰就能定義現實。但在中國的快商業邏輯中，影響力不再是成果的回報，而是資源的起點。“先被看見，再去創造”，成了時代口號。

美國的名人體系，是“成就帶來影響”；中國的名人體系，是“影響帶來成就”。

這種邏輯的不同，決定了文明的走向。美國社會崇尚創造者，他們的信任來自作品、技術與思想的積累；中國社會則追捧曝光者，信任被短視頻、榜單、熱搜重寫。前者的路徑是“積累—影響”，后者的路徑是“影響—變現”。當影響力成了起點，而不是結果，短期主義就成了社會的共同病。

當然，這不是文化優劣的問題。這種差異，也與產業結構、媒介制度、行業傳統等多重因素相關。在價值判斷之外，我們也應體諒結構動因——克制的形成需要長期制度環境，而中國正在補這一課。

帶貨的狂歡

影響力，本該是一種信任的回報，卻在這個時代變成了可流通的貨幣。當信任被量化，當聲望可以直接變現，影響力就不再是一種責任，而成了一種權力。

明星帶貨，是娛樂的商業化；企業家帶貨，是產業的表演化；學者帶貨，是知識的市場化。看似不同路徑，本質同構——都在用角色換收益，用信任換流量。

這一幕并不陌生。你會看到，企業家走進直播間，語氣比主持人更嫻熟，鏡頭比車間更亮。也會看到，名校教授推銷書單，談的不是思想，而是折扣。更會看到演員直播翻車，卻憑哭訴贏得同情。身份在重構，尊嚴在稀釋。影響力越喧囂，社會的秩序越沉默。

當影響力取代努力，社會的努力就會失焦。

在這場影響力的浪潮里，有人被裹挾，有人主動迎浪。

他們的存在，讓這場“帶貨狂歡”有了溫度。他們并非墮落，而是自救。在一個被流量裹挾的時代，他們用行動提醒社會：“帶貨不是墮落，也許是帶路之前的一次練習””他們努力在功利與理想之間尋找平衡，在現實與信仰之間留下體面。只是，當“自救”成為常態，系統就該反思——為什么他們必須如此？

更深層的問題，是結構性的。當話筒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公平就不再基于規則，而基于聲量。影響力成了隱形的權力，流量成了新的分配機制。那些原本該帶文化、帶產業、帶信仰的人，開始被鼓勵去“帶銷量”“帶話題”“帶情緒”。他們越喧囂，社會越焦慮；他們越變現，文明越空心。

帶貨本無罪，方向錯位才是罪。它讓社會從“作品邏輯”滑向“人設邏輯”，從“積累回報”滑向“曝光變現”。表面看是經濟創新，實質卻是文明的退化。因為在這場影響力的狂歡中，公共角色正在失去公共性，信任正在被私有化。

信仰失位：為什么沒人再帶路

為什么中國的明星、企業家、學者，會在同一個時代同時失位？這不是個體選擇，而是信仰系統的崩塌。

過去，人們仍相信“角色的意義”。明星相信藝術能改變人，企業家相信產業能強國，學者相信知識能照亮社會。

這種信仰，讓每個角色都有尊嚴，也讓社會有秩序。

但當金錢成為唯一的衡量標準，信仰開始瓦解。商業邏輯像潮水，吞沒了藝術、產業與思想的自我約束。資本可以包裝作品，也可以包裝人設；流量可以制造信任，也可以取代真理。算法取代了信念，曝光代替了成就。

于是，角色信仰被重新編程——人們不再追求“做對的事”，而是追求“被看見的事”。

明星不再相信作品，企業家不再相信產品，學者不再相信學問。他們相信的，只剩“曝光”。曝光越多，價值越高；聲音越大，權力越近。在這樣的社會心理結構中，帶貨就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本能。因為在一個信任稀缺的時代，最容易獲得信任的方式，就是“不斷出現”。

這正是“集體失位”的根源。當社會的信仰消失，角色的自覺也隨之消失。每個人都在往外跑，卻忘了為什么出發；每個人都在證明自己存在，卻沒人守護意義。

文明的根基，不在制度，而在角色。每一個角色，都是文明的“微細血管”：明星輸送文化的血氧，企業家輸送產業的血液，學者輸送思想的血清。當這些血管同時堵塞，文明的肌體就會發炎。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系統性炎癥”：藝術的免疫力下降，產業的耐力變弱，思想的溫度消失。

“當信仰開始坍塌，最先被消解的，從來不是制度，而是彼此之間的尊重。”

曹德旺先生的那句警示，看似一句評論，其實是一場“文明體檢”的結論。他看到的，不是帶貨的喧囂，而是信仰的貧血。當影響力取代信仰，當熱度取代尊嚴，社會就進入了角色真空。

真正的影響力，從來不是“被看見”，而是“被相信”。

帶路者的回歸：讓影響力重新服務于價值

明星、企業家和學者，是一個社會的三根脊梁。他們的使命不是帶貨，而是帶路。因為只有他們帶對了方向，社會才不會迷路。

一個行業不死于競爭，而死于角色的自我背叛。

角色的自覺，是文明的最后防線。

帶路者的價值，不在于流量，而在于方向。他們該帶的是文化，而非話題；該帶的是產業，而非折扣；該帶的是信仰，而非熱度。當這些人重新把影響力，用在“創造價值”而非“消耗信任”上，文明的血液就會重新流動。

影響力不是通行證，而是責任書。

社會的公正，不在于人人成功，而在于每個角色都被尊重。讓喧囂者賺錢，也讓沉默者體面——這才是文明的平衡。

帶貨的浪潮終將退去，但影響力的倫理必須重建。每一個握著話筒的人，都該問自己：我是在帶貨，還是在帶方向？我是在變現聲望，還是在兌現責任？當影響力重新與責任綁定，它就能再次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能量。

社會的成熟，不在于每個人都能被看見，而在于每種角色都能被敬畏。因為真正的秩序，不靠規章維系，而靠信任支撐。而信任的重建，從每一個自覺的角色開始。

帶貨為利，帶路為義。文明能否前行，取決于精英信哪一種。

從帶貨到帶路，不只是商業路徑的選擇，而是一個時代重新找回信任，重新給角色以尊嚴的起點。

No.6624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戰魔田默

簡介：北京必爆盒子加速器聯合創始人。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歡迎點看【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