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徐昕教授！

前兩天，知名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徐昕教授曬出了自己的新律師執業證，執業類別一欄寫著“專職律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證件上的“專職”二字，是一次漫長告別后的決絕轉身——畢竟，過去這些年他一直是掛著“兼職律師”頭銜的法學教授，腳踩學術與實務兩條船。如今正式辭去了教職，這意味著，他將全身心投入律界江湖。

這個消息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不是說徐昕換行當這事兒有什么秘辛，而是他主動放下教授這重身份本身帶來的震撼。1970年出生的徐昕，學術履歷擺在那里：西南政法大學碩士，清華大學博士，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持過二十來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寫過《論私力救濟》和《英國民事訴訟與民事司法改革》這樣的專著，從2009年起一年一本《中國司法改革年度報告》。這些成就是實打實的，是靠時間和心血堆出來的，在司法制度研究領域，他的名字算得上一個繞不過去的記號。但與此同時，他這些年其實一直沒離開過律師一線，代理案件、參與辯護，區別僅僅在于過去他是“兼職”，現在則是“專職”。

這種“雙肩挑”的狀態，在中國高校里并不少見，但像他這樣兩手都過硬的則并不算多。教職這邊，他要帶博士生，要應付課題和考核；律師那邊，他要接案子，要真的在法庭上為當事人爭取。兩邊跑，意味著雙倍的時間成本，也意味著要在兩種思維之間不停切換。左手寫論文講究客觀中立，右手寫辯護詞需要立場鮮明，這種拉扯，不是誰都能扛得住的。他扛了這么多年，現在決定不再扛了，把其中一肩放下，專心走另一條路。

這個決定背后，大概是有過斟酌與權衡的。高校的環境這些年越來越緊，考核指標、行政事務、教學任務，一層層壓下來，留給學者自由支配的時間和空間越來越小。徐昕研究的司法制度，是個需要深入實踐、觸摸真實案件才能摸到門道的東西。可坐在辦公室里填表格、跑報銷、開評審會，這些瑣碎會消磨掉做學問的精力，也拉開了學者與現場的距離。他早就不是那種只在書齋里推演理論的學人，法律診所他辦過，真實案件他代理過，司法改革的研討會上，他講出來的東西總能碰到實務界的痛點。說到底，他骨子里更偏實踐，學術對他而言，是理解現實的工具，而不是安身立命的終極目標。

所以，放下教職，與其說是離開學術界，不如說是一次主動的“減負”。不用再為考核發愁，不用再分擔體制內的逢場雜務，不用再在“教授”這個身份下小心翼翼地拿捏言論的分寸。專職律師的身份，給了他一個更純粹、更直接的出口。那些關于司法制度的研究，不再是書架上待查的文獻，而是可以立刻轉化為辯護策略的彈藥；對程序正義的思考，不再是研討班上的議題，而是要在法庭上說服法官的具體方案。這種轉變，對他個人而言，是一種解放——他終于可以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刀刃上，要么在辦案，要么在思考怎么辦案。

對北理工來說，徐教授的離開確實是個損失，但或許也沒到傷筋動骨的地步。法學院少了一個帶司法制度方向的博導，校學術委員會里少了一個熟諳實務的委員，課堂上少了一個能把案例和理論融在一起的老師。這些空缺，短期內會有影響，但學術體系自有其運轉邏輯，有人退場，就會有人補位。只是，像徐昕這樣既有理論功底又常年泡在實踐中、能把兩邊的語言打通的學者，確實不多。他的離開，會讓學院在訴訟法學這個方向上，少了一點接地氣的氣息，學生們也少了一個可以直接請教“理論怎么用在辯護里”的引路人。這種缺失，是具體的，但還不至于說是天塌了。

但對律師界，尤其是對刑事辯護這個領域，他的全職加入卻是一注實實在在的增量。中國的刑辯律師隊伍，人數不少，但能打硬仗、能在法庭上把法理說透、能在辯護詞里把制度邏輯講明白的不多。很多律師實務經驗豐富，但理論高度不夠，碰到復雜案子容易陷入技術細節；有些學者型律師理論功底扎實，但又缺一線歷練，對司法現場的暗礁和潛流不甚了了。徐昕恰好站在中間，他研究過英國民事司法改革，寫過私力救濟的理論，主持過司法改革年度報告，這些東西讓他在看中國刑事司法的時候，有比較、有框架、有系統性思考。現在，他把這些儲備全部帶入專職律師的實踐，意味著他可以在個案中嘗試更體系化的辯護，可以把對程序瑕疵的批評、對證據規則的堅持，用更專業、更難以反駁的方式提出來。

說到底，徐昕這次轉身，不是從學界投奔實務，而是把一直并行的兩條線并成了一條更粗的主線。他早就是兼職律師，現在只是變成更專業、更專注的律師。這個選擇，需要的不只是勇氣，還有對自己人生階段的清晰判斷。五十多歲的年紀，不再年輕，但經驗、人脈、思考都在巔峰，此時甩掉包袱，全情投入下半場，未嘗不是一種智慧。

我們期許，徐在沒有了“教授”這個身份后，依然保持學者的那份求真與克制，在律師的角色里不煽情、不勾兌，用專業說話，能打出幾個真正體現刑辯價值的經典案例，讓同行看到，理論武裝起來的辯護可以有多強的穿透力。

別了，徐昕教授。

這句無聲的告別，送給那個曾在講臺上、課題書里、學術會議上活躍的身影。從今往后，我們要習慣稱呼他“徐昕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