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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江中游的鄂州(古武昌),三國風云曾在此激蕩,東吳文脈亦在此扎根。闞澤,這位出身會稽寒門、以經學與智略名動江東的學者,不僅是孫權稱帝于武昌的核心文臣,更是赤壁奇謀的幕后推手、太子太傅的帝師典范,其一生與鄂州深度綁定,留下諸多載入史冊的軼事與佳話,成為鄂州歷史文化中熠熠生輝的坐標。
一、寒門礪學:傭書成儒,名動江東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于東漢末年,家世務農,貧寒無資,卻自幼嗜學如命。據《三國志·吳書·闞澤傳》記載:“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這段史料勾勒出闞澤早年的求學之路:為了讀書,他甘愿替人抄書,抄完一卷便背誦一卷,遍訪名師,鉆研經史子集,更精通天文歷法,從寒門子弟逆襲為江東知名學者。
建安五年(200年),闞澤被察舉為孝廉,出任錢塘長,后遷郴縣縣令,初露理政之才。孫權為驃騎將軍時,辟其為西曹掾,自此進入東吳核心決策圈。闞澤為人“性謙恭篤慎”,雖身居高位,卻始終保持學者本色,待人接物溫和有禮,連狂傲如虞翻者,都贊其“闞生矯杰,蓋蜀之揚雄”,將他比作西漢辭賦大家、思想家揚雄,足見其才學與品行在江東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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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赤壁奇謀:密獻降書,智破曹瞞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戰爆發,鄂州(時為鄂縣)成為東吳抗曹的前沿陣地。黃蓋獻“火攻詐降”之計,卻需一人冒死前往曹營獻降書,此人便是闞澤。《三國志·吳書·黃蓋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詳細記載了這一傳奇軼事:“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敕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于前后也。’”
闞澤攜黃蓋降書前往曹營,面對曹操的厲聲詰問與刀斧脅持,面不改色,從容對答。曹操質疑降書有詐,闞澤大笑曰:“豈有人行詐而肯自送死耶?今黃蓋力竭歸降,事出真誠,何詐之有?”又以“兩軍交戰,使者往來,豈敢輕易泄露機密”為由,駁得曹操啞口無言。恰逢蔡中、蔡和密報黃蓋受周瑜杖責之事,曹操遂信以為真,闞澤憑借過人膽識與辯才,圓滿完成使命,為赤壁火攻的成功奠定關鍵基礎。
鄂州黃蓋湖周邊的“闞澤咀”,便是后人紀念此次密獻降書的遺跡。據《武昌府志》記載:“闞澤咀在黃蓋湖西北,相傳闞澤于此為黃蓋草詐降書,后因名。”如今,這片伸入湖中的山咀,仍留存著三國風云的余韻,成為闞澤赤壁奇謀的實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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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昌建都:輔政孫權,定典制修國史
黃初二年(221年),孫權自公安遷都鄂縣,改名“武昌”(取“以武而昌”之意),鄂州自此成為東吳都城,直至黃龍元年(229年)遷都建業。闞澤作為孫權心腹文臣,全程參與武昌建都的各項籌備,居功至偉。
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黃初二年)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也。今諸君處內,當思外虞;在軍,當念軍實;其各厲兵秣馬,講武習戰,以稱朕意。’”闞澤在此期間,負責制定東吳的禮儀典制、修訂律法、編撰國史,將儒家禮制與東吳實際相結合,完善了東吳的政治體系。
黃龍元年(229年),孫權在武昌南郊稱帝,國號吳,改元黃龍,拜闞澤為尚書,后遷中書令,加侍中,成為孫權身邊的核心智囊。據《建康實錄》記載:“帝在武昌,嘗與群臣宴飲,酒酣,問曰:‘朕當以何道治天下?’闞澤對曰:‘宜崇儒術,尚德緩刑,以安百姓。’帝深納之。”闞澤以儒家“仁政”思想勸諫孫權,勸其輕徭薄賦、重視教化,為東吳初期的穩定發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武昌期間,闞澤還與蜀漢使者鄧芝展開學術辯論,留下千古佳話。據《三國志·吳書·顧雍傳》記載:“鄧芝使吳,與澤、薛綜等論經義,辯難往復,澤引經據典,辭理暢達,芝嘆服曰:‘東吳儒者,竟有如此才俊!’”此次辯論不僅彰顯了闞澤的經學造詣,更促進了吳蜀兩國的文化交流,鄂州的“讀書臺”遺址,便是當年闞澤與鄧芝論學之處,臺上古柏蒼松,至今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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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師風范:輔弼太子,通經傳歷數
赤烏五年(242年),孫權立孫和為太子,拜闞澤為太子太傅,仍領中書令如故。闞澤以古稀之年,悉心教導太子,不僅傳授《尚書》《禮記》等儒家經典,更將自己精通的天文歷法、算術謀略傾囊相授。據《三國志·闞澤傳》記載:“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闞澤所著《乾象歷注》,是對東漢劉洪《乾象歷》的重要注解,糾正了當時歷法中的諸多謬誤,對東吳的天文觀測、農事安排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他還為太子制定禮儀規范,教導其治國之道,孫權曾稱贊曰:“闞君儒宗,朕之師傅,太子之良師也。”
除了經學與歷法,闞澤還精通讖緯之學,曾精準預言曹丕壽數。據裴松之注《三國志》引《吳錄》記載:“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曰:‘曹丕盛年即位,其祚可延幾何?’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丕字十不成,其壽不過十年。’后丕果七年而崩,時人服其神驗。”這一軼事雖帶有讖緯色彩,卻也反映出闞澤學識淵博、思維敏捷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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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晚年崇佛:勸主向善,澤被武昌
闞澤晚年潛心佛學,成為東吳佛教傳播的重要推動者。據《高僧傳·康僧會傳》記載:“吳赤烏十年,康僧會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至武昌,謁闞澤。澤素信佛法,與語大悅,乃引見于權。”
闞澤不僅自己篤信佛教,還向孫權舉薦康僧會,勸說孫權興建佛寺、弘揚佛法。孫權在武昌興建“昌樂寺”(今鄂州華嚴寺前身),成為江南地區最早的佛寺之一,闞澤親自參與寺院的選址與修建,常與康僧會探討佛理,將儒家思想與佛教教義相融合,推動了佛教在東吳的傳播。
赤烏十年(247年),闞澤卒于武昌,享年76歲。孫權聞訊,悲痛不已,追贈其為都鄉侯,厚葬于武昌西山(今鄂州西山)。據《武昌縣志》記載:“闞澤墓在西山靈泉寺側,舊有碑刻,今佚。”西山之上,至今仍有“闞澤讀書臺”“闞公祠”等遺跡,后人立祠祭祀,緬懷這位東吳大儒。
六、文脈傳承:鄂州千年,澤被后世
闞澤的一生,與鄂州(古武昌)緊密相連:他在此獻降書、破曹瞞,奠定赤壁勝局;在此輔孫權、建都邑,完善東吳典制;在此教太子、傳經學,弘揚儒家文脈;在此崇佛法、興寺院,推動文化融合。他的才學、膽識與品行,不僅影響了東吳一朝,更成為鄂州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寒門傭書到帝王師,從赤壁信使到武昌儒宗,闞澤用一生詮釋了“好學篤行、謙恭忠直”的品格。他的軼事載入《三國志》《江表傳》《武昌府志》等諸多史料,他的遺跡遍布鄂州山水,他的精神更融入鄂州文脈,歷經千年而不衰。
如今,漫步鄂州西山,登闞澤讀書臺,臨黃蓋湖闞澤咀,仿佛仍能聽見千年前那位東吳大儒的誦讀之聲,看見他在曹營刀斧前的從容身影,感受他在武昌都城內的輔政情懷。闞澤,這位從鄂州走出的東吳學者,早已成為三國歷史與鄂州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傳奇,其故事與精神,將永遠被后人銘記與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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