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舉，為何要采取八股取士？

先說結論：八股取士是必然，不會存在不實行八股取士的說法。

為何敢下如此結論！

朱元璋時期，人才選拔的第一途徑是舉薦。

王世貞明代著名學者王世貞在其著作《弇山堂別集》中對明初至萬歷年中前期的六部尚書進行了統計（王世貞是萬歷朝人，后面的不可能統計），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六部尚書的出身。

我以王世貞的數據，然后弘治朝為界線，將官員的出身做了一個統計。

六部尚書出身統計（弘治以前）

出身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合計

占比

進士

3

7

10

11

12

8

51

21.3%

薦舉

20

18

9

10

14

15

86

35.8%

歸附

10

8

4

2

5

5

34

14.2%

學校

1

6

2

4

2

2

17

7.1%

吏員

1

1

0

0

0

1

3

1.3%

鄉舉

1

7

3

5

2

5

23

9.6%

其他

0

0

0

3

1

5

9

3.8%

記載不明

1

3

5

6

4

1

20

8.3%

合計

37

50

33

41

40

42

243

100.0%

而從弘治到萬歷中后期的統計來看，數據很單一，六部尚書共206人，除3人出身不詳外，其余203人均為進士出身，占比高達98.5%。

可以看出，明初人才主要來自于舉薦。

而反映到朱元璋身上，也確實如此。

朱元璋曾經在洪武三年停了15年科舉，為什么這樣做？因為朱元璋覺得科舉上來的人華而不實，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曾對中書省慨嘆：

“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

隨即停了科舉。

隨即，降人才的主要來源轉向舉薦。

比如，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朱元璋下令每一位朝覲官都需要薦舉一人。

上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后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仿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毋有所隱?！?——《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一，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先后歷經五朝，任內閣輔臣四十余的年楊士奇。楊士奇幼年名不見經傳，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繼父又因為得罪權貴戍邊，只得流浪教書度日。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召集文臣，準備修撰《明太祖實錄》，在王叔英的推薦下，楊士奇以布衣身份進入翰林院，充當編纂官。

明初有一批從基層文書小吏起步而最終顯達的官員，例如：滕德懋、張度、胡禎、徐輝、李友直、李信、徐晞、李質、郎本忠、萬祺等人，最終均官至尚書；王鐘、劉本道、陳寧、汪河、葉春、王春、劉敏、王詔、吳復等人，最終均官至侍郎，至于地方官員，則是數不勝數。

但這里面同樣有問題，一些人托關系，找門路，到最后，很多舉薦上來的人并不具備才華。

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對臣下說了舉薦人才中存在的問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朔，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 廷臣對曰：“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上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主之法，則冒濫自革矣?！?/blockquote>

隨即，朱元璋采取了連坐之法，誰推薦的人才，除了問題誰負責。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命令也覺得不可思議，推薦人才，沒合適就不用就可以了，為何還要嚴厲地出發推薦人。后來才明白，還是因為關系戶太多，已經影響到了整個人才的選拔。

所以到了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不得不重啟停了10年的科舉。

這里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評選人才的標準是很難確定的。即便是朱元璋，也沒辦法，只得最后依靠考試這個辦法。

所以，明朝后期，科舉成為讀書人當官最核心的途徑。

那這里既又出現問題了，科舉考試不是今天的選擇題和正誤題，而是文章。那這個文章又如何能夠客觀的給初評價呢？比如我們都考過語文，作文題，如何來給一個準確的分數呢？實際上很難。

所以才會出現八股——八股的核心是為了標準化考試流程、建立更客觀的評分標準。

在八股文定型之前（尤其在唐宋），科舉考試形式多樣，如詩賦、策論、經義等。這些形式雖然能考察才華和見識，但評判標準高度依賴考官的主觀喜好和文化傾向。同樣一篇文章，不同考官可能給出天差地別的評價，公平性難以保證，也容易滋生請托、徇私等弊病。

明朝的解決方案：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觀隨意性，明朝逐漸確立了八股文作為科舉（尤其是關鍵層級考試）的核心文體。它通過一套極其嚴格、僵化的格式，為所有考生搭建了一個完全相同的競技平臺。

格式的極端標準化：文章必須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每股之間要求對仗工整。這就像一份“標準化答題卡”，考官首先看格式是否合規。

內容的嚴格限定：題目全部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句子，考生必須“代圣賢立言”，即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氣和思想來闡述，不允許自由發揮個人見解。

語言的統一規范：必須使用特定的文言文風，排斥華麗的辭藻和個人文風。

這樣，考官考核就容易多了，評卷也由主觀變成了客觀。

所以我個人認為：八股取士是明朝科舉走向的必然。

是不是覺得有點荒謬。

其實，這還不是最荒謬的。

人才選拔中的利益太大了，收到的干擾就不用說了。

萬歷時期的吏部尚書孫丕揚，是一個性格剛烈的人，誰的請托他都不理，但唯獨來自宦官的請托他拒絕不了，誰都知道明朝宦官的權力有多大，所以，他就采取“掣簽法”來任命職位，什么叫“掣簽法”，說白了就是抽簽。朝廷職位采取抽簽，不是瞎整嗎？還這不是，這個辦法一出來，眾人均支持孫丕揚的做法。

可以看到，從舉薦到科舉，從靈活策問到僵化八股，乃至荒唐的“掣簽法”，其演變邏輯一以貫之：當一種選拔制度所涉及的利益過大、干擾過多時，制度設計首要目標不再是選拔真才，而是通過極致的程序公平來杜絕爭議、分配利益。八股文也正是這一邏輯的終極產物——它以格式的絕對標準化，換取了評分權力的上收與程序的無可指摘。

當“選得好”的成本高不可攀，那么“選得沒有話說”便成了次優解。——它最終保障的并非是選拔優秀的人才，而是選拔過程本身的形式正當性。

說到了這里，還有一個例子。

明代縣、州、府學每年都會向國子監送一到兩個學生。但很快問題就出現了，被選上的都是權貴家的孩子，隨即就改變政策，按資排輩，以在學校的資歷為標準進行排隊，每個人都清楚自己什么時候會被選上，這就是造成了到國子監讀書的學子要么是中年人，要么就是老頭。國子監不干了，都送的什么些什么玩意，于是祭酒（校長）就站出來向朝廷反映此事。最終的結局是：一分為二，按資排輩還是進行，另一方面，也進行對優異學子進行挑選。這樣也就維護了雙方的權益。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朝廷的任何一個決策，都會涉及到利益，涉及到利益，就會有紛爭，最終的結果，都是利益和矛盾相互調合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