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有一個僅67戶人家的小村落,卻攢下超30億集體資產,家家戶戶住進歐式別墅,人均年收入遠超城市白領。這里不是聞名全國的華西村,卻上演了更接地氣的鄉村逆襲神話,它就是官橋八組。
誰能想到,幾十年前這里還是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背負8000元外債的窮窩窩,村民買塊肥皂都要掰成兩半用。從窮得掉渣到富得流油,這場蛻變的背后,藏著鄉村振興的底層邏輯,更離不開帶頭人周寶生帶領全村人蹚出的致富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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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7歲的周寶生臨危受命,成為官橋八組的小隊長。彼時的村子,土坯房漏風漏雨,村民鍋里常年不見葷腥,集體賬上的外債像一座大山壓得人喘不過氣。在溫飽都成問題的年代,談致富無異于天方夜譚,但周寶生沒有慌,更沒有盲目喊口號、上項目,而是先抓最核心的吃飯問題。他帶頭推行包產到戶,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戶,徹底打破“大鍋飯”的僵局。
政策一落地,村民的積極性瞬間被點燃。以前種地磨洋工,如今起早貪黑往地里鉆,糧食產量蹭蹭上漲。
沒過多久,官橋八組就徹底告別了餓肚子的日子,村民臉上終于有了久違的笑容。這看似簡單的一步,實則是整個逆襲的基石。周寶生心里清楚,餓著肚子的人沒心思琢磨賺錢,只有先解決溫飽,大家才愿意跟著他闖新路。這份穩扎穩打的清醒,讓官橋八組避開了許多村子盲目搞工業、最終半途而廢的彎路。
肚子吃飽了,致富的念頭隨之萌芽。周寶生深知,單靠種地永遠富不起來,必須跳出農門找活路。沒有資源、沒人脈、沒啟動資金,他就帶著村民從最不起眼的小生意做起:開小賣部賣油鹽醬醋,辦熟食店挑著擔子走村串巷叫賣,夏天搗鼓冰棒廠靠一根冰棒賺辛苦錢。當周邊村子還在為賣雞蛋發愁時,官橋八組已靠著這些小生意,慢慢攢下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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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啟動資金,周寶生盯上了又臟又累的煤窯生意。不少村民打退堂鼓,覺得挖煤辛苦又危險,但周寶生力排眾議,帶著大家一頭扎了進去。沒想到這個別人瞧不上的生意,讓他們賺得盆滿缽滿——煤窯年產三千噸,純利潤高達9萬元。更關鍵的是,周寶生沒有獨占收益,而是將利潤分給全體村民,讓大家都成了股東。這份共享利益的格局,徹底凝聚了人心,村民們也心甘情愿跟著他干更大的事。
煤窯賺到錢后,周寶生沒有見好就收,而是將目光投向了規模化發展。他明白,小作坊式的單打獨斗成不了氣候,想要長久發展,必須走產業化道路。
隨后,他帶領村民先后建起磚瓦廠、鑄造廠,將零散的小生意整合為成體系的村辦企業,最終組建起田野集團。從此,官橋八組不再是單純的村莊,而是變身擁有多家企業的集體經濟聯合體,村民也從農民搖身一變成為工人、股東,既能拿工資又能分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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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許多村子因分紅不均鬧矛盾、最終分崩離析,官橋八組始終堅守集體經濟模式:所有資產歸集體所有,收益按貢獻分配。這種抱團發展的模式,不僅讓村子有了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更讓財富雪球越滾越大,最終攢下30億家底。在周寶生看來,一個人的富裕不算富,全村人抱團致富,才能讓好日子長久。
難能可貴的是,官橋八組的富裕從未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早在村子剛有起色時,周寶生就拿出大筆資金種樹修水利,將1000畝林地全部換上杉樹,還定下“亂砍一棵樹就重罰”的村規。這份堅持讓村子綠樹成蔭、鳥語花香,后來更是獲評AAA級景區,實現了“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的目標。
更具長遠眼光的是,周寶生把教育當成最重要的投資。他主動對接武漢大學東湖分校,將大學直接引進村里,讓村民孩子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當其他村子還在發愁年輕人留不住時,官橋八組的村民已開始為孩子的高考志愿操心。對生態和教育的布局,讓官橋八組的富裕有了可持續性,也為村子的長遠發展埋下伏筆。
官橋八組的逆襲,從來不是靠運氣。它沒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全靠一個敢闖敢試、心系村民的帶頭人,一群抱團奮進的村民,以及一套兼顧當下與長遠的發展思路。鄉村振興到底該怎么干?官橋八組給出了答案:要有愿意為集體謀福利的帶頭人,要有利益共享的抱團模式,更要有守護生態、重視教育的長遠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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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村落的故事證明,鄉村振興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也不是靠外界施舍,而是靠自己的雙手去闖、去拼。每個村子都有逆襲的可能,關鍵在于是否愿意邁出改變的第一步,是否能凝聚人心、抱團向前。畢竟,全村人的共同富裕,才是最扎實、最長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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