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經費告急已從隱秘困境演變為公開議題,這場財政危機的背后,是權責失衡與管理失序的雙重癥結。作為多邊主義核心平臺,聯合國的可持續運轉關乎全球治理根基,而中國在經費議題上的態度轉變,正成為撬動國際組織治理改革的關鍵力量——從被動履約到主動監督,從全額認繳到精準追責,中國以負責任大國姿態,為聯合國經費管理注入剛性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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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攤比例的變遷,折射出中國國際責任的提升與角色的轉變。聯合國2025-2027年度會費分攤方案顯示,中國承擔比例躍升至20.004%,僅次于美國的22%,成為全球第二大會費貢獻國。按年度37.2億美元的常規預算計算,中國每年需繳納7.44億美元,較上一年度增加1.77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超13億元。回溯2013年,中國會費占比僅為5.148%,短短11年間占比翻番,既體現了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也意味著更大的國際責任。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會費前十國家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在承擔巨額經費的同時,仍需兼顧國內發展需求。
與中國足額履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長期拖欠會費的頑疾。截至2026年初,美國拖欠聯合國會費總額已超30億美元,其中包含2025年度應繳的8.2億美元常規預算,完全未履行繳納義務。即便在2026年元旦補繳的20億美元中,15億用于清償舊賬,5億為定向捐贈資金,與當年應繳會費毫無關聯,實際拖欠金額仍近13億美元。這種系統性拖欠并非偶然,自上世紀80年代起,美國便以“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為由,將會費作為拿捏聯合國的政治籌碼,甚至通過國內法強行要求將自身分攤比例從25%降至22%。美國的違約行為,直接導致聯合國常規預算常年缺口,成為財政危機的核心誘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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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美國拖欠是外部誘因,聯合國內部的經費浪費與管理亂象,則是加劇危機的內在沉疴。中國審計署進駐聯合國后的審計結果,揭開了觸目驚心的管理漏洞。在維和行動領域,黎巴嫩特派團明知人員空缺率居高不下,仍按95%編制申請預算,屬于典型的“空餉式預算”,經中國審計團隊介入,最終核減600余個冗余編制。更有甚者,聯合國環境署前執行主任埃里克·索爾海姆,在22個月內揮霍39萬英鎊(約350萬元人民幣)差旅費,80%時間不在總部履職,最終因輿論壓力被迫辭職,引發荷蘭、丹麥等國暫停資金援助。
審計還發現諸多共性亂象:部分機構倉庫積壓上億美元閑置資產,卻持續申請采購預算;部分籌款單位將25%以上的慈善捐款用于發放高薪和支付管理費,反而拖欠應繳聯合國款項;維和行動中不必要的飛機租賃,每年消耗巨額資金。保加利亞更曾用囚犯替代正規部隊參與柬埔寨維和行動,以此套取經費補貼本國財政。這些行為不僅吞噬有限經費,更損害聯合國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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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亂象,中國審計團隊以專業力量推動治理變革。自參與聯合國審計工作以來,中國審計署累計開展近220次審計項目,覆蓋秘書處、維和行動等170多個機構,查出500余項管理問題。六年內,不僅核減1500多個冗余編制,還終止16架不必要的飛機租賃協議,僅此一項每年可為聯合國節省1億美元開支,累計實現增收節支超5億美元。更具深遠意義的是,中國將“績效審計”理念引入聯合國體系,推動第66屆聯合國大會以決議形式確立績效審計的核心地位,將經費管理從“合規性核查”升級為“有效性評估”。
中國的態度清晰而堅定:作為負責任大國,將嚴格履行會費繳納義務,該繳的一分不少;但經費使用必須透明高效,聯合國亟需通過深度改革清除浪費頑疾。這并非拒絕承擔責任,而是以更理性的方式維護多邊主義平臺的可持續性。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已明確認可中國審計的價值,承諾推動相關機構落實審計建議,強化經費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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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經費危機的化解,既需要美國等大國切實履行繳費義務,更需要建立常態化的高效管理機制。中國以審計為抓手推動的治理革新,為國際組織經費管理提供了可借鑒的范本——唯有權責對等、管理透明、績效導向,才能讓每一分經費都真正服務于全球公共利益,讓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持續發揮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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