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的秦國連續六世無昏君，為何還要花了135年才完成統一？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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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賈誼在《過秦論》里寫過一句震古爍今的話：“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這里的六世，是從秦孝公商鞅變法（前356年）到秦始皇即位前的莊襄王（前247年），整整五代君主（算上秦始皇是六世），而從變法啟動到統一全國（前221年），剛好135年。

很多人在讀秦國的這段歷史時，都會感嘆一句“秦國運氣真好啊”，居然一個昏君都沒出，先是孝公變法圖強、然后惠文王連橫破縱、昭襄王遠交近攻，連在位僅3天的孝文王都沒亂搞事。

可是更讓人疑惑的是：明明每代君主都在攢著勁兒要東出，為啥一群不昏的人，要花一百多年才啃下統一這塊硬骨頭呢？今天老達子就來給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六代君主的政績

賈誼說的六世之余烈，從不是文人的夸張，翻開《史記》，每一代秦君的功業都寫在干實事的細節里，沒有半分虛浮。

第一個搭框架的人：秦孝公

《史記·秦本紀》里，秦孝公剛即位時的秦國，是“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弱國。東邊被魏國占著河西之地，西邊有義渠游牧民族騷擾，連中原諸侯會盟都不帶秦玩。

于是他下了道震動天下的求賢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這一喊，喊來了商鞅。

商鞅變法的核心，《史記·商君列傳》寫得直白：“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意思就是種地種得好的，免徭役，打仗殺敵人多的，給爵位（斬一首者爵一級）。

十年后，“秦民大說（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

到了孝公末年，連周天子都“致胙”（送祭祀用的肉，是周王認可諸侯霸主地位的最高禮），其他諸侯們也“畢賀”，秦終于從被鄙視的邊緣國家，變成了沒人敢惹的虎狼之邦。

第二個擴底盤的人：秦惠文王

很多人只記得他殺商鞅，但《史記》里藏著他的清醒：“誅商鞅，卻不廢其法”。

用張儀搞連橫，破掉山東六國的合縱。

《史記·張儀列傳》載張儀為秦破合縱，使諸侯西面事秦

然后又搶地盤，西并巴、蜀（把四川盆地變成秦的天府糧倉）、北收上郡（從魏國手里奪回陜北）、南取漢中（占了漢水上游，直接威脅楚國郢都）。
《史記·秦本紀》總結他的功績：“遂散六國之從（縱），使之西面事秦”，秦的大國骨架，在他手里第一次立了起來。

第三個通通道的人：秦武王

這哥們因舉鼎而死成了一個梗，但《史記》里他的戰略眼光一點不瞎。即位第一年就誅蜀相壯（平定蜀地叛亂，攥緊后方），接著伐義渠、丹、犁（打服西北游牧民族，解除側翼威脅）。

最關鍵的是拔宜陽，宜陽是韓國的西部門戶，也是秦東出函谷關的必經之路。《史記·秦本紀》說他派甘茂打了五個月，斬首六萬才拿下。這一步，讓秦的軍隊終于能順暢開進中原，后來昭襄王能遠交近攻，全靠武王鋪的這條路。

第四個打殘六國的人：秦昭襄王

在位56年的昭襄王，是六世里攢功業最多的人。《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里，范雎給他獻了遠交近攻的妙計：“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

他把這招用到了極致，不僅搶了上黨，還把楚逼得遷都到陳（今河南淮陽），到他死時，秦已經占了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六國里最能打的趙、楚、魏都被打怕了。《史記》里“諸侯恐懼”四個字，就是他的成績單。

最后兩個穩局面的人：孝文王與莊襄王
孝文王在位僅3天，《史記·秦本紀》里就記了一件事：“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襃厚親戚”，他沒亂搞，反而安撫功臣、赦免犯人，穩定了朝局。

莊襄王在位3年，干的全是填拼圖的實事，派蒙驁伐韓，拿下成皋、鞏（今河南滎陽、鞏義）；攻趙，取了三十七座城；打魏，拔了高都、汲（今山西晉城、河南衛輝）。

《史記》說他“初置三川郡”，把洛陽一帶直接設為秦的郡，這一步，讓秦的勢力插進了中原腹地，離統一又近了一步。

這六代君主，沒有一個躺平的：孝公搭框架，惠文王擴地盤，武王通通道，昭襄王打殘六國，孝文王穩局面，莊襄王填拼圖。每一步，都踩著《史記》里的實錘，他們不是好運沒出昏君，是每一代都在盯著東出的目標，把力氣攢成了一股繩。

等傳到秦始皇手里時，秦的統一資本已經堆到了頂點：地盤占了天下三分之一，后方有巴蜀的糧倉，前方有暢通的東出通道，六國里能打的都被打殘了，這才有了后來振長策而御宇內的底氣。

為什么無昏君還需要135年呢？

看完六代秦君的干實事清單，很多人會問：既然每一步都踩對了，為啥還要等一百多年？答案藏在《史記》里那些不顯眼的細節里，統一從不是堆功業的加法，而是攢家底的乘法，那些需要時間沉淀的慢變量，才是決定速度的關鍵。

第一個慢變量：變法不是一鍵重啟，是社會結構的換引擎。

商鞅變法的核心，不是改幾個政策那么簡單，而是把秦國從貴族主導的分封制，生生掰成君主主導的軍功官僚制，這相當于把一輛馬車拆了重裝成汽車，不是換個輪子就行，得動整個車架。
比如廢井田、開阡陌，表面是承認土地私有，實則是把貴族手里的封地收歸國家，讓農民直接向國家交稅。這等于斷了貴族的財路，所以《史記·商君列傳》里說“宗室貴戚多怨望者”，連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都因犯法被割了鼻子。

秦孝公在世時能壓著貴族，可孝公一死，貴族立刻反撲殺了商鞅。但商鞅聰明在把變法變成制度慣性：比如軍功爵制，只要農民打仗能拿爵位、分土地，就會拼命支持，這不是一代能養成的共識。

到秦惠文王時，雖然殺了商鞅，卻保留了軍功爵，因為他知道，貴族的怨恨能壓，可農民對軍功換土地的期待，已經成了秦國的基本盤。這種社會轉型，花了三代人才真正定型。

第二個慢變量：地盤不是占了就有用，是資源轉化的效率。

秦惠文王并巴蜀（前316年），很多人覺得是撿了個天府之國，可《史記·河渠書》里卻說巴蜀的土地要變成糧倉，得先修水利，直到秦昭襄王時（前256年），李冰才修成都江堰，把水旱無常的巴蜀變成沃野千里。

再比如秦武王拔宜陽（前307年），宜陽是韓國的西部門戶，也是秦東出的必經之路，可占了宜陽沒用，得把宜陽的鐵山變成秦國的兵器，得把宜陽的通道變成運糧的補給線，這些都需要時間。

沒有幾十年的資源轉化，占再多地盤都是空殼，就像你買了塊地，得翻土、施肥、澆水才能種莊稼，秦國的地盤擴張，本質是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張，而這個擴張，需要時間。

第三個慢變量：人才不是召之即來，是制度養出來的。

秦國的能臣輩出，從不是運氣好，而是求賢令持續了六代的制度結果。秦孝公的求賢令喊來了商鞅，秦惠文王用張儀破合縱，秦昭襄王用范雎定遠交近攻、用白起打長平，這些人才不是突然冒出來的，而是求賢政策的積累效應。

比如白起，《史記·白起王翦列傳》里說他“起自卒伍”，從普通士兵一步步升上去，靠的是斬首一級升一級的軍功爵制。這種從底層爬上來的將領，比貴族子弟更懂士兵、更會打硬仗，可白起從士兵到武安君，用了三十年。

沒有軍功爵制的人才培養機器，沒有幾十年的求賢積累，秦國不可能有代代出能臣的局面，而這個機器的運轉，需要時間。

第四個慢變量：文化認同不是打出來的，是滲透出來的。

秦國的先天短板是出身，中原諸侯都把秦當西戎，連會盟都不帶玩。要統一，光靠打仗沒用，得讓山東六國認同秦是正統。
比如秦惠文王稱王（前325年），不是想過王癮，而是在向中原刷存在感，你周天子能稱王，我秦國也能，秦昭襄王稱帝（前288年），雖然后來因諸侯反對取消，但也是在試探天下共主的可能性。

到秦始皇時，他用五德終始說（秦為水德，代周火德）證明秦代周是天命，這些都是文化滲透。沒有一百多年的文化鋪墊，即使滅了六國，也會像項羽一樣分天下，而這種滲透，也需要時間。

合縱曾讓秦國不敢出函谷關十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戰國后期的山東六國像待宰的羔羊一樣，秦兵一來就望風而逃。但翻開《史記》，你會發現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六國從不是軟柿子，他們的合縱反擊曾讓秦國整整十年不敢出函谷關，甚至一度逼得秦惠文王割地求和。

《史記·蘇秦列傳》里，蘇秦游說六國合縱時說過一句扎秦心的話：“六國之地五倍于秦，卒十倍于秦，若并力西向，秦必破矣”。這句話不是空話，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孫衍（犀首）牽頭的五國合縱（楚、韓、趙、魏、燕，加上齊國暗中支持），直接殺到了函谷關下。
《史記·秦本紀》里記載這場戰役的結果：“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今河南原陽西南），斬首八萬二千”，看起來秦贏了？但《史記·魏世家》補了關鍵細節：五國聯軍雖敗于修魚，但秦國也被打怕了。

后來齊韓魏又攻入函谷，秦惠文王不得不主動歸韓之武遂、魏之封陵（把之前占的韓國武遂、魏國封陵還給兩國），目的就是破合縱，如果不是合縱真的威脅到秦國，秦根本不會吐出到嘴的地盤。

但為什么合縱最終沒擋住秦？《史記·張儀列傳》里張儀說過一句扎心的話：“諸侯之地五倍于秦，卒十倍于秦，然為秦所制者，畏秦也，非能同心也。”
比如公元前287年，蘇秦第二次合縱（齊、楚、趙、魏、韓），五國聯軍打到函谷關，可齊國卻偷偷留力，因為齊想先滅宋國，不想和秦拼消耗，楚國也在觀望，他怕秦報復，而韓、魏則想占便宜，只出少量兵力。結果聯軍攻秦不克，反而被秦各個擊破。

合縱的本質，是六國為了生存不得不聯合，但生存優先級不同：齊想當東方霸主，楚想保南方地盤，趙想守北方邊境，韓、魏想茍活，這種各懷鬼胎的聯盟，只要秦用連橫（比如給某國好處，讓它退出合縱）一攪，就會土崩瓦解。

老達子說

現在回頭看秦的135年統一路，哪是什么沒出昏君的好運？是孝公咬著牙推變法，把諸侯卑秦的弱國掰成軍功機器；是惠文王吞下巴蜀，給未來存下天府糧倉的伏筆；是昭襄王熬了56年，把六國的合縱熬成心不齊的散沙；連李冰修都江堰、鄭國開渠這樣的笨功夫，都是藏在快統一背后的慢準備。

秦的慢，才是最穩的快，歷史從不會獎勵急著摘果子的人，只會把統一的果實，交給那些愿意熬、愿意攢、愿意把小事做到極致的人。

這，就是秦135年統一路最真實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