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昇︱舊瓶新釀再說黃巢

九世紀后半葉，唐朝爆發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大規模民變，席卷大半個唐朝，歷時十年，風暴表面上大致平息，實際演變為體制內的強大分裂勢力。黃巢的民變雖然沒有直接推翻唐朝，但是，風暴過后形成的藩鎮格局真正要了唐朝的命。從這個意義上說，黃巢的民變結束了唐王朝及其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開啟了唐末藩鎮割據乃至五代十國的演進過程，最終形成宋朝的新的國家體制。黃巢民變的影響及其歷史意義十分重大。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開始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原則下，著重研究中國古代的五種社會形態；中國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漢民族形成等五大問題。這五個問題是內在連貫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國社會的進步。如何推動社會進步呢？那就是農民戰爭。因此，農民戰爭問題備受重視，在此后數十年間一直是國內歷史研究的主要話題，持續升溫，存在著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現象。帝制王朝統治者把來自社會基層的反抗視為“叛亂”，而上世紀下半葉的研究者則稱之為“起義”，評價截然相反。

從秦到清，有無數次社會基層的反抗運動，具體情況千差萬別，所有的一概而論都不能成立。第一次全國規模的反抗由佃農陳勝、吳廣領導，確實屬于“農民起義”。然而，東漢末以后的許多民變，其組織領導者和核心成員、反抗的目的、真正推行的舉措和政策是否順應農民的訴求，或者是利用農民來滿足自身的欲望，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就唐代而言，如本書《黃巢史事學術史編年錄》所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起陸續展開對于黃巢的研究。其中韓國磐連續發表了《黃巢起義事跡考》（1956）、《關于魏博鎮影響唐末五代遞嬗的社會經濟分析》（1954）、《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1958）三篇長文，系統研究揭示了從黃巢民變起，蛻變為藩鎮割據，直至唐朝滅亡、五代繼起的演變過程。同時，具體考證了黃巢民變的社會原因、起事的具體時間、行軍作戰的路線與區域，以及失敗的原因。把握這條脈絡，唐末紛亂的政局變得清晰，奠定了今后研究的基礎。這三篇論文構成的研究視角，對國內外學術界頗具影響。在日本，同樣系統性研究黃巢與唐末社會的堀敏一先生隨即寄來他的一系列研究論著，相互討論。國內學界諸多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特別是專門研究黃巢、王仙芝的學者也都來信，就具體的史料、史實往復切磋，直到上世紀后葉，許多研究論著發表前的信件討論、登門交談，我都參與收發與接待，親歷目睹。現在見到《黃巢史事學術史編年錄》收錄的專著與論文目錄，往事又都浮現在眼前，學者間真誠的學術交往和一絲不茍的求證，對我就是一堂堂難忘的學術訓練課。

黃巢——藩鎮——五代，基本成為研究唐末的一條主線。本書也是在這個視角下展開的。歷史研究的第一原則就是扎實的文獻整理和考訂。有很多歷史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研究者輕視文獻，不是本著史料記載去客觀還原當時當地的場景，卻熱衷于自取所需的故事拼構，再加上自說自話評論，你來我往，討論很熱烈，問題也制造出來了。與其參加偽問題的爭論，不如重新搜集并梳理史料。本書的第一個特點就在這里。自從農民戰爭的討論沉寂下來后，又有不少新史料和考古發現，結合當年沒有系統考訂的史料，重新進行系統性整理十分重要。本書用相當大的篇幅考訂新舊史料，分門別類，整理的井然有序。如此規模和細致的史料收集、整理和考訂，遠超以往，必將成為今后研究的文獻基礎。

其次，對于黃巢、王仙芝集團重要成員的歷史記載和活動事跡逐一考訂，進而逐項考論黃巢政權的禮儀、制度及文書行政過程，以及所轄政區和活動區域。這同樣是艱苦細致的基礎性研究，特別是對于黃巢政權禮儀、制度和文書行政的研究，展現了十分新穎卻重要的視角。將上述問題的真貌考證清楚，那么很多問題或者浮出水面，或者迎刃而解。以往把黃巢歸為“農民起義”，實際情況是黃巢和王仙芝都是私鹽販子，這就觸及到晚唐政局背后深刻的經濟與財政問題。從秦朝以來，一權獨大的帝制王朝，生產性人口一直在快速減少，而消費性人口則在迅速膨脹，導致納稅與不納稅人口比例倒掛，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王朝對此不是減少非生產性人口，而是挖空心思在正常的稅收之外，征收高額的費去填補虧空。在此背景下，唐朝的鹽政凸顯出來。以勞動者為最大消費群體的鹽，被課征越來越多的專賣費，直到鹽像高級奢侈品一樣只能望一望，垂涎生津，則鹽的走私便油然生成，越來越普遍，日益發達，沖擊完全沒有合理性的官鹽市場，也就嚴重沖擊王朝財政。民生問題飆升為政治問題，王朝的嚴厲鎮壓導致地下販銷網的結成，在同官府對抗中越發嚴密而壯大。黃巢和王仙芝早、中期的活動區域與此相關。黃巢政權制定的禮儀、制度和文書行政，呈現出來的并不是正常的國家管理，依然是掠奪性的財富聚斂，在其統治區內未見推行有利于農民的政策。由此不能不刨根問底：黃巢代表農民的利益嗎？能稱之為“農民起義”嗎？實際上，從東漢后期的底層民變以來，真正的“農民起義”并不多，更多的是利用誘人的口號，或者民間宗教等手段，宣傳和組織農民，為其爭奪社會利益乃至改朝換代服務。許許多多真實的問題因為嚴格的史料與史實的考訂而水落石出，引起我們對于社會問題真正有意義的思考。基礎研究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它給人文歷史的思考提供扎實的土壤、種子、水分和陽光。洞徹古今的思辨，必定基于真實可靠的歷史。

黃巢和王仙芝都失敗了，然而，唐朝也回不到從前。社會并沒有因為這場底層民變而更好，反而因為戰爭和掠奪而更加衰敗，王朝也因為對內對外的戰爭而蛻變為軍政體制，黃巢舊部和鎮壓黃巢的官軍都成為分布在各地的藩鎮，唐朝表面恢復統一，實際上內里勢不可擋地走向分裂。在分裂的社會中，各地的藩鎮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為主角。于是就有了眾多學者對于藩鎮的研究。對于林林總總的藩鎮進行分類整理，是研究的視角與手段。因為分類可以彰顯各個藩鎮的特性，故后繼研究者不斷細化前人的分類，或者采取不同的標準。這些做法都是為了凸顯事物的某一方面特性，因而都是片面的。執著于分類可能有助于推進研究，同時也有畫地為牢的自造盲點。從帝制王朝的統治原理切入，中央和藩鎮只有政治服屬的關系，否則便不再是一國。然而，現實政治的實力關系博弈，特別是表面歸順的黃巢舊部和鎮壓黃巢的強藩，憑藉軍事實力對中央陽奉陰違，甚至公然抵制，迫使王朝不得不與之妥協。于是根據地理和實力等條件，出現了割據、半割據與服從的不同類型。這是從政治附屬關系出發所做的分類。如果從王朝設置藩鎮的功能做考察，便有了對外作戰、拱衛政權、民族管理和強化財政收入等各有側重的職能特點。然而，這些分類旨在突出主要職能，無法涵蓋其全部。因為上述職能在各個藩鎮里同時兼具，只有側重點的不同，從不是孤立的存在。強作片面的分類，宛如盲人摸象。從不同角度進行的分類，都是為了說明研究者的論旨，而非必須遵循的金科玉律。不同角度的分類也不能混為一談，雜糅成缺乏邏輯的怪物。從表面呈現的樣貌所做的分類只具有工具性價值，只有深入到內在原理性的分類才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所以，依據表象所做的分類是研究者論證問題的工具，論旨不同，工具自然各異。對于工具性的分類，完全不可生搬硬套。攀登自己的山，卻沿用著它山的途徑和工具，甚至討論他者的優劣，文不對題，自陷迷潭。而且，政治和利益所決定的實力關系，于內于外都是變動的，這就導致分類界限的模糊甚至顛覆。在研究上，分類是工具之一，使用什么工具決定于研究對象，以及研究者想把它做成什么菜。如果要研究唐代末期的政治進程，因時因地的動態性把握更加重要。

本書用相當篇幅論述唐朝鎮壓黃巢和王仙芝的軍政制度設置，如何沿襲變化形成各地的藩鎮；在藩鎮割據的局面中，考察中央王朝與藩鎮勢力的政治博弈、勢力消長所呈現出文官消失、宦官滲透；以及藩鎮地方化等問題。這些研究在進行基礎性考證的基礎上，已經提升到動態考察把握的層面，突破僵硬且屢見與時乖離的分類框框，別開生面。在藩鎮演變的過程中，文官的消失和地方化問題，顯現分裂的進一步加劇和社會的深刻變化，把王朝推到歧路點上。如何應對，便出現不同類型的王朝體制。可以說黃巢民變引發的一系列變化，牽一發而動全身，都可以成為今后的重要研究課題。

胡耀飛博士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隨我讀書，已經顯現出廣收博引的特點，非常注重學界的動態和把握前沿學術研究成果。在幾個博士論文選題中，他自主選擇研究黃巢。我以為學術研究有舊瓶新釀和另辟蹊徑兩條路徑。研究黃巢無疑屬于前者，前人研究甚多，“至今已覺不新鮮”，要釀出新鮮的美酒，著實不易。博士畢業，歲月流轉，胡耀飛博士孜孜以求的學術志趣砥礪愈堅，將厚積薄發的成果置我面前。一頁頁翻閱，往事都隨書頁浮現在眼前，掩卷品味新釀的特點：一是系統性的史料考訂，二是嚴格的史實考證，三是對唐朝末期歷史演進的動態考察，觸發許多今后的新課題，構成新的研究起點，讓人獲益良多。“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本文系《黃巢新探》一書序言，胡耀飛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來源：韓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