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語文教育之路｜朱光潛：美的擺渡人

編者按：高等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叢書，收錄夏丏尊、葉圣陶、朱光潛、陳望道等關于語文教育的一系列文章。他們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拓荒者，懷抱著“使醇醇諸稚展發神輝”的理想探索著“人的教育”。

他們“周身溫暖的光澤”首先浸潤的就是作為他們教育理想第一實踐場域的家庭。我們采訪了這些教育家的孫輩，聽他們講述這些教育家在公共教育領域倡導的理念貫穿于家庭生活中，回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拓荒年代，對他們在中國現代語文教育領域所做的探索進行一次回望，回到白馬湖和分水塘，回到教育的現場，重走現代語文教育之路。

朱光潛

北京燕南園的一間書桌上，稿紙堆積如山，朱光潛伏案疾書，鼻尖幾乎貼到紙面。他的視力已嚴重衰退，卻執拗地要與時間賽跑。手邊是黑格爾《美學》的德文原著，書架高處，柏拉圖、萊辛、維柯的著作靜靜排列，等待被這位老人渡往中文的彼岸。

這是刻在朱光潛的孫子朱永春記憶里的一幅畫面。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朱光潛幾乎足不出戶，沉浸在翻譯事業中。朱永春回憶祖父晚年的生活：“他很少離開書桌，要么寫作，要么翻譯，要么接待來訪者，談學問。”

燕南園朱光潛曾住過的屋子

在家人眼中，朱光潛是位純粹的學者，溫和、自律，每天清晨堅持鍛煉，卻也曾因堅持去公共澡堂洗澡而昏倒，被工人用板車拉回家。這些生活細節，拼貼出一位將生命能量灌注于知識生產的學者的側影。

然而，以《西方美學史》《談美》《詩論》等著作聞名的美學家朱光潛，學術生涯的起點與底色，卻與一所偏遠的鄉村中學緊密相連。上世紀20年代，在浙江上虞的春暉中學，年輕的英文教師朱光潛，開始思考一個貫穿他一生的問題：如何通過美的教育，抵達人心靈的完善？這條從白馬湖畔到未名湖畔的漫漫長路，鋪就了一位“美的擺渡人”的精神軌跡。

春暉中學校園

從春暉中學到英倫三島：一條美學道路的開啟

1922年，25歲的朱光潛從香港大學教育學專業畢業，面臨人生選擇。彼時，新文化運動余波未平，教育改革方興未艾。他接受邀請，前往遠離塵囂的浙江上虞白馬湖，在春暉中學教授英文。在春暉，朱光潛步入了一個奇特的“教育理想國”。

春暉中學校長經亨頤胸懷開闊，招徠了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等一批志同道合者。他們住在湖畔自建的簡陋居所中，夏丏尊有“平屋”，豐子愷有“小楊柳屋”，朱自清也寓居附近。教學之余，這群年輕教師常在夏家聚會，縱論教育、文學與藝術。夏丏尊夫人精于烹飪，常是“滿滿的盤碗拿出來，空空的收回去”。湖山之間，弦歌不絕。

朱光潛回憶那一段時光：“學校范圍不大，大家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愷諸人都愛好文藝，常以所作相傳視。我于無形中受了他們的影響，開始學習寫作。”

除了寫作，在這里，朱光潛也首次將美學思考融入教學實踐。他不僅教英文，更通過文學作品引導學生感受語言之美、人性之深。春暉中學的藝術氛圍極濃：豐子愷教美術音樂，為孟郊《游子吟》譜曲作為校歌；朱自清教國文，散文《白馬湖》清雋動人。朱光潛浸染其中，開始形成自己的教育觀：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性情的陶冶、人格的養成。這一核心理念，貫穿了他后來的著述中。

春暉的寧靜并未持續太久。因教育理念與校方發生分歧，朱光潛與匡互生、豐子愷等人于1925年辭職赴滬，創辦立達學園，繼續實踐“人格教育”的理想。在上海，立達同人籌辦了開明書店，出版《中學生》等雜志，由夏丏尊和葉圣陶負責，特別重視語文教育。朱光潛是《中學生》重要撰稿人，發表了大量談語文和讀書的文章。

朱光潛與葉圣陶

也是在1925年，朱光潛做出了改變一生的決定：遠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文學、哲學與心理學。留學期間，朱光潛一直為《中學生》寫稿，留學時期著作幾乎全都由開明書店印行，稿費大大減輕了他的生存壓力。

英倫七載，是朱光潛學術視野徹底打開的時期。他系統研讀了西方哲學、心理學、美學與文學經典，從康德、黑格爾、克羅齊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學術探索向歷史深處不斷延伸。1930年，他完成了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獲得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他并未忘記國內青年，以書信形式寫下了《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讀書、談作文、談人生修養，文筆親切而睿智，由開明書店出版后風靡一時，奠定了他作為青年精神導師的地位。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朱光潛專集》

朱永春對澎湃新聞提及，祖父晚年仍保持著留洋時期養成的嚴謹作息與學術習慣，“非常有規律”。這種中西交融的生活與學術訓練，塑造了朱光潛獨特的治學風格：既有桐城派古文扎實的功底（他少時在桐城中學受教，古文根基深厚），又有西方學術的邏輯與系統；既能寫《詩論》這樣融合中西詩學的精深專著，也能寫《談美》這樣娓娓道來的普及讀物。

朱光潛的文章，在同時代由文言轉向白話的作家中顯得格外“清通”——清晰而通達。“當時很多人的白話文都不免有些晦澀，但他的文章應該是超出那個時代的。今天你去讀，如果不告訴出自什么時代，你很難相信是那個時代寫的。”朱永春評價道：“他對于文字的標準，就是清通，清楚了，通順了。”

“思想是實體，語文是投影”

1933年，朱光潛學成歸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同時兼任清華大學、中央藝術學院等校課程。他進入了學術創作的黃金時期，先后出版了《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等代表作。他對語文教育的系統性思考，也在此時期成熟，集中體現于20世紀40年代發表的《文學與語文》等系列文章中。

青年朱光潛

在這些文章中，朱光潛提出了“思想就是使用語言”的命題。在當時的觀念中，語文多被視為一種工具，一種承載思想的、外在的、技術性的媒介。他反對將語文視為純粹交際工具的觀點，認為思想和語言是同步發生、不可剝離的統一體。他提出一個著名論斷——“思想是實體，語文是投影。”在他看來，思想與語文是平行一致、同時成就的，猶如光與影不可分離；情感、思想和語言三者是相互貫通的，不能彼此獨立。

“語文的最大德性是精確妥帖”，朱光潛在《文學與語文（上）：內容、形式與表現》中寫道。這并非僅指用詞準確，更意味著思想本身的清晰與真誠。他進一步強調：“思想必須與語文同一，人格必須與風格同一。”換言之，一個人的語言面貌，直接映射其思維品質與人格境界。文風的浮夸，可能源于思想的空洞；表達的晦澀，或許反映了思維的混亂。因此，語文教育的目標，遠不止于教會學生遣詞造句，本質是思維訓練和人格修煉。

這一思想，與他的摯友夏丏尊的“語感論”遙相呼應。夏丏尊強調對語言文字的敏銳感受，朱光潛則深入語言與存在的關系內核。他認為，文學是“最高的人性表現”，是人生的映照。“志趣曠達則情感純厚，情感純厚則人格高雅”，這一切都需通過精準、妥帖、富有美感的語言文字來呈現，才能真正做到《易經》所說的“修辭立其誠”。

在教學方法上，朱光潛極具實踐智慧。他極度重視“讀”，尤其推崇朗讀，認為聲音能直抵心靈，是培養“語感”的最佳途徑。他主張中學生應精讀《孟子》，如《魚我所欲也》章，不僅學習其“舍生取義”的思想，更要體味其語言的邏輯力量與雄辯氣勢：“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種斬釘截鐵的句式與排比遞進的結構，展現了漢語的凝練與思辨深度。

對于閱讀，他提倡“精讀”優于“泛覽”：“與其讀十部無關輕重的書，不如以讀十部書的時間和精力去讀一部真正值得讀的書。”他強調“學文藝如學畫，須先臨摹前人范作”，通過深度模仿經典，領會語言藝術的精髓。朱永春回憶，祖父對當時大學里流行的教科書很不滿意，“他主張讀原著”，認為二手材料往往失真或流于淺薄。

在寫作上，朱光潛提出了“有話必說，無話不說，說須心口如一，不能說謊”的真誠原則。他將寫作境界分為“疵境、穩境、靜境、化境”四層，這既是技藝的進階，更是人格修為的升華。他認為寫作材料不外乎“情、理、事、態”四大范疇，教導學生從這四方面觀察生活、積累素材，并通過記日記、勤思考等方式持續練習。

風暴中的沉思與晚年的擺渡

新中國成立后，朱光潛的學術生涯進入了復雜而深邃的新階段。上世紀50年代，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美學大討論”。在這場以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劃界的思想交鋒中，朱光潛作為舊時代來的“資產階級美學家”，自然成為重點討論甚至批判的對象。

朱光潛并未沉默，他以驚人的坦誠與學術勇氣，深入參與了這場討論。這場辯論對他而言，并非只是壓力，也是一次思想的淬煉與升華。朱光潛后來也指出，脫離具體文藝實踐的空洞哲學爭論價值有限，這一看法逐漸得到學界認同。

這場思想風暴的結晶，便是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美學史》。這部巨著是中國第一部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著作，體大思精，資料翔實，立論公允，至今仍被公認為該領域的權威之作。有學者曾盛贊其成就，甚至將其與西方權威的美學史家鮑桑葵相比，認為在清晰性與可讀性上更勝一籌。朱光潛以他融通中西的學識，成功構建了一個中國人理解西方美學的經典框架。

進入風暴逐漸平息的晚年，朱光潛仍未停止思索。進入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他將絕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西方美學經典的翻譯事業。黑格爾的《美學》、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以及他晚年傾盡心血、在病榻上仍在校對的維柯《新科學》……這些卷帙浩繁的譯著，構成了中國學術界理解西方美學思想的基石。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翻譯維柯的《新科學》。這項工作始自1980年，朱光潛時年83歲，但伏筆埋在上世紀20年代。他在歐洲學習美學的入門老師克羅齊，就是維柯的學生，克羅齊曾說，美學的真正奠基人就是維柯。他用兩年完成維柯代表著作《新科學》后，又著手翻譯《維柯自傳》，并撰寫了一些維柯評介文章。朱光潛注重維柯，是因為維柯和馬克思的歷史觀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維柯歷史哲學最核心的命題、也是最重要的貢獻，在 于強調了人類歷史是由自己創造的，這也為朱光潛最終的美學觀——作為歷史哲學的人道主義美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力支持。

為何在耄耋之年選擇如此艱辛的“擺渡”工作？朱永春透露了部分緣由：“他可能認為這些更重要。他那時候覺得好像時間不多了，他要把這些西方經典都翻譯過來。”當時高層領導人也曾鼓勵他從事翻譯，認為如此艱巨的文化工程，非他這樣的大家難以勝任。朱光潛自己則有一種文化的緊迫感，他意識到這些思想資源對于未來中國學術建設不可或缺。

他的翻譯并非簡單的語言轉換。每一部重要譯著，他都附有詳盡的評注、前言或后記，其中蘊含著他數十年研究的心得與批判性思考。朱永春說：“他很多觀點都放在注解中間了，后來很多人引用他注解中的某些觀點。”這些腳注本身，就是一部部微型的學術專著，朱光潛謙遜地將真知灼見附于大師文字的旁側。

1986年3月6日，朱光潛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9歲。在他最后的書桌上，依然擺著未完成的譯稿與密密麻麻的筆記。消息傳來時，孫子朱永春竟是從報紙上才得知祖父去世的訊息。追悼會上，學界同仁與受其文字滋養的讀者，默默送別這位將一生獻給美與思想的擺渡人。

1973年，朱光潛與孫輩們的合影

美育：指向生命完整的語文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朱光潛的語文教育思想，其核心愈發清晰：語文教育的終極目的，是“怡情養性”，是培養“純正的趣味”與“健全的人格”，是導向生命的完整與豐盈。

他始終堅信，“沒有其他東西比文藝能給我們更深廣的人生觀照和了解，所以沒有其他東西比文藝能幫助我們建設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礎。”語文，尤其是文學，在這里被提升到人生的高度。它不僅是學習其他知識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人性得以展開、精神得以成長的土壤。

在語文教學時常陷入技術化訓練的今天，朱光潛的警示依然有效。當寫作淪為套路的演練，閱讀變成信息的提取，語言失去了與鮮活生命體驗的聯結，語文便失去了它的靈魂。朱光潛當年所倡導的真誠寫作，深度閱讀，以及對語言本身精確妥帖之美的追求，恰恰是糾正當下語文教育弊病的一劑良方。

朱永春后來成為一名建筑學者、福州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從建筑美學的教學視角回顧祖父的思想，他認為其超越時代的價值在于抓住了教育的本質：“他解決了最根本的幾個教育問題：第一，教育對象是誰？是大眾，教育是促進社會公平進步的手段。第二，教育目的是什么？不僅是傳授知識，而是要塑造完整的人，包括審美、情感、人格。第三，教育方式是什么？要知行合一，通過實踐運用知識。”

從白馬湖畔那個帶著學生領略文學之美的青年教師，到未名湖畔那個將畢生智慧注入譯著與著述的美學學者，朱光潛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何為“以美育人”。他像一位虔誠的擺渡人，一端連接著西方深邃的思想源泉，一端連接著中國學子渴求成長的期望；一端是嚴謹的學術體系，一端是鮮活的人生實踐。

燕南園的書房已空，但白馬湖的風，依然在吹。朱光潛留下的，不僅是一個美學體系，也是一條通過語文教育抵達生命豐盈的永恒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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