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萬成年人，患上這種可能提前死亡的病

28歲的趙晗長期在北京工作。去年，她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被確診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趙晗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確診時，醫生直言她的癥狀“十分典型”，卻直到“現在才來就診”，令人意外。

學生時代結束后，趙晗才意識到自制力缺陷給她帶來的巨大焦慮。她的大腦中充斥著各種想法和計劃，卻難以付諸行動。她經常忘繳水電費，難以收拾衣柜，也無法及時處理冰箱里堆積的食物。工作上，她常常模糊地意識到“還有事情沒做完”，卻又遲遲無法開始。

ADHD給趙晗帶來的最大困擾，是上班頻繁遲到。因此被扣發的工資，她已難以統計。有時，她換好衣服、化好妝，卻仍坐在沙發上，遲遲無法出門。“感覺身體像是被黏在沙發上一樣，動不了。”她說。

日前，ADHD因羅永浩的自曝登上熱搜。ADHD是一種源于兒童期的神經發育障礙，過去長期被視為兒童疾病。根據相關專家共識，有30％—50％兒童患者的癥狀會持續至成年。隨著公眾認知度的提高，國內越來越多成年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存在ADHD相關問題，并前往醫院就診。

與兒童患者相比，成人ADHD人群往往表現出更廣泛的功能損害，主要會導致學業受挫、工作表現不佳等。同時，成人患者也易出現婚姻關系破裂、合并其他精神障礙、藥物或酒精濫用，甚至過早死亡等風險。

AI制圖

成人患者越來越多

32歲的趙程浩，去年8月在深圳一家三甲精神專科醫院被診斷為ADHD。他畢業于一所211大學，有過數年職場經歷。確診前一年，他開始在電商領域創業，但拖延癥愈發嚴重。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創業期間，他逐漸意識到，自己長期的“失控”狀態，并非簡單的自制力不足。隨后，他在網上查資料發現，ADHD的許多癥狀與自己的表現高度契合。“我幾乎沒有猶豫，就去醫院就診了。”

多位精神科專家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近年來，前往醫院確認自己是否患有ADHD的成年人明顯增多，這也使得確診患者人數持續上升。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心理科主治醫師李玉龍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她在門診中接觸到的成年患者，往往是在高中或大學階段，才開始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注意力存在問題。

早在20多年前，陸崢就關注到成人ADHD，并將其作為博士后期間的研究課題。他現任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精神醫學中心主任醫師，參與了多部中國精神障礙和ADHD相關指南的編寫。陸崢注意到，大約從2010年起，國內精神科門診中因ADHD就診的成年人數量明顯增加。

2022年，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團隊增設了ADHD綜合干預門診，面向成人及兒童患者，由該院兒童精神醫學首席專家鄭毅擔任學科帶頭人。鄭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過去ADHD門診多設在兒科，不少成年人只能掛兒童門診的號，心理上會感到不適，甚至產生抵觸情緒。隨著ADHD專病門診的設立，前來就診的成人ADHD患者不斷增多。

據《中國成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診斷和治療專家共識（2023版）》（以下簡稱《共識》），成人ADHD患病率尚無一致結論。全世界范圍內，成人ADHD現患率為0.6％—7.3％。綜合現有文獻，目前國內患病率約為3％。據此粗略預估，國內的成人ADHD患者數量超過2000萬人。鄭毅參與了該《共識》的制定。他指出，盡管近年來成人ADHD的確診人數有所上升，但與真實發病規模相比，仍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尚未被識別。

接受心理治療的兒童 圖/視覺中國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兒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醫師葉敏捷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在臨床中觀察到，成人ADHD患者的核心特征較為相似，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注意力難以集中；二是情緒波動較大；三是在行為上容易沖動，存在執行功能障礙。

對趙程浩來說，拖延和思維過度活躍是ADHD帶來的主要困擾。過度活躍的思維，使他在與人交談時容易走神。久而久之，他發現自己很難與他人建立親密關系，也逐漸失去了耐心傾聽他人的能力。

34歲的張文，畢業于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在一家體制內單位工作。去年5月，她在當地一家三甲醫院精神科確診ADHD。進入職場后，她開始頻繁出現情緒困擾。她舉例稱，在工作中需要反復修改PPT內容，一度讓她難以承受，甚至出現情緒失控。“醫生曾告訴我，我的情緒問題與長期專注能力不足存在關聯。”

成年ADHD患者對不確定性的耐受度普遍較低。葉敏捷分析，例如在工作中，臨時改計劃、領導突然加任務，很多人仍能勉強接受，但對部分ADHD患者來說，這種“忍耐”本身就非常困難。情緒爆發后，他們往往也會后悔。這種反復出現的情緒沖動，會對人際關系造成明顯沖擊。

頻繁的興趣切換，也是成年ADHD的常見特征。和趙程浩一樣，對任何事物，張文都表現出明顯“三分鐘熱度”。她提到，自己的興趣非常廣泛，閱讀、攀巖等都會階段性投入，但往往過一段時間就轉向新的事物。葉敏捷指出，在成年階段，ADHD更多表現為做事缺乏持續性。頻繁的興趣切換，會直接影響計劃的執行力。

為何成人ADHD患者越來越多？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原院長陸林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近年來，成人ADHD受到關注，更多反映的是識別率和社會認知的提升，并不意味著患病率突然上升。過去，成人注意力差、效率低常被歸因為性格或情緒問題，沒有進入醫學診斷體系。隨著研究深入，這類神經發育性障礙逐漸被正確認識。同時，現代社會信息密集、工作和學習節奏加快，對專注和自我管理能力要求提高，使部分人群在高壓力環境下癥狀更加明顯，從而主動就醫。

對趙程浩來說，確診帶來了一種強烈的“被解救感”。他形容，自己此前的人生仿佛一直在迷霧中前行，這一刻終于看到了方向和希望。

羅永浩是較早進入中國公眾視野的成人ADHD患者之一。 （資料圖）

早期童年癥狀未被識別

這些前來就診的成年人，并非突然患病。“成年后被診斷為ADHD的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大多就出現過相關征兆。”多位受訪專家強調，ADHD是一種貫穿全生命周期的神經發育障礙，很多患者早期童年的癥狀未被識別或未受到足夠重視。

多位受訪者稱，ADHD人群從小到大往往被周圍人誤解為懶散、不努力、不夠穩重。張文從小就特別好動，多次因遲到被老師罰站、丟三落四被家長責備。趙程浩放學回家后，很少主動分擔家務，家人因此認為他的生活能力差、性格懶散。

趙程浩從小就存在學習困難，嚴重拖延幾乎貫穿整個學生時代。不過，由于從小學開始住校，在老師的監督和明確的學習目標驅使下，他的成績一直不錯。進入大學后，他的學習和生活逐漸失序：拖延愈發頻繁，自律能力下降，成績迅速下滑，最終考研失敗。

葉敏捷表示，在門診中，他常遇到一些大學生因學業難以為繼前來就診。進一步了解后發現，其中一部分人屬于“高智商代償型”，即注意力和執行功能存在缺陷，但憑借較高智商，僅用較少的注意力就能應付中小學階段的學習，問題因此被掩蓋。他進一步解釋，這類患者在初高中階段，往往依賴一個“外在系統”支撐生活和學習，相當于用外部管理彌補內部自我管理能力的不足。

前述《共識》指出，ADHD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晰。目前，業內認為，ADHD是由多種生物學因素、心理因素及社會因素相互作用所導致。

多位專家也提到，兒童和成人 ADHD 在診斷標準上本質一致，只是隨著年齡增長，癥狀的外在表現發生了變化。鄭毅舉例說，成人ADHD的一個典型特點是，“多動”行為往往被壓制或內化了，童年時期那些明顯的敲桌子、下位子、來回跑動等行為，在成年后不再那么突出。

前述《共識》提到，因多動而主觀體驗到心慌意亂、坐立不安，也是診斷成人ADHD的標準之一。葉敏捷補充，成人ADHD更常表現為一種“靜不下來”的狀態。比如在會議中明明坐著，卻總想站起來走動，或身體保持不動，但思緒早已游離，難以持續投入當前任務。

20歲的周彤是某985高校一名藝術專業的大三學生，去年12月在深圳一家三甲精神專科醫院確診ADHD。在確診前，她曾在醫院接受多項檢查，包括智力測定、癥狀自評量表，以及心電圖、腦電圖等。

陸崢介紹，ADHD的診斷通常從系統性的精神檢查入手，重點了解患者是否存在焦慮、抑郁等情緒和行為問題，并對注意力、多動、沖動等核心癥狀進行評估。隨后，醫生會結合多種精神科量表，從情緒、行為、注意力、人格及生活事件等多個維度展開評估，并綜合個人病史和家族史，形成初步判斷。若患者符合ADHD的核心特征，可進一步依據相關診斷標準確診。

多位受訪專家提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成年人通過閱讀書籍、網絡自測等方式進行自我對照，之后前往醫院求證。記者注意到，在某社交平臺上，一份售價僅幾元的ADHD自測量表，3個月內銷量已超過1000份，這份量表被附在一則題為“懷疑自己是ADHD？5分鐘自測準到離譜！”的帖子下方。多名專家提醒，網上自測ADHD并不靠譜，其參考價值非常有限。

“成人ADHD的漏診率和誤診率較高，因為其常與焦慮、抑郁、強迫、情緒波動、成癮行為等共存，極易被忽視。”陸崢表示，有必要提高公眾對ADHD的科學認知。有些人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難時，容易簡單地將問題歸因于“自己可能是ADHD”，仿佛這一標簽可以解釋一切，甚至成為某種“護身符”。但他指出，具體問題的成因及其發生發展過程，仍需通過專業醫生的科學評估加以厘清。李玉龍指出，在她接診的100多名自認為患有ADHD的成年人中，最終被確診的不足10人。

鄭毅指出，診斷成人ADHD時，需要回顧患者此前尤其是12歲以前的癥狀表現，而不能只看當前狀態。如果一名成年患者在童年完全沒有ADHD的相關表現，醫生在做診斷時就需要格外謹慎，因為注意力不佳等問題也可能由情緒障礙等其他原因引起。

李玉龍提到，一些患者可能同時存在其他心理或精神問題，這類共病需要先處理，再持續觀察，通常需要多次就診，才能做出明確判斷。

陸林表示，成人ADHD癥狀容易與壓力過大或一般拖延混淆。ADHD通常具有早期起病、長期存在、在多個生活場景影響功能的特點，而壓力或情緒問題多為階段性，隨環境改善而緩解。常見誤區是把短期狀態問題當作ADHD，或將真實的ADHD簡單理解為“不自律”。

“藥物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確診ADHD后，趙晗并未有如釋重負的感覺。醫生先后給她開了兩款治療多動癥的核心藥物——托莫西汀和專注達。

醫生告訴她，如果不影響自己的生活就不用服藥，狀態不好的時候可以吃藥調整。“醫生說這些的時候，我意識到確診只是和過去一些事和解，但未來的路仍是要靠自己走。”趙晗表示。

多名專家強調，ADHD的干預應盡早進行。在藥物治療方面，目前針對ADHD的用藥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長效哌甲酯緩釋制劑為代表的中樞興奮劑，如專注達；另一類是以托莫西汀為代表的非興奮劑藥物。李玉龍表示，如果上述藥物效果不理想或患者不能耐受，還可以考慮使用可樂定或胍法辛等藥物。如果存在共病情況，醫生會根據具體情況聯合使用其他藥物，例如抗抑郁藥、用于治療雙相障礙的藥物，或改善睡眠的相關藥物。

趙程浩每天服用一粒專注達。他表示，用藥后拖延問題明顯改善，行動力顯著增強，以前可能拖一個月的任務，現在一天即可完成。但藥物也有副作用，如藥效結束后疲憊感明顯、食欲下降以及長期輕度亢奮等。

“藥物無法解決所有問題。”鄭毅認為，藥物對成人ADHD的癥狀有效，但功能恢復、生活方式調整及心理層面改善，單靠藥物并不夠。他談到，成人ADHD的治療難點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發現和干預普遍偏晚；二是共病比例高。前述《共識》指出，成人ADHD中約45.76％合并抑郁障礙。“部分成人患者對ADHD的核心認識存在偏差，加上宣傳容易讓人誤以為‘吃藥即可恢復功能’，容易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

陸崢強調成人ADHD治療遵循三大原則，即全病程治療、綜合治療，以及個體化治療。陸林指出，相當一部分醫生，甚至包括部分專科醫生，仍將ADHD視為“兒童疾病”，導致真正的成人患者難以查明病因。國內相應醫療資源也存在嚴重匱乏，兒童精神科醫生本就稀少，用藥方面也存在限制，哌甲酯等一線治療藥物屬于國家嚴格管制的第一類精神藥品，因此一些患者可能無法及時得到相應治療。

除了藥物治療，認知行為治療同樣被證實是有效的ADHD治療手段。“成人ADHD患者在學校和職場中幾乎缺乏系統性的支持體系。”陸林表示，他們往往更需要認知行為治療、執行功能訓練、職業指導以及環境調整等非藥物干預方式，但這類社會心理支持資源在現實中非常稀缺。

在鄭毅看來，從實際效果看，在不少情況下，行為認知療法并不遜色于藥物治療。但在現實中，行為治療的推廣面臨諸多困難：一方面，這類治療對醫生的時間和精力投入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目前醫院的收費體系和配套機制也尚不完善，限制了其廣泛開展。

（文中趙晗、趙程浩、張文、周彤均為化名）

發于2026.1.19總第122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被忽視的成人多動癥

記者：牛荷（niuhe@chinanews.com.cn）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