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洪學智完成回憶錄后，特別囑咐：給長春的老鄭頭送去一本

1947年5月初，遼南的夜還帶著春寒。戰斗剛停，滿是泥漿的公路旁堆著繳獲的汽車，新一軍112團汽車連的司機鄭國良被帶到隊列前。負責甄別的干部問他：“會不會修車？”鄭國良點頭，一句話沒多說。第二天清晨，一位個子不高、目光沉穩的將領來到停車場，順手拍了拍一輛吉普的引擎蓋：“小鄭，跟我走吧。”這位將領便是第六縱司令員洪學智。就這樣，昔日國軍司機成了解放軍戰士，而兩人之間的情誼，也從這一聲極簡的招呼開始。

遼沈戰役期間，吉普車常被當作前線機動指揮所。炮火最兇的錦州城南，鄭國良踩足油門沖過封鎖線，車身被彈片撕開口子，洪學智的帆布挎包卻完好無損。洪學智回頭看了看那道長口子，只說了三個字：“記大功。”一句輕描淡寫，卻讓鄭國良守了一輩子的承諾——凡是首長在，他就得把車安安穩穩地開到終點。

1950年10月，朝鮮戰場初雪未融。洪學智時任志愿軍后勤司令，搶修公路、運送彈藥，全靠汽車連穿梭山谷。一次夜行，敵機投下照明彈，山道瞬間如白晝。鄭國良猛打方向盤，把車鉆進樹叢躲過掃射，洪學智壓低聲音：“命大，不錯。”短短七個字，鄭國良卻聽出了信任，從此提起油門就像守著家里老父親。幾個月后，車上還坐過洪學智的妻子張文與小兒子洪虎，山坡積雪不斷塌落，鄭國良硬是連人帶車推了出去。后來他常對朋友說：“那是把命攥在手里給首長用。”

志愿軍回國后，各部復員重建。鄭國良調入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洪學智則在北京、南京之間奔忙。1960年3月，中央一紙調令把洪學智安排到吉林省農業機械廳工作。正值寒潮，洪學智帶著兩個女兒乘綠皮車北上，生活拮據到連煤票都得精打細算。5月21日，他正式赴任廳長。不到一周，鄭國良帶著幾卷報紙和一袋玉米面上門，什么話也沒多說，先把米面搬進灶間。張文端起搪瓷缸倒水，鄭國良憨憨一句：“首長放心，路熟，我常來。”

那個年代探望老上級絕非易事。洪學智明白，只要老鄭出現，就意味著外面形勢沒讓人膽怯。一回深夜，院門響動，洪學智披衣出去，月光下是故人，他輕聲嘆道：“你小子還是敢來。”鄭國良只笑不語，把一包黃豆塞到老首長臂彎里，轉身便走。黃豆被分成幾份，除了寄給在北京上學的孩子，洪學智又送給廳里幾名工人，只留了小半袋做豆豉。豆香飄進鄰里，筒子樓的炊煙也淡了些苦味。

1962年7月，洪學智調任省重工業廳廳長。單身宿舍里煤爐子嗆人，他盯著漫天黑煙，轉頭吩咐基建處：想法子裝煙道。處長為難，他抬手指著窗外：“你們是管建設的，連命都保不住還談什么計劃？”不到兩周，簡易煙道安裝完畢。老人家沒再提這事，卻把第一個月工資分出二十元塞給司機張守信，那正是張守信半月收入。張守信愣著不接，洪學智擺手：“拿去，孩子要長身體。”一句話，說得他鼻子發酸。

幾十年風云散盡，2003年，洪學智在北京完成《洪學智回憶錄》終審。定稿那天，秋燈如豆，他合上書稿，抬頭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長春的老鄭頭，得給他寄一本。”語氣平常，卻沒人敢怠慢，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不僅是將軍對昔日老部下的掛念，也是對那段日子一種無聲的道別。

書寄到長春時，鄭國良已退休多年。老伴趙國榮替他拆開郵包，硬質封面映出黑白照片，鄭國良指著照片上那張熟悉面孔，含糊喊了兩聲，聽不清字句，卻能看出他的興奮。趙國榮把書捧進玻璃柜，嘴里念叨：“這是家里傳代的東西。”說這話時，她想起那些昔日在長春老房子里喝過的高粱米粥，想起積雪未化的山道，也想起丈夫年輕時握方向盤的手勁。

2006年11月20日清晨，北京小雪。洪學智在醫院平靜辭世，享年九十四歲。消息傳到長春，鄭國良已患腦血栓五年，連親人都辨認不清。但那天，他突然激動，眼角濕潤，斷斷續續發出嗚咽聲。趙國榮貼耳細聽，只捕到一個詞：“首長……”眼淚順著老人布滿老年斑的臉滑落，床頭的回憶錄輕輕合著，燈下顯得格外沉靜。

同年冬末，新四軍時期的警衛員蘇柏、老警衛孫久環相繼離去，地點一在長春，一在哈爾濱。熟悉洪學智的人唏噓：這些老兵像是在崗的哨兵，等到首長最后一次點名，才肯收隊。沒有隆重的告別儀式，也沒有轟鳴禮炮，幾封簡短電報，劃上了他們守護一生的句號。

依照遺愿，洪學智骨灰撒在安徽金寨山野。2008年，烈士陵園里立起紀念碑，840平方米的場地不算大，卻足夠陳列一位兩度上將的戰功。碑前常擺著幾束白菊，偶爾也有游客留下一本回憶錄。翻開扉頁，書角被細細包好，像當年那袋黃豆，樸素卻厚重——這是洪學智、鄭國良以及所有老兵共同的印記：戰場換了模樣，老同志的情誼沒有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