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對日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正當合理

在中國日前依法依規對日本加強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措施以來，日方不僅沒有正視問題根源，反而污蔑中方搞“經濟脅迫”，首相高市早苗還無理要求中方撤回出口管制措施。對此，中國商務部15日嚴正表示“堅決反對，不予接受”。

了解中方此舉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先看清兩個問題。

一是何謂“兩用物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指的是既有民事用途，又有軍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軍事潛力，特別是可以用于設計、開發、生產或者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貨物、技術和服務，包括相關的技術資料等數據。

二是為什么要對日本加強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措施？眾所周知，高市政府上臺以來，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對中方發出武力威脅。此外，還積極推進修訂“安保三文件”，其側近人士公開發表擁核言論。這一系列危險動向暴露出高市以及日本右翼勢力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加速“再軍事化”野心，勢必損害地區和平穩定，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

基于此，中國商務部6日發布公告，明確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及相關最終用戶用途出口。其目的正是制止日本“再軍事化”和擁核企圖，正當合理且必要。這不僅是在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的法定責任，也是履行防擴散國際義務。中方這一舉措有助于遏制日本擴張軍事實力的危險勢頭，切斷日本獲取軍事關鍵技術和材料的非法通道，體現了維護地區安全秩序、守護人類共同安全的決心與擔當。

回顧戰后80多年，亞太地區之所以能實現持續發展與繁榮穩定，核心在于各國對二戰歷史教訓的深刻汲取、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共同維護以及對國際法與國際規則的遵守敬畏。然而，自高市政府上臺以來，日本加速推進強軍擴武，嚴重沖擊戰后秩序與地區安全。

先看防衛預算方面。2026財年，日本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新高，實現連續14年增長。這筆巨額資金并未聚焦于日本本土安全防護，而是重點投向遠程打擊武器，明顯違反日本戰后秉持的“專守防衛”政策，為地區局勢埋下不穩定種子。

再看戰略發展方向。日本計劃于2026年底前修訂“安保三文件”，核心方向是：通過增設軍力，使日本擁有所謂“反擊能力”；通過大幅增加防衛費，為持續擴充軍備提供經費支持；通過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試圖躋身國際軍火貿易市場；通過修改“無核三原則”，為引進核武器擺脫限制。這一系列根本性政策轉向背離日本和平憲法精神，嚴重違反《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國際法律文件對日本的約束性規定，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更是對人類和平愿望的公然漠視。

此外，日本的擁核野心更令國際社會憂慮。統計顯示，日本目前擁有47噸分離钚儲備，遠超其民用核電的實際需求，足以制造6000枚核彈頭。近來，日本首相官邸高官公然宣揚“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的謬論。日本右翼政客積極推動與他國“核共享”合作構想，進一步模糊核武器的使用邊界，將地區推向核風險的邊緣地帶。有分析指出，中方對日實施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措施后，違反規定者將被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將有力遏制日本擁核野心。

二戰教訓殷鑒不遠，人類不能重蹈覆轍。中國對日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本質上是通過合理合法的斗爭，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然而，日方無視問題的根源在于高市及右翼勢力的錯誤言行，反而倒打一耙指責中國，這更加令人擔憂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也更加佐證了中方舉措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也應攜起手來，采取實質舉措約束日本的軍事擴張行為。比如，國際原子能機構應強化對日本核材料儲備的核查力度，確保其嚴格遵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相關義務。相關國家應重新審視與日本的軍事合作，避免間接助力日本突破“專守防衛”原則的束縛。唯有團結一心、形成合力，國際社會方能構建起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堅固防線，守護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國際銳評評論員）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