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錢幣史》揭示蜀地三千余年“天府幣脈”基因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成都1月15日電(單鵬)近日，一部深挖地域貨幣文化、耗時十余年潛心研究的學術專著——《四川錢幣史》在成都正式出版。這部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系統全面地梳理和展示了從古蜀到民國時期三千多年間巴蜀地區歷史上的重要錢幣，展現其獨特的發展脈絡。

“了解歷史最直觀的材料就是錢幣。”近日在成都接受采訪時，《四川錢幣史》作者、四川大學古典學系專職副研究員馬明宗道出其研究初心。作為歷史學出身的研究者，他認為錢幣因其易得性、連續性和時代烙印，是觸摸歷史的絕佳媒介。

在四川十余年的求學生活，讓馬明宗發現“天府之國”錢幣文化自成體系的特性。“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四川錢幣的獨特性并非曇花一現，而是自古至今一脈相承。”他表示，這種貫穿性，成為他決心撰寫一部四川錢幣通史的核心動因。

獨特的地理條件塑造了四川獨特的“錢幣圈”。在馬明宗看來，“蜀道之難”造就的相對封閉的盆地環境，猶如一個“世外桃源”，使其文化(包括貨幣文化)保留了較強的延續性與獨特性。無論是統一王朝時期，還是割據分裂時代，四川的貨幣都常常與眾不同。

從蜀漢的“直百五銖”、成漢的“漢興”錢，到前蜀、后蜀的鐵錢，直至明末張獻忠大西政權的“西王賞功”金銀幣，這些地方政權鑄造的錢幣無不烙印著深刻的四川特色。在北宋時期，全國使用銅錢，四川卻長期作為“鐵錢流通區”，其版別、折值、管理體系皆與全國迥異，并由此催生了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

馬明宗在書中以重要篇幅剖析了“交子”在四川誕生的背景。他認為，“交子”的出現絕非偶然。北宋初期，四川繼承后蜀的銅鐵錢并用制度，中央政府又將本地銅錢大量外調，最終使其成為鐵錢專用區。鐵錢價低笨重，而彼時四川(尤其是成都)商業發達、交易額巨大，對輕便貨幣的需求極為迫切。加之川西鑄錢地因王小波、李順起義受影響，鐵錢供給不足。多種因素疊加，迫使民間“交子鋪戶”創新發明信用票據，最終演變成由十六戶聯保、后收歸官辦的“交子”。

“‘交子’是一種比較純粹的、現代意義上的紙幣。”他強調，“交子”具備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儲藏職能，其分界發行的制度設計在當時已屬先進。這一創舉不僅影響了南宋的“會子”“關子”，更通過宋、金、元的紙幣實踐，對世界金融史產生影響。馬明宗指出，從公孫述鐵錢到“交子”，再到南宋四川鐵錢面額不斷增大而體積未增，實質是貨幣信用化、符號化的一貫邏輯體現，直到民國時期成都民間商鋪廣泛發行“代用券”，仍是這種創新精神的余緒。

寫作這樣一部貫通三千年的專史，難點重重，不僅需論證“四川錢幣史”這一概念的學術正當性，還要在史料中爬梳剔抉。此外，研究秉持“從實物出發”的原則，需處理大量考古發現與傳世錢幣，常常面臨“有史料無實物”“有實物無史料”或二者矛盾的復雜情況。

盡管困難如此，《四川錢幣史》仍通過扎實的實物與文獻互證，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例如，關于“太平百錢”的鑄造地，學界曾有江南之說。但書中展示了成都出土的“太平百錢”銅鑄模(錢模)，結合近現代著名錢幣學家、錢幣收藏家羅伯昭的論證，力證其為蜀漢政權在成都鑄造，并影響了東吳的幣制，澄清了學術史上的一段公案。該書還披露了不少新材料，如對四川地區民國“代用幣”的系統介紹，多來源于以往學界關注較少的民間收藏。

這些歷史梳理與學術考辨，廓清了巴蜀貨幣的發展脈絡，并為當下激活這一文化遺產提供了依據。馬明宗認為，從三星堆的海貝、江口沉銀的“西王賞功”錢到“寶川局”遺址，四川豐富的錢幣文化是一座尚待開發的富礦，可通過多項舉措激活其文化價值，例如鼓勵各類博物館舉辦高水平錢幣專題展，設計面向青少年的古法鑄錢體驗活動，開發蘊含“搖錢樹”“連體花錢”等四川特色錢幣元素的文創產品，將其承載的吉祥文化與民俗信仰融入現代生活。

《四川錢幣史》的出版，為公眾打開了一扇理解四川歷史脈絡與文化特質的新窗口。“放眼全國乃至世界，能在兩三千年中，幾乎每個時代都在貨幣金融上有所突破和創新，這是非常罕見的。”馬明宗說，“這正是四川文化創新創造精神在貨幣領域的突出體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