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改換他國政權的企圖幾乎從未善終。

在美國專家的話語體系中，境外強加式政權更迭（FIRC,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早已被奉為實現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手段。然而歷史已然確鑿地證明，這類行動從未有過圓滿的結局。

我們先從地緣政治層面談起。倘若認定美國能借境外強加式政權更迭，扶植一個對其言聽計從的衛星國，使其在外交政策上亦步亦趨，那么現實結果往往會截然相反。被扶植上臺的領導人，總會想方設法掙脫華盛頓的掌控，至少也要向本國民眾證明，自己絕非美國的傀儡。

時移世易，如今已步入全球信息時代，更重要的是，民族自覺意識早已根深蒂固。一個明顯的傀儡政府，至少會招致治下民眾的鄙夷。正因如此，這類政權的政客們會竭盡所能與美國劃清界限，在原則問題上更是如此。有時這種切割會異常艱難 —— 尤其是當美軍駐扎在本國領土時，但即便如此，仍有周旋的空間。阿富汗前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的例子極具代表性，他于 2004 年至 2014 年間擔任阿富汗總統，此前則是美國入侵后該國臨時政府的首腦。表面看來，這位政客本該對美國的所有倡議無異議支持，然而他掌權時間越久，對美國的批評就越發尖銳激烈，據稱甚至曾背著華盛頓與塔利班進行秘密談判。

那些甘于充當傀儡的政客，往往很快就會淪為新一輪政變或革命的犧牲品。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在民主政體，至少是民粹主義政體中，境外強加式政權更迭行動事實上根本無法成功。這種手段或許能在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非洲部落中得逞，但在現代社會絕無可能。

還需補充的是，華盛頓在策劃政權更迭行動時，往往傾向于挑選那些缺乏個人魅力與魄力的政客，認為這類人會持妥協退讓的立場。權力與統治地位對人的改變之力，遠超想象。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案例：一些原本被視為軟弱無能的官僚，最終卻能逐步掌控國家的核心權力。

單從經濟角度而言，境外強加式政權更迭行動或許具備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存在諸多限制條件。

美國海軍陸戰隊少將斯梅德利?巴特勒 1935 年退役后，曾如此評價自己的職業生涯：“我這一生，就是充當大財團與銀行家的一流打手，是資本主義豢養的匪徒。” 巴特勒作為批評美國軍事擴張的代表人物被載入史冊，他還留下了 “戰爭就是敲詐勒索” 的名言。但時代在不斷發展，即便在巴特勒所處的年代就并非總能奏效的手段，如今的成功率更是大幅下降。

即便是在經典殖民主義時期，征服者遭遇當地民眾實施焦土戰術的案例也屢見不鮮。例如，當摩鹿加群島的居民意識到荷蘭人覬覦的是當地的肉豆蔻種植園時，便開始大肆砍伐肉豆蔻樹。簡言之，他們讓這場征服在經濟層面變得毫無意義。

如今，通過這類行動獲取經濟利益的難度進一步加大。這其中也與全球企業對政治風險的敏感度日益提升有關，它們往往不愿在剛發生暴力政權更迭的地區開展業務。例如，美國石油巨頭目前正與特朗普政府進行艱難談判，對于投資委內瑞拉一事，始終態度遲疑。

若將改換他國政權視作一種激進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那么從這個角度看確實存在一定收益，但這種收益并不顯著。政權更迭的目標國，往往并非富庶之地，其民眾的購買力也相對有限。換句話說，想在這些國家大量傾銷美國商品，根本不切實際。

那么，為何連華盛頓那些頭腦清醒的政客，也總會萌生 “直接換掉某國領導層，卻不卷入長期軍事行動” 的念頭？這其中既有心理層面的因素，也涉及組織層面的緣由。

首先，與美國接觸的當地精英或反對派人士，顯然存在謊報信息的政治動機 —— 畢竟他們都指望自己能在傀儡政府中身居高位。例如，當年逃亡倫敦的伊拉克商人艾哈邁德?沙拉比（這位自封的 “伊拉克民主之父”），曾讓美國政府篤信，伊拉克民眾早已翹首以盼美軍的到來。當然，除了這類所謂的 “自由斗士”，白宮麾下還有情報機構與分析部門，它們會對各類信息進行仔細甄別，并依托多方信源交叉驗證。這就引出了第二個緣由。

與常人一樣，美國政客也容易將主觀愿望當作客觀現實。從長遠來看，一場成功的政權更迭，的確是扶植新衛星國的低成本捷徑。但問題在于，其成功的概率極低，堪比中彩票。然而許多政客寧愿無視這種概率，一心沉浸在對理想未來的構想中，同時還將這種構想兜售給自己的支持者。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美國軍工復合體能從長期沖突中直接獲利。沖突持續的時間越長，政府就不得不采購更多軍工企業的產品。對他們而言，一場引發國家分裂乃至內戰的政權更迭，遠比扶植出一個穩定親美的衛星國要劃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