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鄭洞國的妻子改嫁，誰料風水輪流轉，晚年的她想要破鏡重圓

1953年的冬天，北京城的風刮得特別邪乎，像是要把屋頂的瓦片都給掀了。就在這一陣緊似一陣的寒風里，五十歲的鄭洞國坐在一張老式藤椅上，手里捏著一封剛從上海寄來的掛號信。

信封薄薄的，摸不著里面有信紙的厚實感。他用裁紙刀劃開封口，往外一倒，掉出來的不是家書，是一份打印好的《離婚協議書》。

桌子上的煤油燈火苗竄了兩下，照著協議書右下角那個熟悉的名字——陳碧蓮。字寫得真好，簪花小楷，秀秀氣氣的，跟二十年前她在南京醫院里給他送飯時，在飯盒上寫的那個名字一模一樣。那時候這字跡代表著情意，現在這字跡代表著決絕。

鄭洞國的手沒由來地抖了一下。他是個打了半輩子仗的人，槍林彈雨里眉頭都不皺一下，可這一刻，指尖那張輕飄飄的紙，竟比當年戰場上的炮彈皮還要燙手。

二十年。從1933年結婚到現在，整整二十年。這二十年里，他從少將旅長升到中將司令，又從國民黨的高級將領變成待罪之身，最后成了新中國的水利參事。起起落落，這個女人一直都在身邊。哪怕是在長春圍城那種要命的時候，她都在上海等著他。

現在，就因為一句“北京太冷，不習慣”，這日子就不過了？

鄭洞國盯著那行字看了許久，窗外的北風呼呼地拍打著窗欞，像是有人在外頭冷笑。他沒流淚，也沒摔東西，只是默默地拿起鋼筆，在男方那一欄里，一筆一劃地寫下了“鄭洞國”三個字。

這一筆下去，兩人的緣分就算徹底斷了。他把協議塞回信封，貼上郵票，出門扔進了綠色的郵筒里。做完這一切，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塵，轉身回屋，像是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

只不過，他沒想到，這一紙協議只是個開始。二十年后，這個當初嫌冷跑掉的女人，會哭著跪在他面前求收留，而他給出的答復，只有冷冰冰的五個字——“我養不起她”。

這一切的孽緣，還得從那個湖南鄉下的窮小子說起。

1903年的冬天，湖南石門縣商溪河畔的南岳寺村，鄭家的老三哇哇落地了。這孩子叫鄭洞國。

那時候的湘西，跟現在不一樣，那是真窮。山多田少，出門就得爬坡。鄭洞國的爹鄭定瓊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平時除了在地里刨食，還得走街串巷給人縫補衣服賺點外快。家里雖說有十幾間祖屋和三十畝薄田，但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也就是個餓不死的光景。

鄭定瓊自己吃了沒文化的虧，發誓要讓孩子們讀書。鄭洞國七歲那年，就被按在了私塾里背《論語》。這孩子腦子靈光，別人背十遍記不住，他讀三遍就能順下來。天不亮，別的孩子還在被窩里流哈喇子，他就已經在院子里背書了。

1914年，十一歲的鄭洞國進了石門中學附屬小學。這時候世道變了，不光要讀四書五經，還得學算術、洋文。剛開始他懵得很，看著那些彎彎曲曲的英文字母像看天書。但他有股蠻勁，別人玩的時候他死磕，硬是把成績追了上來。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家里給他張羅了一門親事。對方是鄰村的覃臘娥，比他大八歲。這就是典型的包辦婚姻，那時候鄭洞國才十四歲，懂個屁的愛情。覃臘娥是個典型的舊式婦女，大字不識幾個，但人勤快，心地好。

結婚后，鄭洞國繼續讀書，覃臘娥就在家里伺候公婆、帶孩子。她給鄭洞國生了兩兒一女，鄭安飛、鄭安騰這幾個名字都是鄭洞國起的，寄托著他想讓孩子飛出這窮山溝的愿望。

如果不是后來的時局變動，鄭洞國大概率會在這個山溝里當個教書先生或者小紳士，了此一生。但1919年的“五四運動”像一把火，燒到了這個偏僻的小縣城。

那天，鄭洞國跟著同學們上街喊口號，燒日貨。看著衙門門口那些唯唯諾諾的官老爺，再看看街上橫行霸道的日本浪人，鄭洞國心里那股子血涌上來了：這國家爛成這樣，光靠喊口號有什么用？得拿槍！

1921年，湖南陸軍講武堂招生，鄭洞國偷偷去考了第一名。結果還沒去報到，軍閥打仗，學校黃了。他只好回來繼續教書，在磨市鄉的小學里教“人之初，性本善”。教了半年，他實在憋不住，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1923年，他跑到長沙考進了商業專門學校。也就是在這時候，廣州傳來了消息——孫中山要辦軍官學校。

這消息對鄭洞國來說，就是天上的雷。1924年初，他找親戚朋友湊了60塊大洋，跟幾個老鄉坐船去廣州。到了廣州才發現，報名截止了。

換別人早就回家了，但鄭洞國運氣好，碰上了老鄉王爾琢。王爾琢已經考上了，看這老鄉急得團團轉，就幫他找了個補考的機會。就這樣，21歲的鄭洞國踩著線進了黃埔軍校第一期。

那一期的同學，后來個個都是大人物。徐向前、陳賡是共產黨那邊的元帥、大將；杜聿明、胡宗南是國民黨那邊的總司令、上將。鄭洞國夾在中間，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畢業后的頭幾年，那是真刀真槍地拼。打陳炯明的時候，他第一次上戰場，聞到了火藥味和血腥味。那種子彈在耳邊嗖嗖飛的感覺，跟在操場上練隊列完全是兩碼事。但他不怕，帶著兵往前沖，很快就升了營長。

1926年北伐，他已經是團長了。那時候他才23歲，年輕氣盛，覺得天下沒有打不下來的仗。也就是在這期間，家里傳來了噩耗——妻子覃臘娥病了。

是傷寒。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這就是絕癥。鄭洞國在前線打仗，根本回不去，只能一封封地寄錢。等他終于打完仗趕回老家，看到的只有一座孤墳。

覃臘娥臨死前一直喊著他的名字。鄭洞國跪在墳前，哭得像個丟了糖的孩子。他覺得自己虧欠這個女人太多，發誓這輩子不再娶，要給覃臘娥守節。

這一守就是三年。

這三年里，不是沒人給他介紹對象。什么留過洋的女學生，什么大軍閥的千金，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朋友們都說他癡情，其實他是心里那道坎過不去，覺得只要再娶，就是對不起地下的覃臘娥。

可命運這東西，最愛開玩笑。

1933年，鄭洞國在南京受訓，住進了醫院治瘧疾。也就是在那兒，他遇見了改變他后半生的女人——陳碧蓮。

那天是去探望老鄉肖忠貞，正好碰上肖忠貞的小姨子陳碧蓮來送飯。這一年陳碧蓮17歲，正是花骨朵一樣的年紀。她跟覃臘娥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家里是書香門第，爹是教授還開律師行；她自己會彈鋼琴，能說英文，寫得一手好字。

鄭洞國當時30歲，官拜少將旅長，長得也是一表人才。兩人在醫院走廊里一打照面，陳碧蓮的臉刷地就紅了，鄭洞國的心也咯噔了一下。

這一咯噔，就把那守了三年的誓言給咯噔碎了。

肖忠貞是個熱心腸，一看這倆人有戲，立馬就當起了紅娘。鄭洞國那是真上心，借著探望朋友的名義，往肖家跑了八趟。一來二去，兩人就對上眼了。

這樁婚事，其實并不被所有人看好。鄭洞國是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軍人，陳碧蓮是個嬌生慣養的大小姐。年齡差了13歲，生活習慣更是天差地別。

但鄭洞國是鐵了心要娶。1933年秋天，30歲的鄭洞國把17歲的陳碧蓮娶進了門。

婚后的日子，那是真甜。鄭洞國把陳碧蓮寵上了天。他在上海最好的地段買了洋房，雇了傭人，家里的財政大權全交給陳碧蓮。他自己穿打補丁的軍裝，也要給老婆買旗袍、買皮鞋。

陳碧蓮也不含糊，雖然年紀小，但很會做人。她對鄭洞國前妻留下的那三個孩子視如己出，照顧得無微不至。鄭安飛和鄭安騰這兩個半大小子，也很快接受了這個年輕的后媽。后來他們還收養了陳碧蓮侄女，一家五口，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如果日子就這么過下去，也挺好。但盧溝橋的槍聲響了。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鄭洞國這就得上戰場了。從保定會戰到臺兒莊大捷，哪兒硬仗哪兒就有他。那時候陳碧蓮還跟著他四處跑，雖然擔驚受怕，但也算夫妻同心。

最慘烈的一仗是1939年的昆侖關戰役。

那是跟日本的“鋼軍”第五師團死磕。鄭洞國那時候是榮譽第一師的師長，帶著部隊主攻。昆侖關那個地勢，全是石頭山，日本人修了碉堡，機槍一架，根本沖不上去。

鄭洞國也是拼了老命，把外衣一脫，穿著白襯衫，提著手槍就帶著敢死隊往上沖。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尸體堆得像小山一樣高。鄭洞國的部隊傷亡過半，最后硬是把日本人的旅團長中村正雄給擊斃了。

打贏了昆侖關，鄭洞國名聲大噪。但他沒時間休息，1943年又被派去印度，指揮駐印軍反攻緬甸。

也就是在緬甸戰場上，陳碧蓮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掉下巴的事。

那時候鄭洞國在前線指揮所，條件極其艱苦。陳碧蓮在后方聽說前線缺醫少藥，竟然一個人坐著運輸機，飛越了被稱為“死亡航線”的駝峰航線。那是真正的玩命，飛機隨時可能撞山或者被日軍擊落。

當陳碧蓮滿臉灰塵、狼狽不堪地出現在鄭洞國指揮部門口時，鄭洞國這個七尺漢子，抱著老婆就哭了。那時候的陳碧蓮，是真愛他，為了他連命都不要。

1945年日本投降，鄭洞國在南京受降，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他覺得仗打完了，終于可以跟老婆過幾天安穩日子了。

他們在上海定居下來，買了豪宅，買了汽車。陳碧蓮喜歡熱鬧，家里天天請客打牌，鄭洞國也樂得陪著她鬧。那幾年，是他們夫妻感情最好的時候。陳碧蓮覺得，這輩子就這樣了，榮華富貴，享受不盡。

可她忘了，這世道變得太快。

1946年內戰爆發，一紙調令把鄭洞國派到了東北。這一去，就是萬丈深淵。

剛開始鄭洞國還挺有信心，覺得幾個月就能打完。結果越打越爛，到了1948年，國民黨在東北就剩下長春、沈陽、錦州幾個孤點。

1948年3月，鄭洞國當上了第一兵團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守長春。這就是個必死的局。外面全是解放軍，圍得跟鐵桶一樣。城里十幾萬大軍，加上幾十萬百姓，每天張嘴就要吃飯。

糧食從哪來？空投？那點空投還不夠塞牙縫的。

鄭洞國天天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求突圍，或者撤退。蔣介石回電就四個字：“長期固守”。

固守個屁！城里已經開始餓死人了。先是百姓，后來是士兵。到了后來，連馬都殺了吃肉。鄭洞國看著街邊那些餓得只剩一層皮的難民，心里像刀割一樣。他是個軍人，保家衛國是天職，可現在他保護不了誰，只能眼睜睜看著大家等死。

1948年10月，局勢徹底崩了。曾澤生的六十軍起義了，新七軍也不想打了。鄭洞國成了光桿司令，身邊只剩下幾百個衛士。

10月21日，南京的中央社發了一條新聞：“鄭洞國壯烈成仁，全體官兵殉職。”

上海的陳碧蓮看到這條新聞，當場就暈過去了。醒來后披麻戴孝，設了靈堂，哭得死去活來。她以為自己成了烈士遺屬，這輩子完了。

可實際上，鄭洞國沒死。

就在中央社發假新聞的前一天，鄭洞國已經跟解放軍達成了協議，放下了武器。他不想打了，也沒法打了。

1949年初，鄭洞國回到了上海。當他推開家門，看見客廳正中央擺著自己的黑白遺像，香燭繚繞。陳碧蓮穿著一身重孝，正跪在蒲團上燒紙。

看見“鬼”進門，陳碧蓮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反應過來是活人，兩人抱頭痛哭。

那時候的哭，是劫后余生的慶幸。陳碧蓮覺得，只要人活著就好，哪怕不當將軍了，做個平頭百姓也行。

新中國成立后，鄭洞國在上海過了一段平靜日子。雖然沒有了以前的威風，但也沒人找麻煩。陳碧蓮也慢慢適應了這種生活，覺得就這樣過下去也不錯。

直到1952年，那封來自北京的調令打破了平靜。

周總理親自點名，讓鄭洞國去水利部當參事。這在當時是極大的禮遇，說明共產黨是真不計前嫌，要用他這個人才。

鄭洞國很激動，覺得自己一把骨頭還能為國家出力，這是祖墳冒青煙的好事。他興沖沖地回家跟陳碧蓮商量：“碧蓮，咱們去北京吧！那是首都，機會多，對孩子們教育也好。”

哪知道，陳碧蓮的臉瞬間拉得比馬臉還長。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為啥不去？北京是大城市，咱們也能住樓房。”

“北京太冷了！冬天能凍死人，我是南方人，受不了那罪。再說上海多好，要什么有什么，朋友都在這兒。”

鄭洞國耐著性子勸：“現在不比以前了，我去是工作，是組織信任。再說北京有暖氣，屋里暖和著呢。”

陳碧蓮把頭一扭：“我不管，反正我不離開上海。你要是非去不可，咱們就各過各的。”

其實哪里是怕冷。鄭洞國心里跟明鏡似的。

陳碧蓮是過慣了優渥生活的大小姐。以前鄭洞國是中將司令，工資高，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現在去北京當個參事，拿的是死工資，哪夠她買旗袍、做頭發、打麻將？

更深層的原因是，她對共產黨心存芥蒂，覺得去了北京就是進了“火坑”，不如留在上海這個十里洋場安全。

兩人為了這事吵了無數次。鄭洞國甚至把孩子們搬出來勸，陳碧蓮就是油鹽不進。

最后，鄭洞國沒辦法了。一邊是組織的重托，一邊是老婆的以死相逼。他是個傳統男人，覺得不能為了老婆耽誤了正事。

1952年6月，鄭洞國收拾了簡單的行李，獨自坐上了北上的火車。

剛開始，信還挺勤。陳碧蓮在信里抱怨物價漲了，抱怨家里燈泡壞了沒人修，抱怨鄭洞國寄的錢少了。

鄭洞國在北京，住的是單位分的小四合院，吃的是食堂大鍋飯。他把自己的工資大部分都寄回上海，自己只留一點點飯錢。他想著，等穩定了，再把老婆接過來，她習慣了就好了。

可他低估了陳碧蓮的決心，也高估了這二十年夫妻情分的厚度。

1953年冬天，那封決定命運的信來了。

沒有溫情的問候，只有一紙離婚協議。理由寫得很滑稽：“因氣候不適，無法在北京生活。”

鄭洞國看著那張紙，心里的血一點點涼下去。他想起當年在緬甸，她飛越駝峰航線來找他；想起他在長春生死未卜時，她為他設靈堂守節。

那些畫面，跟眼前的這張紙重疊在一起，顯得那么諷刺。

原來，那個能為他去死的陳碧蓮，已經死在了上海的燈紅酒綠里。現在的這個陳碧蓮，是那個只能同富貴、不能共患難的闊太太。

他簽了字。沒有回頭。

這一刀，砍得干凈利落。鄭洞國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一個人過了，心如死灰。

但生活總比戲文更精彩。就在他簽完字，準備在北京孤獨終老的時候，另一個女人悄悄走進了他的生活。

那是他的一個老部下的遺孀，帶著幾個孩子，日子過得艱難。鄭洞國看她們可憐，經常接濟一點。一來二去，組織上覺得鄭洞國一個大男人不會照顧自己，也需要個家，就撮合了這門親事。

對方叫顧賢娟，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沒陳碧蓮漂亮，沒陳碧蓮有文化，甚至沒陳碧蓮那種風花雪月的情調。但她會在大冬天給鄭洞國納棉鞋，會在他加班時給他煮一碗熱湯面，會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

1954年，鄭洞國和顧賢娟結婚了。

這日子過得平淡，像白開水一樣，但透著一股子踏實勁兒。鄭洞國后來當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工作忙，顧賢娟就在背后默默支持他。兩人生了個兒子，叫鄭建邦。

這一過就是二十年。

這二十年里，鄭洞國的日子越過越穩當。而遠在上海的陳碧蓮，日子卻越過越慘。

她一個人守著那點積蓄，坐吃山空。加上后來的各種運動，她的日子并不好過。更重要的是，她老了。當年的美貌不再，身邊也沒個知冷知熱的人。

人一老，就容易念舊。陳碧蓮開始瘋狂地想念鄭洞國。不是想念那個人，而是想念那個能為她遮風擋雨、提供優渥生活的“鄭司令”。

她聽說鄭洞國在北京過得不錯，官復原職似的當了大官，還有了新家庭。悔恨像毒草一樣在她心里瘋長。

1973年的一天，陳碧蓮幾經輾轉，終于找到了北京鄭洞國的家。

那天，鄭洞國剛下班回家，正準備吃飯。保姆進來說，門口有個上海口音的老太太，跪在地上不肯走，說是要見鄭先生。

鄭洞國出去一看，愣住了。

地上跪著的，是一個頭發花白、衣衫襤褸的老婦人。雖然滿臉皺紋，但那眉眼間，依稀還能看出當年陳碧蓮的影子。

陳碧蓮一看鄭洞國出來，撲上去就抱住他的腿，嚎啕大哭：“洞國啊，我錯了！我當年是鬼迷心竅啊！你看在咱們二十年夫妻的份上，收留我吧！我給你當牛做馬都行！”

這一出鬧劇，引得鄰居都出來圍觀。

鄭洞國站在那兒，沒動，也沒扶她。他看著這個曾經讓他愛到骨子里、又恨到骨子里的女人，心里竟然波瀾不驚。

沒有愛，也沒有恨，只有一種看透了世事的蒼涼。

他輕輕掙脫了陳碧蓮的手，往后退了一步，整理了一下被弄皺的褲腳，用一種極其平靜、甚至可以說是冷淡的語氣，說了五個字：

“我養不起她。”

這五個字，像五根釘子，把陳碧蓮釘死在恥辱柱上。

是啊，現在的鄭洞國，工資要養顧賢娟，要養孩子，還要資助老家的親戚。他哪還有閑錢養一個當年為了怕冷就拋棄他的前妻？就算有錢，他也不會再給這個女人花一分一毫。

陳碧蓮呆住了。她沒想到這個曾經對她百依百順的男人，會如此絕情。

她還在哭，還在求。但鄭洞國已經轉身進了屋，大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隔著一道門，就是兩個世界。

屋里，是熱湯熱飯，是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門外，是寒風凜冽，是一個孤獨老人的悔不當初。

陳碧蓮在門口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人發現已經走了。后來聽說，她回到上海沒幾年，就在一個破舊的弄堂里病逝了，死的時候身邊一個人都沒有。

而鄭洞國，一直活到了1991年。晚年的他，提起這段往事，從來不多說什么。只是偶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會看著那張簽了字的離婚協議發呆。

那張紙，早就黃了，脆了。但它留下的裂痕，卻用一輩子的時間也沒能補上。

人生啊，就是這樣。有些人，走著走著就散了；有些情，處著處著就淡了。那個嫌北京冷跑掉的女人，最終也沒能暖熱自己的余生。而那個被拋棄的男人，卻在寒冷的北京城里，守住了屬于自己的那一爐火。

這世間的因果報應，有時候來得比任何劇本都要精準，也要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