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女人有多瘋狂？她們做的惡事，一點不比男兵少

我們常說戰爭讓女人走開，但歷史卻給出了不同的答案。當提到二戰日軍暴行，多數人腦海中浮現的是端著刺刀的日本士兵。然而，在那場瘋狂的戰爭機器中，日本女性并非是無辜的——她們中有一大部分人主動成為了軍國主義的幫兇和推動者，其狂熱程度令人震驚。

戰前日本社會通過教育將女性塑造成“軍國之母”。1932年成立的“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在戰爭高峰期擁有近千萬會員，這些女性身穿白色圍裙、手持竹槍進行訓練，在街頭巷尾宣傳戰爭思想。

更令人深思的是，許多女性主動送丈夫、兒子上戰場時表現出極端態度。曾有母親因兒子體檢不合格無法參軍而羞愧自殺；妻子寫信給前線丈夫稱“如您戰死，我立即追隨”；未婚女性公開表示只愿嫁給即將赴死的軍人。這種社會氛圍直接助推了戰爭的持續。

隨著戰爭深入，日本女性承擔起軍需生產的重任。在“銃后奉公”口號下，她們進入兵工廠生產武器彈藥，這些武器最終被用于亞洲各國戰場。據統計，到戰爭末期，女性占軍需產業勞動力的42%。

部分女性更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從軍看護婦”隨軍前往中國和東南亞戰場，她們目睹甚至默許日軍的暴行；少數女性以“記者”“文化工作者”身份進入占領區，成為戰爭宣傳機器的一部分；還有女性自愿加入“慰安婦”管理系統，協助日軍實施這一罪惡制度。

盡管日軍原則上不招收女兵，但在殖民地和占領區，日本女性卻以特殊形式參與暴力。在中國東北，開拓團女性成員常以管理者姿態對待中國勞工；在南方占領區，隨軍家屬有時會模仿日軍對待當地居民。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女性在“慰安婦”制度中的復雜角色。除被迫受害者外，確實存在少數女性協助管理慰安所、誘騙或監視其他女性的情況。這些女性加害者雖然數量不多，但其行為模糊了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簡單二分。

這種集體狂熱根植于明治維新以來的“愛國婦女”教育。學校通過修身課程向女性灌輸“國家為先”思想，媒體不斷宣傳“靖國神社之妻”“軍國之母”的榜樣。當戰爭爆發時，整個社會形成了可怕的同儕壓力——不積極支持戰爭者會被視為“非國民”。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狂熱在戰爭末期達到了頂峰。當美軍逼近本土時，不少女性甚至訓練使用竹槍，準備“一億玉碎”。這種被軍國主義完全異化的狀態，讓她們將戰爭死亡浪漫化、神圣化。

回望這段歷史，不可否認的是，二戰時不少日本女性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了戰爭機器中的齒輪。

那些振臂高呼“祈戰死”的女性、那些在軍工廠日夜趕制武器的女性、那些對占領區民眾頤指氣使的女性——她們的行為提醒我們，戰爭的罪惡從來不只是前線軍人的專利。

當極端民族主義與性別角色結合，當個體思考被集體狂熱取代，普通人也可能成為不普通罪惡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