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時期，117師政治部主任吳書犧牲，其妻提出一個奇怪要求

1951年3月，江蘇連云港的荒郊野外，發生了一件能把人嚇破膽的事兒。

守公墓的老頭提著馬燈，那手抖得跟篩糠一樣，眼珠子瞪得溜圓。

他看見啥了？

他看見一個剛生完孩子才5天的女人，懷里揣著個連眼睛都沒睜開的嬰兒，身后還拖著倆半大的孩子，硬是往那個剛挖好的深坑里跳。

那是給死人準備的墓穴，四壁掛著冰碴子，陰氣森森的，活人進去待一會都能凍透了。

老頭想攔，但沒敢吱聲。

那女人沒瘋，也不是搞封建迷信的神婆，她是117師留守處的副指導員，叫何賦亭。

她把自己的棉襖脫下來鋪在滿是凍土的坑底，把三個孩子死死攏在懷里，就在這漆黑的地下坐了下來。

這事兒要是放在現在，估計得被人說是精神出了問題。

但在那個節骨眼上，她做這件驚世駭俗的事，理由只有一個：她覺得丈夫怕冷，想用身體把這冰窖給暖熱乎了。

這是一段關于“暖穴”的往事，也是抗美援朝那個殘酷冬天里，一個女人能給出的最狠、也最柔情的交代。

這就得從1950年的那個冬天說起了。

咱們現在的年輕人，哪怕是在哈爾濱看冰燈，也沒法想象當年的朝鮮到底有多冷。

零下30度是常態，有時候夜里能干到零下40度。

那時候志愿軍不但要跟美軍的飛機大炮硬剛，還得跟老天爺斗。

長津湖那邊的戰士凍成了冰雕，而在西線，何賦亭的丈夫吳書——這位身經百戰的團級干部，日子也不好過。

那時候通訊慢，吳書給家里寫了五封信。

這五封信，后來成了何賦亭一輩子的心病。

吳書是個硬漢，打了十幾年仗，那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平時很少喊苦喊累。

但這五封家書里，不管前面談什么革命形勢，聊什么打仗的細節，最后繞來繞去，總會提到一個字：冷。

“這里太冷了，比咱們老家冷多了，裝備也不夠…

“手腳都凍麻了，好多戰友都凍傷了…

這些字眼，對于遠在后方的何賦亭來說，簡直就是針扎一樣。

她那時候挺著大肚子，在留守處工作，每天晚上躺在被窩里，腦子里全是丈夫在雪地里哆嗦的畫面。

她最清楚吳書的毛病，這男人看著粗獷，其實特怕冷，以前在老家過冬，恨不得整個人長在火爐邊上。

怕什么來什么。

1951年2月14日，現在人都說是情人節，但在當年的中國，那就是個飄著大雪的苦日子。

通訊員送來了一封電報，薄薄的一張紙，字很少，事兒很大：吳書同志于2月10日在橫城反擊戰中光榮犧牲。

那一瞬間，何賦亭沒哭。

真到了極度悲痛的時候，人是哭不出來的，甚至連腦子都是木的。

她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居然不是“他死了”，而是——那是橫城啊，聽說那邊比長津湖還要冷，他一個人躺在雪地里，沒鋪沒蓋的，得多涼??？

這種生理上的“痛感”，直接導致了后面那一系列瘋狂的舉動。

按照當時的戰時規定，前線犧牲的烈士，基本上都是就地安葬，條件好點的能葬在沈陽烈士陵園。

畢竟前線還在打仗，運送遺體回鄉，那是難如登天，光是運費就是個天文數字，更別說路上的危險了。

但何賦亭那是鐵了心了，她瘋了一樣地跑去找師部領導。

師政治部主任也為難，指著地圖勸她，說現在是非常時期，吳書是革命干部，埋在哪都是為人民服務，別折騰了。

平日里溫文爾雅的何賦亭，這會兒像是一頭被激怒的母獅子。

她就一句話：他走的時候，連我肚子里這個小的都沒見著！

他在那邊凍了幾個月，還要讓他孤零零留在異國他鄉受凍嗎？

為了把丈夫接回來，何賦亭變賣了家里所有值錢的物件，能借的錢都借遍了。

她跟組織保證，不占公家一分錢便宜，費用自己出，責任自己擔，就是要把他背回來。

1951年3月10日，一列冒著黑煙的火車終于?？吭诮K。

車廂門打開，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丈夫，變成了一口沉重的大棺材。

何賦亭帶著三個孩子去接站。

大兒子5歲，女兒3歲，懷里那個，是丈夫犧牲后才出生的遺腹女。

在這個重逢的時刻，生與死之間，就隔著那么一層薄薄的木板，但這一層木板，隔絕了所有的溫度。

棺材運回來了，第二天就要下葬。

看著那個黑漆漆、冷冰冰的墓穴，何賦亭那種被“寒冷”支配的恐懼感又上來了。

那時候是早春，倒春寒厲得嚇人，地底下的土凍得跟鐵塊似的。

“他在朝鮮已經凍死了，難道回家還要睡在冰窟窿里嗎？”

這個念頭一旦冒出來，就怎么也壓不下去了。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何賦亭決定去“暖穴”。

這在民間其實是個極少見的習俗，一般是因為下葬地風水不好或者太冷，親人用體溫去“壓一壓”地氣。

但這活兒通常是壯年男人的事，哪有一個剛生完孩子五天的產婦帶著孩子干這個的？

這要是出了事，那就是四條人命。

但誰也攔不住她。

那天夜里，風呼呼地往墓坑里灌。

5歲的兒子凍得縮著脖子，問媽媽為什么要坐在這里，太冷了。

何賦亭把孩子冰涼的小手塞進自己懷里，輕聲哄著，說咱們給爸爸暖暖房，暖熱了，爸爸住進來就不冷了。

那一夜，與其說是暖穴，不如說是何賦亭跟丈夫的最后一次“長談”。

她對著空氣，對著泥土，把這幾個月沒來得及說的話全掏了出來。

她從懷里掏出那五封被翻得卷了邊的家書，借著微弱的馬燈光，一字一句地念給地下的丈夫聽。

吳書在信里問老三生了沒，是男是女。

何賦亭就哭著說，你看，是個閨女，長得特像你，鼻子眼睛都像。

吳書在信里抱怨，說嫉妒戰友收到家信，怪何賦亭不回信。

何賦亭一邊摸著土一邊流淚，說你知不知道，那時候我躺在產床上，連筆都拿不動啊…

說到動情處，這個堅強的女人終于崩潰大哭。

丈夫至死都在等她的回信，而她只能用這種最原始、最笨拙的方式，把遲到的回答說給荒野聽。

天蒙蒙亮的時候，陽光照進墓穴。

何賦亭摸了摸身下的黃土，仿佛感覺那里真的有了一絲熱乎氣。

她站起身，把眼淚擦干，帶著孩子們爬出了墓坑。

下午，吳書下葬。

這回，何賦亭沒有再哭一聲。

她覺的，丈夫終于回家了，而且，家里是暖和的。

很多年后，吳書的這五封家書被江蘇省連云港市檔案館收藏了，成了珍貴的“紅色家書”。

專家們研究這些信，看到的是抗美援朝的艱苦，是軍人的家國情懷。

但在我看來，這就是最頂級的愛情標本。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這是迷信，甚至是愚昧。

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生與死、國與家劇烈撕扯的縫隙里，這種看似“瘋癲”的行為，恰恰是人類情感最爆發的時刻。

她改變不了戰爭，改變不了死亡，甚至改變不了嚴寒，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柔弱的身體和剛剛生產完的余溫，去對抗那個奪走她丈夫的冰冷世界。

后來，何賦亭一個人拉扯大三個孩子，終身沒再嫁，就守著那五封信過了一輩子。

這事兒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那是幾十年的孤燈冷雨。

每當有人問起當年的事，這位老人總是淡淡一笑，說沒別的，就是怕他冷。

愛到深處，哪有什么山盟海誓，無非就是哪怕陰陽兩隔，我也舍不的讓你受一點點委屈。

1951年的那個寒夜，一位妻子用體溫溫暖了墓穴。

而這個故事，在7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把咱們這群看客的心給暖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