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昂貴學費：乾隆為何在兩次慘痛教訓后，決心將其徹底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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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早在先秦時代，華夏文明的最高統治者便自視為人間至尊，執掌天下權柄，統御萬民。

至秦始皇掃平六國、一統宇內后，“大一統”理念更是成為此后歷代封建王朝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與合法性根基。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社會，受限于交通條件落后、地理阻隔嚴重以及文化差異顯著等因素，并非所有名義上的疆域都能實現中央政權的直接管轄，羈縻政策始終貫穿于邊疆治理之中。

西藏地區正是如此。然而到了乾隆年間，這位被稱作“十全老人”的帝王卻執意將西藏由松散控制轉為中央直轄，這背后究竟有何深層動因？

一、被忽略的西藏

首先，本人鄭重聲明：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國神圣領土的重要組成；

藏族同胞同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本文絕無任何歧視或偏見之意，僅從歷史現實角度出發陳述客觀史實，敬請理性看待，切勿斷章取義。

實事求是地講，在整個封建農業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西藏這片土地對中原王朝而言，長期缺乏足夠的直轄吸引力。

歸根結底，治理成本實在過高。

西藏地域遼闊，即便經歷近代邊界調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其面積仍達約120萬平方公里。

但高原環境極為惡劣——耕地稀缺、牧場有限，山巒起伏、荒漠廣布，加之高寒缺氧，生存條件極其艱難。即便是科技昌明的21世紀，全區常住人口也不足370萬人。

如此自然稟賦，在生產力極度低下的古代社會，無疑是一片令人望而卻步的荒遠絕地。

正因如此，唐朝以前，盡管漢唐雄師曾沿絲綢之路深入中亞，威震西域，卻從未系統性向青藏高原推進擴張。

直到唐代，原本被視為蠻荒死角的雪域高原突然崛起一位強人——松贊干布，建立吐蕃政權，屢次與大唐交鋒，甚至一度攻陷長安外圍，這才真正引起中原王朝的高度警覺。

頗具戲劇性的是，唐朝滅亡前夕也順手重創了吐蕃政權，使其陷入分裂割據，高原再度沉寂于歷史舞臺之外。

唐末五代以降，中原戰亂頻仍，而青藏高原更徹底退回到部落林立、互不統屬的原始狀態，幾乎消失在主流史書記載之中。

直至元朝興起，信奉“征伐即使命”的蒙古鐵騎橫掃歐亞，才重新將目光投向這片被遺忘的高原。

蒙古軍隊迅速征服西藏，并設立宣政院進行管理，首次建立起中央政權對該地的制度化統治框架。

為何說這只是初步統治？

原因在于經濟基礎薄弱，難以支撐大規模行政投入。且蒙古人的治理方式本就粗放，

即使在內地，朝廷委任的官吏僅止于府一級（相當于今日的地級市），基層事務則完全交由地方勢力包攬。

只要賦稅按時上繳，其余皆可自行其是。

不過由于蒙古貴族普遍崇信佛教，西藏喇嘛階層因此獲得特殊地位，通過宗教紐帶維系了對元廷的政治認同，整體局勢保持穩定。

可惜元朝國祚短暫，不足百年便轟然倒塌。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因親身經歷元末宗教泛濫之弊，對西藏僧侶集團并無好感，尤其反感其使用人骨法器、追求財色雙修等行為。

再加上該地貧瘠偏遠，財政收益微薄，精打細算的明太祖采取務實策略，僅維持對西藏名義上的宗主權。

實際控制方面，則秉持“不叛不擾，聽之任之”的原則。

此后歷代明君延續此策，導致在整個近三百年的大明時期，西藏幾乎完全淡出中央視野，形同透明。

這一局面，直到清朝入主中原才發生根本轉變。

二、清朝的努力

清朝建立之后，滿洲貴族與蒙古諸部皆篤信藏傳佛教，且西藏與青海蒙古各部往來密切，宗教影響力深遠，因而受到更多重視。

順治九年，在清廷使者的邀請下，五世達賴喇嘛親赴北京覲見順治皇帝，正式確立了西藏在法理上歸屬清朝版圖的地位。

但所謂歸屬，更多停留在象征層面。

在此后的數十年間，清廷除例行冊封達賴、班禪外，基本不對西藏內部事務進行干預。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康熙晚期爆發的準噶爾叛亂，迫使清廷不得不重新評估西藏的戰略價值。

熟悉《雍正王朝》的讀者或許記得“大將軍王”胤禵和年羹堯的身影，他們的主要對手正是來自西北的準噶爾部。

然而不同于影視演繹，雍正確實多次擊退敵軍，卻未能徹底鏟除其根基。

準噶爾殘部退守天山南北后，持續襲擾青海、西藏等地，

特別是在雍正末年的和通泊之戰中，清軍主力遭到毀滅性打擊，北京八旗家庭幾乎家家戴孝，震動朝野。

面對無法速勝的局面，雍正轉而采取戰略包圍策略。

為此，他首度設立駐藏大臣職位，派遣官員常駐拉薩，代表中央監督地方政務，強化對西藏的實際影響力。

不過初期的駐藏大臣職權有限，更像是協調調解的角色。

因為當時西藏政局復雜，處于宗教領袖與世俗貴族并存的雙重權力結構之中。

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進入長達數百年的政教共治時代。

一方面是以達賴、班禪為首的宗教集團，掌握精神權威；另一方面則是以藏王為代表的世俗貴族，掌控軍事與土地資源。

二者關系可謂相互依存又彼此制衡。

貴族依靠喇嘛教化民眾、弱化反抗意識，以便于剝削壓榨；喇嘛則依賴貴族提供武力保護，壓制反佛勢力。

原本合作尚算默契。

但隨著清朝崛起，西藏宗教領袖敏銳捕捉到新的政治機遇。

當藏王仍在閉關自守時，喇嘛們已主動北上，千里迢迢奔赴京城，向順治帝表達歸附之意，搶得先機。

加之滿蒙貴族本身尊崇黃教，西藏高僧因此備受禮遇，地位迅速躍升。

在清廷持續扶持下，原本依附于世俗權力的宗教集團，逐漸演變為兼具精神統領與實際影響力的雙重主宰。

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清朝治理邊疆民族地區的典型手段之一。

例如在蒙古草原推行“興黃教以安眾心”政策，極大削弱了蒙古騎兵的戰斗力與組織能力，間接實現了長治久安。

當然，藏王為首的世俗貴族并非甘于受制。

既然朝廷偏袒喇嘛，那我們便另尋靠山——準噶爾汗國便是最佳選擇。

事實上，自康熙年間起的歷次準噶爾叛亂中，西藏多數貴族都暗中甚至公開支持叛軍，

正是借助他們的協助，準噶爾才得以一度顛覆清朝在西北的統治秩序。

正因如此，雍正決意加強監管，派駐大臣以制約地方勢力膨脹。

乾隆初登大寶之時，這位意圖全面超越父祖功業的年輕君主，罕見地在西藏問題上繼承了雍正的方針。

其動機并不難理解：西藏本身經濟價值極低，只要不生大亂，便可維持現狀。

可后來的事態發展表明，想繼續放任不管已不可能。最終促使乾隆出手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三、痛定思痛

乾隆繼位后，認真反思了前朝對藏政策的得失，認為西藏貴族頻繁作亂的根源，在于中央未能做到權力平衡。

過度倚重宗教勢力，導致世俗力量離心離德，埋下隱患。

更為棘手的是，在準噶爾沖突期間，雖有喇嘛表面效忠朝廷，實則暗通款曲，兩面下注。

作為一名注重實效的君主，乾隆深知必須重構治理體系。

于是，乾隆四年，他親自冊封頗羅鼐為西藏地方政府首腦，授予郡王爵位，賦予其統轄全藏軍政事務的大權。

至乾隆十一年，進一步批準頗羅鼐家族享有世襲罔替的特權，試圖重建世俗權威以牽制喇嘛集團。

然而此舉很快引發新危機。

乾隆十五年，駐藏大臣傅清與拉布敦擔心藏王勢力坐大，未經請示便設“鴻門宴”，誘殺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

此舉激起強烈反彈，藏王舊部憤而起兵復仇，當場誅殺兩名大臣。

一時間，拉薩動蕩，全境大亂。

此事令乾隆震怒。西藏是否混亂本非關鍵，真正致命的是——此時他正籌備對準噶爾發動總決戰，西部戰線容不得半點閃失。

為迅速平息事態，清廷緊急調集甘肅、陜西、四川三省兵力入藏，并聯合親清喇嘛勢力，于次年成功鎮壓叛亂。

這場風波讓乾隆深刻意識到：單純扶植一方壓制另一方的舊模式已然失效。

任由宗教集團獨攬大權，易生驕縱；若再扶持世俗貴族，又恐尾大不掉、再度反噬。

最終決策出爐：廢除藏王制度，不再設立地方世襲首領，改由駐藏大臣全面接管西藏軍政要務，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央直轄。

但要將這片遙遠廣袤、地形險峻的高原納入直接治理體系，談何容易？

乾隆五十三年，尼泊爾境內的廓爾喀王國趁機入侵西藏，

駐藏大臣欲組織抵抗，奈何兵力單薄；請求援軍，又因路途遙遠鞭長莫及。

迫于形勢，只得私下承諾每年支付三百枚銀元寶（折合白銀一萬五千兩）換取撤軍。

然而貪婪無度的廓爾喀并未履約，反而變本加厲，頻頻越界劫掠。

對此，乾隆并非不知情，但考慮到遠征代價巨大，后勤壓力沉重，短期內難以承受，

即便是素來好大喜功、標榜“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也只能暫時隱忍，采取觀望態度。

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軍隊悍然攻入拉薩，焚毀寺院，屠殺僧民，血洗圣城。

消息傳來，舉國震驚，乾隆終于下定決心，不能再退。

他任命福康安為征西統帥，率領一萬三千精兵，配備每人兩匹駱駝、三匹戰馬，穿越高山險谷，長途奔襲兩千余里，直抵喜馬拉雅山南麓。

經過數月激戰，清軍連戰連捷，徹底擊潰入侵之敵，收復失地，迫使廓爾喀遣使請罪，永不再犯。

客觀評價，乾隆一生確有不少爭議之舉，但在開疆拓土、鞏固邊防方面，實屬功勛卓著。

結語：

每一寸山河皆浸染著先輩的熱血，

今日中華遼闊版圖，并非憑空而來，更不是廉價贈品，而是千百年來無數先民用生命與犧牲鑄就。

在此，向所有為守護國土完整而奮斗的祖先致以崇高敬意！

而作為未來子孫眼中的“祖先”，我們這一代人，是否也應思考：能為后代留下怎樣的遺產？

文章信息來源：

中華文史網：乾隆時期的清王朝*

中國知網：駐藏大臣

中國藏學網：歷史（漢文部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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