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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心辦了好事,時代的黑色幽默
現在回頭看,特朗普這輪折騰,確實干了一件極其反直覺的事:他把全世界的痛苦閾值,硬生生抬高了。
而且抬得非常成功。
這里說的痛苦閾值,簡單理解就是大家能承受的混亂和沖突的底線。
以前這個底線很低,一點風吹草動就容易引發軒然大波;現在經過特朗普的折騰,底線被抬高了,很多以前會引發強烈反應的事,現在大家反而覺得習以為常,甚至覺得算溫和的了。
這不是什么正向的進步,反而像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時代鬧劇,而鬧劇的導演,就是特朗普。
要理解“痛苦閾值被拉高”這件事,首先得搞清楚特朗普這輪執政到底干了些什么。
自從他重新上臺,美國的內外政策就徹底沒了章法,全是圍繞“美國優先”的任性操作,給全球帶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混亂。
在國內,他簽署大量行政令,強行推進各種有爭議的政策,比如取消“出生公民權”、大規模驅逐移民,這些做法引發了上百起司法訴訟,被專家質疑超越憲法權限,甚至有人說美國正處于一場憲法危機之中。
政府內部更是混亂不堪,高級官員用社交軟件討論軍事機密還加錯人,國防部長把機密分享到親友群,國稅局局長短短時間換了四個人,整個執政團隊就像一盤散沙,內斗不斷。
在國際上,特朗普更是把霸權主義玩到了新高度。
他揮舞關稅大棒,對加拿大、墨西哥、歐洲盟友等多個貿易伙伴加征關稅,發起的所謂“關稅戰”被媒體評為“史上最愚蠢關稅戰”,不僅擾亂了全球貿易秩序,也讓美國自己的經濟前景變得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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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過分的是,他在外交上毫無原則,一會兒揚言要“收回”巴拿馬運河,一會兒提出“清空加沙論”想讓美國接管開發,把其他國家的領土當成可以掠奪的資產。
這些操作看似毫無邏輯,卻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全世界對“混亂”和“沖突”的認知。
以前大家覺得國際社會總得講規則、守秩序,國家之間再有矛盾,也得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但特朗普用實際行動打破了這個認知,讓大家慢慢接受了“原來國際社會還能亂到這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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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知的改變,就是痛苦閾值被拉高的開始。
在分析后續的國際反應之前,我們得先明白一個普遍的人性特點:大多數人在面對沖突時,都有綏靖、折中、怕疼的本能。
簡單說,就是遇到矛盾時,寧愿退讓一步息事寧人,也不想把矛盾激化,怕引發更大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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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本能反映在國際輿論上,就是一旦有國家采取強硬措施維護自身利益,很容易遭到各種質疑。
就拿中國對其他國家采取貿易或技術管制措施來說,在以前的國際環境里,只要出手稍微重一點,就會面臨鋪天蓋地的指責。
那些所謂的“理中客”會立刻跳出來,說什么“要講比例原則”“別激化矛盾”;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會迅速抱團,一起渲染“威脅論”;各種媒體也會跟風炒作,把正常的維權行動說成是“破壞國際秩序”。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當時的痛苦閾值很低,大家對“沖突升級”的恐懼遠超對“維護自身利益”的認同。
在這種氛圍下,任何強硬的反制措施都很難被輿論理解,甚至會被孤立。
這也是為什么以前中國在處理國際爭端時,往往需要更加謹慎,反復解釋,就是為了避免被這些輿論裹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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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特朗普之前的各種操作是慢慢抬高痛苦閾值,那2026年初發生的“馬杜羅事件”,就是直接擊穿了以前的底線,讓全球對“混亂”的承受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
這件事的性質之惡劣、影響之深遠,遠超以往任何一次國際爭端。
2026年1月3日凌晨,美軍特種部隊直接跨境入侵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強行闖入總統馬杜羅的住所,把馬杜羅夫婦控制后轉運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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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后,馬杜羅被戴上腳鐐,出現在美國的法庭上接受審判,美國方面給的罪名是“販毒”,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就是一場赤裸裸的“總統綁架案”。
要知道,馬杜羅是委內瑞拉的合法國家元首,美軍的這種行為,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公然侵略。
事件發生后,雖然聯合國秘書長、中國、俄羅斯以及很多全球南方國家都提出了譴責,美國的歐洲盟友也表示不贊同,但特朗普政府完全無視這些反對聲音,還把這次行動當成自己的“政績”來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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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的關鍵影響,不在于事件本身的解決結果,而在于它徹底打破了國際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國家元首的人身安全和國家主權是不可侵犯的底線。
當“總統都能被直接帶走”成為現實,全世界突然發現,以前擔心的“沖突升級”,和這種突破底線的霸權行為比起來,根本不值一提。
這個事件就像一根標桿,把全球的痛苦閾值一下子拉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就在馬杜羅事件發生后不久,2026年1月6日,中國商務部宣布了一項對日本的系統性兩用物項管制措施,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向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
這次管制覆蓋的物項超過900種,涉及材料、軟件、技術、設備部件等多個領域,相關的管制清單長達168頁,是一次全鏈條的精準打擊。
按照以前的國際輿論氛圍,這樣的強硬措施大概率會引發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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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日本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和很多國家都有密切的貿易往來,而兩用物項又涉及民用和軍用多個領域,影響范圍很廣。
放在以前,那些“理中客”早該跳出來指責“反應過度”,美國牽頭的“自由世界”也會迅速抱團渲染“中國威脅論”,各種“比例原則”“升級風險”的論調會滿天飛。
但實際情況是,這次管制措施出臺后,國際輿論異常安靜,甚至沒掀起多少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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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差,核心原因就是馬杜羅事件的“鋪墊”。
當美軍跨境綁架他國合法總統、把國家主權當兒戲的事都發生過之后,中國對日本軍工體系采取的精準管制,在國際社會看來就成了“有節制的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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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輿論反應的變化,正是痛苦閾值被拉高的直接體現。
特朗普政府用一系列突破底線的混亂操作,重新定義了“沖突”和“無序”的標準。
以前大家覺得“貿易管制”是激烈對抗,現在見過了“總統被綁架”這種更惡劣的情況,對前者的敏感度自然就降低了。
就像一個人先經歷了嚴重的創傷,之后再遇到輕微的疼痛,就不會有那么強烈的反應了。
很多人說特朗普“壞心辦了好事”,其實這并不是真的在肯定他,而是一種充滿無奈的黑色幽默。
特朗普的所有操作,出發點都是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從來沒想過要幫任何其他國家,更沒想過要維護全球秩序——他的“壞心”是實打實的。
而所謂的“好事”,只是這種壞心操作帶來的意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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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全球從相對有序的狀態,拖入了更加混亂的境地,但也正因為這種混亂突破了以往的底線,反而讓一些原本會引發爭議的合理維權行為,變得更容易被接受。
這種“好事”不是主動構建的,而是在無序中自然形成的相對有序,本質上是全球秩序被破壞后的一種被動適應。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痛苦閾值的拉高,并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它意味著全球秩序的底線在不斷降低,國際社會對霸權行為的容忍度在提升,這會讓一些國家更加肆無忌憚地突破規則。
比如,以前大家還會因為輿論壓力約束自己的行為,現在知道“只要比特朗普的操作溫和,就不算過分”,這反而會加劇全球的不穩定。
我們必須清楚,靠特朗普的混亂操作換來的“相對有序”,是不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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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全球秩序,應該建立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比誰更不惡劣”的對比之中。
中國對日本的兩用物項管制,本質上是維護自身安全、遏制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合法舉措,即便沒有特朗普的鋪墊,這種做法的合理性也不會改變——只是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下,它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和接受而已。
特朗普拉高全球痛苦閾值的現象,給我們提了一個醒:全球秩序的維護,不能依賴于個別國家的混亂操作帶來的“被動適應”,而要靠所有愛好和平、尊重規則的國家共同努力。
我們可以理解這種輿論環境變化帶來的短期便利,但不能混淆了是非標準。
對于中國而言,無論輿論環境如何變化,我們都會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遵守國際法,用合法、合理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和國際公平正義。
我們不會因為痛苦閾值被拉高,就降低對自己的要求,更不會模仿霸權國家的惡劣行徑。
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全球秩序的重建任重道遠,只有團結更多國家,共同抵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才能真正實現持久的和平與穩定。
《【世界說】美學者斥美政府關稅政策反復無常正在制造“經濟創傷”》——來源:中國日報網 2025-06-03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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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移民、關稅……特朗普重要政策一周連吃三張司法“紅牌”》——2025年09月05日09:43 |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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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者:特朗普或將制造一場經濟危機》——新華社客戶端 2025-03-04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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