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健委回應產檢正常出生卻診出畸形

衛健委回應產檢正常出生卻診出畸形 產檢正常娃出生卻診出先天畸形

產檢正常娃卻先天畸形？黃岡事件背后，這些產檢真相每個孕媽都該懂

“熬過十月懷胎，卻等來孩子先天畸形的消息”，湖北黃岡一則“產檢正常娃出生卻診出先天性脊柱畸形”的新聞，近期戳中了無數準父母的痛點。1月13日報道顯示，當地一位孕媽在黃岡市婦幼保健院完成大小排畸檢查，結果均提示“一切正常”，可孩子出生后，卻被確診為先天性脊柱畸形。更讓人心痛的是，孩子媽媽后續發現，給孩子做產檢的醫生并無相關資質，屬于無證操作；而在她舉報后，孩子脊柱畸形的超聲影像竟莫名消失，最嚴重部位的畸形圖片不翼而飛，這讓她嚴重質疑醫院存在漏檢或未按規范檢查的問題。目前黃岡市衛健委已介入處理，但事件引發的熱議仍在發酵——“大排畸不是萬能的嗎？”“怎么判斷產檢機構和醫生是否靠譜？”“遭遇類似情況該如何維權？”今天，我們就結合這起事件，用科學視角拆解產檢背后的關鍵問題，給準父母們一份實用的科普指南。

先理清這起爭議事件的核心焦點，這也是公眾最關心的幾個關鍵問題。其一，無資質醫生操作產檢是否合規？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開展產前篩查技術醫療機構基本標準》，從事超聲產前篩查的臨床醫師，至少需有2年以上婦產科超聲檢查工作經驗，其中1名還需具備中級以上技術職稱。無資質人員開展大排畸檢查，本身就違反了醫療規范，這不僅可能導致檢查結果不準確，更直接侵犯了孕產婦的健康權益。其二，超聲影像消失是否違反診療規范？臨床診療中，產前超聲檢查的影像資料屬于重要醫療檔案，需按規定完整留存，尤其是篩查出異常或可能存在異常的部位，更要清晰記錄。脊柱檢查作為大排畸的核心項目，需完整呈現脊柱連續性、彎曲度和椎體排列情況，關鍵影像的消失，既不符合醫療檔案管理要求，也讓后續責任認定變得復雜。其三，產檢正常為何仍會出現先天畸形？這也是很多準父母的共同疑問，是技術局限還是人為疏漏？這需要結合產檢的醫學特性來客觀分析。

首先要明確一個核心認知：大排畸并非“萬能險”，但也絕不是“走過場”，其篩查范圍和局限性都有明確的醫學界定。所謂“大排畸”，醫學上稱為三級產科超聲檢查，通常在孕22-24周進行，最晚不超過26周，這個階段胎兒主要解剖結構已發育完善，羊水量適中，便于醫生系統篩查畸形。根據當前醫療規范，大排畸的核心篩查目標是九種嚴重胎兒結構畸形，其中就包括嚴重開放性脊柱裂伴脊髓脊膜膨出這類脊柱畸形——這類嚴重畸形在超聲圖像上會有明顯特征，比如脊柱連續性中斷、椎管內容物向外膨出，專業醫生通過規范檢查基本可以檢出。

但我們也要客觀承認，大排畸存在一定的醫學局限性，并非所有畸形都能被精準發現。宿遷日報曾總結過常見的漏檢原因：一是胎兒體位影響，比如胎兒背對探頭、處于臀位時，骶尾部等部位可能無法清晰顯示；二是畸形顯現時間較晚，部分結構性缺陷要到孕晚期才會表現出來；三是畸形過于細微，比如小型室間隔缺損、耳廓形態異常等，超聲檢查中難以識別；四是孕婦自身條件限制，比如腹壁過厚會影響超聲穿透效果，導致圖像模糊。此外，像智力障礙、癲癇等功能性疾病，目前也無法通過產前超聲檢查檢出。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局限性針對的是“難以檢出”的情況，而非“未按規范檢查”的疏漏；對于嚴重開放性脊柱畸形這類明確可篩查的畸形，若因醫生無資質、操作不規范導致漏檢，就不屬于“技術局限”范疇，而是明確的醫療責任問題。

回到黃岡這起事件，先天性脊柱畸形屬于大排畸的核心篩查項目，為何會出現“產檢正常、出生異常”的情況？結合事件細節和醫學規范，可能存在兩種關鍵因素：一是人為操作疏漏，無資質醫生可能缺乏專業判斷能力，無法識別脊柱畸形的典型超聲特征，甚至可能未按規范完成全脊柱的系統檢查——規范的脊柱篩查需要逐節段觀察椎體排列和連續性，任何一個節段的遺漏都可能導致漏診；二是檢查流程不規范，超聲影像的缺失，也暗示醫院可能未遵守“完整留存檢查影像”的診療要求，這不僅違反了醫療檔案管理規定，也可能是為了掩蓋檢查過程中的不規范行為。

對孕媽而言，選擇正規機構和有資質的醫生，是規避產檢風險的第一道防線。很多準父母可能不清楚，并非所有醫院都能開展大排畸檢查，也不是所有超聲醫生都能從事產前篩查工作。根據國家衛健委標準，開展產前篩查的機構需設有婦產、超聲等配套科室，配備至少2名符合資質的超聲產前篩查醫師；而開展產前診斷的機構要求更高，超聲產前診斷醫師需具備副高以上技術職稱。準父母在選擇產檢機構時，可通過以下方式核實資質：一是查看醫院是否有“產前篩查機構”或“產前診斷機構”資質證書，通常會在醫院顯眼位置公示；二是了解超聲醫生的資質，可通過醫院官網查詢醫生職稱、執業范圍，或直接向醫院咨詢；三是優先選擇正規婦幼保健院或三甲醫院的產科，這類機構的診療流程更規范，質量控制更嚴格。

除了選擇正規機構，準父母還需掌握正確的產檢節奏，避免因錯過關鍵時間窗影響篩查效果。整個孕期的產檢可分為三個關鍵階段：孕早期（11-13周+6天）需完成NT檢查，通過超聲測量胎兒頸部透明帶厚度，初步篩查染色體異常和先天性心臟病風險；孕中期（22-24周）是大排畸的黃金時間，需完成系統超聲檢查，全面排查胎兒結構畸形；孕晚期（28-32周）需進行超聲復查，重點監測胎兒生長發育情況，排查孕中晚期才顯現的畸形。此外，若孕婦年齡超過35歲、有遺傳病家族史等高危因素，還需在醫生指導下額外進行無創DNA檢測或羊水穿刺等產前診斷項目，進一步降低畸形漏診風險。

產檢過程中，準父母還需注意保留好所有診療資料，這是后續維權的重要依據。這些資料包括產檢報告、超聲影像、繳費憑證等，尤其是超聲檢查的影像光盤或紙質報告，需妥善保管——規范的超聲報告應包含檢查部位、胎兒生長參數、篩查結果等關鍵信息，嚴重畸形的超聲影像還需單獨標注。黃岡事件中，超聲影像的消失給維權帶來了很大困難，這也提醒所有準父母：產檢后務必及時核對診療資料，確認所有檢查項目都有完整記錄，若發現資料缺失或不完整，要及時向醫院提出補充要求。

那么，若真的遭遇“產檢正常、出生卻有畸形”的情況，準父母該如何理性應對、依法維權？首先要明確責任邊界：區分是“醫學技術局限導致的漏檢”還是“醫療過錯導致的漏檢”。如果是小型室間隔缺損、單純性腭裂等難以通過超聲檢出的畸形，通常屬于醫學技術局限，醫院無需承擔責任；但如果是嚴重開放性脊柱裂、單心室等明確可篩查的畸形，因醫生無資質、操作不規范、未按要求留存資料等原因導致漏檢，就屬于醫療過錯，醫院需承擔相應責任。

具體的維權步驟可分為三步：第一步，及時固定證據，包括完整的產檢資料、孩子的出生證明、畸形診斷證明等，避免資料被篡改或丟失；第二步，申請醫療損害鑒定，可向當地醫學會或司法鑒定機構提出申請，由專業機構判斷醫院的診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過錯與畸形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過錯責任比例；第三步，通過合法途徑索賠，若鑒定確認醫院存在過錯，可與醫院協商賠償事宜，協商不成的，可向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投訴，或向法院提起醫療損害賠償訴訟。需要注意的是，維權過程中要保持理性，避免采取過激行為，必要時可尋求法律援助，提高維權效率。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黃岡這起事件也暴露了基層產前篩查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環節，比如資質管理不嚴格、診療流程不規范、醫療檔案留存不到位等。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監管部門、醫療機構和公眾的共同努力：監管部門應加大對產前篩查機構的監督檢查力度，嚴查無資質行醫、操作不規范等行為，完善責任追究機制；醫療機構應加強內部管理，嚴格執行產前篩查規范，強化醫生資質審核和技能培訓，規范醫療檔案管理；公眾也應提高自我保護意識，主動學習產檢科普知識，選擇正規機構產檢，發現問題及時舉報。

對每一個準父母來說，產檢都是守護胎兒健康的重要屏障，但我們既要信任醫學技術，也要正視其局限性，更要掌握規避風險的方法。選擇有資質的機構、配合完成全流程產檢、妥善保留診療資料，這些看似簡單的步驟，卻是保障自身權益的關鍵。黃岡事件的最終調查結果還需等待官方通報，但它給所有準父母敲響了警鐘：產檢無小事，每一個環節都不能掉以輕心。

最后，我們也希望相關部門能盡快查清事件真相，依法依規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給孩子和家長一個公正的交代；同時以此次事件為契機，加強全國產前篩查行業的規范管理，堵住監管漏洞，讓每一位孕媽都能在規范、安全的醫療環境中完成產檢，讓每一個新生命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健康守護。畢竟，對家庭而言，孩子的健康是最大的期盼；對社會而言，規范的產前篩查體系，是守護人口健康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