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押方志敏的所長建國后被調查，他拿出一張紙條，副省長請他幫忙

1950年冬，浙江東陽北麓中學英語教師凌鳳梧，被人匿名檢舉曾擔任國民黨南昌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所長，而該所曾關押過無產階級革命家方志敏。兩名負責鎮反運動調查的干部走進辦公室，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辦公室瞬間靜下來，同事和窗外圍觀的學生都露出震驚神色。

凌鳳梧放下手中的粉筆，粉塵落在寫滿英文單詞的教案上。面對調查人員出示的檢舉材料，他沒有辯解，轉身從宿舍的舊皮箱底層，翻出一個用三層油紙包裹的物件。層層展開后，一張泛黃發脆的紙條顯露出來，上面的字跡雖有褪色，卻依舊清晰：“謝木吾兄減鐐之誼，此恩銘記。——方志敏”。

“木吾是我的字。”凌鳳梧向調查人員解釋，1935年他任職期間，不僅未迫害方志敏，反而曾設法為其更換輕鐐。調查卷宗顯示，凌鳳梧1896年生于浙江孝順鎮工商業家庭，1922年考入浙江省立政法專科學校，1935年1月經推薦代理該看守所所長，這與他的自述完全吻合。更特殊的是，方志敏遇害后不久，凌鳳梧便被國民黨以“通匪嫌疑”拘禁，釋放后隨即脫離官場返鄉教書，這一反常經歷讓調查方向發生轉變。

時間回到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玉山縣懷玉山區被俘。作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的主要創建人，他的身份極為特殊，國民黨當局隨即用四輛鐵甲車將其押解至南昌，囚禁于凌鳳梧負責的看守所。

為迫使方志敏屈服，國民黨當局手段頻出。先是在豫章公園召開“慶祝生擒方志敏大會”，將戴著手銬腳鐐的他押在鐵甲車上示眾。據當時在場的美國記者記載，現場萬人沉默，無人歡呼，這種沉默讓監場的國民黨軍官格外緊張。隨后，蔣介石親自赴南昌勸降，各類高官及方志敏的舊識輪番上陣，均被他嚴詞拒絕。

凌鳳梧在后來的回憶材料中提及，方志敏入獄后不久，便提出需要一間清靜的牢房和紙筆。出于職業職責，他將方志敏轉移至管理相對寬松的“優待號”——此處多關押國民黨高級軍官或知識分子，與凌鳳梧的辦公室僅隔一個小天井。此后數個月，凌鳳梧常在深夜查監時，看到方志敏的牢房亮著燈，“他伏在舊書桌上寫字，有時直到天快亮才休息”。

一次巡查中，凌鳳梧發現方志敏行走困難，走近才看到其腳踝被十幾斤重的鐵鐐磨得血肉模糊。他隨即向軍法處申請更換輕鐐，以“便于勸降工作開展”為由，最終獲批將鐵鐐更換為4斤重的型號。這一細節，與他出示的方志敏手書字條內容完全印證。

在凌鳳梧的默許下，方志敏得以安心寫作。他以頑強意志創作了《可愛的中國》《清貧》《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等16篇文稿，共計十余萬字。這些文稿通過看守所上士文書高家駿（凌鳳梧的同鄉，曾參與學生運動）秘密帶出監獄，最終輾轉交到黨組織手中。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國民黨秘密處決于南昌下沙窩刑場，遺體與腳鐐一同被草草掩埋。不久后，方志敏寫給凌鳳梧的字條被軍法處查出，凌鳳梧以“通匪嫌疑”被拘禁三天三夜。經友人斡旋獲釋后，他牢記方志敏“遠離國民黨官場”的勸告，毅然返鄉，在東陽北麓中學當起了英語教師。

調查核實清楚凌鳳梧的經歷后，相關部門為其澄清了嫌疑。1956年春，凌鳳梧正在課堂上講解語法，學校突然接到江西省政府的加急電報，邀請他即刻赴南昌。抵達后他才得知，發電人是江西省副省長方志純——方志敏的堂弟，也是“方志敏烈士遺骨調查小組”組長。

原來，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一直致力于尋找方志敏的遺骨。毛澤東曾多次提及：“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氣、有志氣而且很有才華的共產黨員，他死的偉大，我很懷念他。”1955年，根據劉少奇指示，江西成立專項調查小組，但因時間久遠，僅從當年負責刑場拍照的攝影師口中得知行刑地點在南昌下沙窩，具體位置已無從考證。

1956年，南昌市在沙窩規劃建設化纖廠，施工工人在地基作業時，發現一堆骨骸，旁邊緊挨著一副生銹的鐵鐐。調查小組雖判斷這可能是方志敏的遺骨，但下沙窩曾是國民黨刑場，骨骸眾多，缺乏直接證據確認身份。此時，方志純通過檔案查到凌鳳梧為方志敏換鐐的記載，立即發電報邀請他前來辨認。

在下沙窩施工現場，凌鳳梧蹲下身，雙手輕輕托起那副與泥土粘連的鐵鐐。他先是掂了掂重量，隨后用手指抹去鐐銬內側的鐵銹，當看到上面刻著的型號印記時，老淚縱橫：“就是這幅！當年我為方志敏同志換的，只有4斤重。”

結合凌鳳梧的證言、鐵鐐規格及后續專業法醫鑒定，1958年5月26日，江西省政府正式確認，這批遺骨正是方志敏烈士的遺骸。

從南昌返回東陽后，凌鳳梧繼續留在講臺教書育人。據學校同事回憶，他從不主動提及這段經歷，只有學生問起《可愛的中國》背后的故事時，他才會拿出那張字條的拓印件，平靜地講述當年的往事。

此后，凌鳳梧繼續在東陽教書，直至退休。他與方志敏的這段特殊交集，也隨著烈士遺骨的確認，被載入相關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