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百思不得其解：中國憑什么打破'民族國家'魔咒？

1911年那一夜，西方人連中國的訃告都寫好了，結果這劇本硬是被改了100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那邊的槍聲剛劃破夜空，遠在倫敦泰晤士河畔的幾個英國政治觀察家，估計連香檳都開了。

在他們的辦公桌上，關于“中華帝國”的訃告草稿早就擬好了。

這幫人心里那個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這么大一個多民族古董帝國，一旦中央那個“大家長”倒了，結局還能有跑？

肯定跟奧斯曼土耳其一樣，稀里嘩啦碎成一地玻璃，或者像奧匈帝國那樣徹底分家。

滿人回東北老家，蒙人回草原放牧，藏人守著高原，漢人就縮在十八省過日子。

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媽，這才符合西方人的邏輯。

可是呢，這幫人盯著東亞地圖看了一百多年，眉頭的川字紋是越擠越深。

那個本該碎成拼圖的國家，不但沒散，反而像塊經過高壓鍛造的合金，越合越緊。

他們抓破腦袋也想不通：在歐洲、在巴爾干、甚至后來在蘇聯(lián)都靈驗得要命的“分裂魔咒”，怎么一過鴨綠江就徹底啞火了？

這事兒吧，真不能怪西方人腦子笨，主要是他們那個“民族國家”的坑，挖得實在是太深了。

把時間軸拉回1648年。

那時候歐洲打了一場三十年戰(zhàn)爭，把德意志地區(qū)打得赤地千里，人口少了一半。

最后大家實在打不動了，坐下來簽了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就從這會兒起，西方確立了一個要命的邏輯閉環(huán)：一個國家，最好只對應一個民族。

你想建國？

行啊，先搞大掃除。

要把那些“非我族類”清理干凈。

法蘭西為了搞純粹的“法蘭西民族”，硬生生消滅了境內的布列塔尼語和奧克語；二戰(zhàn)后的東歐為了搞“純潔性”，幾百萬德意志人被像趕牲口一樣驅逐出境。

在他們的認知里，語言不同、信的神不同，那就不可能在一個鍋里吃飯，必須把界限劃得清清楚楚，哪怕為此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誰搞排他性的“小圈子”，誰就越走越窄；誰搞包容性的“大家庭”，誰的路就越走越寬。

這種邏輯在20世紀初，差點就把中國帶溝里去了。

辛亥革命前夕，那會兒口號喊得最響的是什么？

“驅除韃虜”。

這四個字聽著是真解氣，畢竟被壓抑了快三百年。

但那時候的革命黨人很快就回過味兒來了：這不對啊，這藥有毒！

如果真按西方那個“民族自決”的邏輯走，中國立馬就會縮水成明朝那樣的“漢地十八省”，差不多就是現(xiàn)在的中東部地區(qū)，龐大的新疆、西藏、內蒙瞬間就成外國了。

這就是決定國運的第一個十字路口。

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急智。

他們迅速把那個激進的口號扔進垃圾桶，轉手掏出了一個極具想象力的概念——“五族共和”。

這種轉變還真不是為了面子硬撐，而是喚醒了這片土地沉睡了兩千年的基因。

你翻翻歷史書就知道，從漢代搞西域都護府，到唐太宗被各族尊為“天可汗”，再到清朝的理藩院，中國歷史的主軸從來不是“清洗異己”，而是“滾雪球”。

這種“大一統(tǒng)”的內核，比西方那個狹隘的“單一民族國家”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這事兒還沒完。

時間快進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又一個巨大的誘惑擺在了桌面上：蘇聯(lián)模式。

當時的蘇聯(lián)老大哥搞的是“加盟共和國”制度，也就是聯(lián)邦制。

這玩意兒在當時看著特別時髦，顯得特民主，特有面子。

很多知識分子心里也犯嘀咕，咱們是不是也學學蘇聯(lián)，讓各個民族地區(qū)搞個加盟共和國？

這時候，中共高層的戰(zhàn)略眼光就真的毒辣了。

他們拿著放大鏡研究了一番，敏銳地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這個聯(lián)邦制里藏著一個致命的Bug——“退出權”。

這種制度設計，平時沒事大家樂呵樂呵，一旦中央這個“大家長”身體虛弱，或者家里沒錢了，下面的“兄弟”立馬就會鬧分家，甚至還會為了搶家產打得頭破血流。

后來上世紀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南斯拉夫內戰(zhàn)，那慘狀簡直沒眼看，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了這種“民族聯(lián)邦”簡直就是埋在國家地基下的定時炸彈。

我們的安全感不來自于把別人趕走，而來自于把別人變成親人。

中國這次又沒踩雷。

我們搞的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民族區(qū)域自治”。

這幾個字有點繞口，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家只有一個，房產證上就一個名字，這個不能分。

但是呢，在家里你有自己的房間，裝修搞成什么風格、平時吃什么、過什么節(jié)，你自己說了算。

甚至中央還負責給你這屋通水通電、搞基建、給補貼。

這種制度設計的優(yōu)越性，在后來的幾十年里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你去看看西藏和新疆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明白了。

如果按照西方的資本邏輯或者聯(lián)邦邏輯，這些邊疆地區(qū)就是妥妥的“邊緣地帶”。

誰會腦子進水，花幾百個億去修一條根本收不回成本的鐵路？

在資本家眼里，這是賠本買賣。

但在中國的邏輯里，這是家里的事。

這不就是家里的大哥賺了錢，給還在上學的弟弟妹妹交學費、蓋房子嗎？

現(xiàn)在，一個維吾爾族企業(yè)家可以在廣州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一個藏族大學生可以去北京當公務員。

西方學者現(xiàn)在的尷尬就在這兒。

他們拿著顯微鏡找中國的裂痕，結果發(fā)現(xiàn)中國正在用望遠鏡規(guī)劃未來。

當他們在巴斯克、在蘇格蘭、在加泰羅尼亞因為鬧獨立公投搞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正在忙著通高鐵、搞5G、做電商。

西方的“多元”往往變成了“多怨”，不同族群住在不同的社區(qū)，老死不相往來，一有風吹草動就上街互毆。

而中國的“多元一體”，是在統(tǒng)一的骨架上長肉，骨頭是硬的，血脈是通的。

這種“和而不同”的生存智慧，是那些習慣了零和博弈的西方政客們，翻遍了亞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鳩的書也讀不懂的東方天書。

他們以為中國是強行捆在一起的土豆，其實中國是一塊早就融在一起的合金。

至于那些還在搞“身份隔離”的西方政客，大概永遠也想不通，為什么中國人哪怕吵架，也得在一個鍋里吃飯。

參考資料：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