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要一口氣申報20萬顆衛星？

2025 年歲末的最后幾天，一則消息在航天圈引發震動。中國向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提交了涵蓋約 20.3 萬顆衛星的頻譜和軌道資源申請，覆蓋 14 個衛星星座。這個數字幾乎是 SpaceX 星鏈（Starlink）計劃總規模的五倍，后者目前的申報上限為約 4.2 萬顆。

這次申報的特殊之處在于，其中近 19 萬顆衛星的申請來自一個剛剛成立的機構：無線電頻譜開發利用與技術創新研究院。

這家研究院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在河北雄安新區正式注冊，而就在注冊前一天，兩個巨型星座 CTC-1 和 CTC-2 的申請已經以該機構名義提交給 ITU，每個星座各申請 96,714 顆衛星。從發起單位來看，這個研究院由國家無線電監測中心、中國衛星網絡集團、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七家單位聯合共建，帶有明顯的國家層面統籌色彩。

圖丨CTC-1 星座申報信息（來源：ITU）

除了這兩個超大規模星座，此次申報還包括中國移動的兩個星座（分別為 2,520 顆和 144 顆）、上海垣信的千帆（Qianfan）星座擴展計劃（1,296 顆）、國電高科的天啟（Tianqi）物聯網星座增補（1,132 顆），以及銀河航天等商業航天企業的多個項目。如果算上此前已經在建的國網（Guowang）和千帆星座，中國在近地軌道上的規劃布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

如此大手筆的申報，背后直指一個越來越現實的矛盾：軌道和頻譜資源正在變得稀缺，而這種稀缺，正把太空競爭推向一個更尖銳、更具體的戰場。

2021 年發生的兩起事件，成為理解這場競爭繞不開的一個起點。當年 7 月 1 日，SpaceX 的星鏈-1095 衛星從 555 公里的軌道持續降軌至 382 公里附近，恰好與運行在 390 公里高度的中國空間站形成危險接近。中國空間站被迫在當晚啟動緊急避碰程序。

三個多月后的 10 月 21 日，星鏈-2305 衛星再次抵近，且處于連續軌道機動狀態，機動策略未知，軌道誤差無法評估。中國空間站再次實施規避操作。

這類接近之所以敏感，關鍵在于風險極高。在近地軌道上，航天器的相對速度通常超過每秒 7 公里。在這樣的速度下，即使是幾百公斤重的衛星與數十噸的空間站發生碰撞，后果都將是災難性的。

1983 年，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的舷窗就曾被一塊直徑約 0.2 毫米、重量僅數十毫克的涂料碎片擊裂。而星鏈衛星的質量在 260 公斤左右，如果真的撞上空間站，產生的碎片云足以摧毀整個軌道平臺。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中國將這兩起事件以外交照會的形式通報聯合國，這在中國的外交實踐中并不多見。照會指出，美國作為星鏈衛星的登記國，對這些衛星負有國際法上的管轄權和監管義務，應當根據《外空條約》第九條的規定，在衛星機動可能對他國空間活動產生有害干擾時，提前進行磋商。但在兩次事件中，中方并未收到任何來自美方的通報或協調請求。

2019 年 9 月，歐洲空間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的風神氣象衛星也曾主動執行規避操作，以避免與一顆星鏈衛星相撞。不同的是，歐空局選擇了“默默承受”，沒有公開提出抗議。

根據研究數據，龐大的星鏈系統每周會產生約 1,600 次接近事件，其中超過 500 次涉及他國航天器。隨著星鏈部署規模的擴大（截至 2026 年初已有超過 9,400 顆在軌衛星），這類接近事件的頻率還在上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此次大規模申報的戰略意圖也就更容易理解：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早地鎖定軌道和頻譜資源，避免被后來者擠占。這種策略的合法性，來自 ITU 的基本規則——“先登記先使用”原則。

ITU 作為聯合國主管信息通信技術的專門機構，負責分配和管理全球無線電頻譜與衛星軌道資源。由于這些資源屬于全人類共有的有限自然資源，ITU 制定了一套復雜的申報、協調和登記程序。對于非地球靜止軌道（Non-Geostationary Orbit，NGSO）衛星，主要采用“協調法”，即誰先申報并完成協調程序，誰就獲得優先使用權。

不過，“先到先得”并不意味著可以長期、無上限地占用。為了防止資源被惡意囤積，ITU 在 2019 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WRC-19）上通過了“里程碑規則”（Milestone Rules）。

規則要求：衛星星座必須在獲得頻率資源后 7 年內發射首顆衛星并運行 90 天；之后在第 9 年、第 12 年和第 14 年分別完成總申報數量的 10％、50％ 和 100％ 部署。如果未能達標，頻譜權利將按實際部署比例縮減。

這意味著，對于 CTC-1 和 CTC-2 這兩個各擁有 96,714 顆衛星的星座，中國需要在 9 年內（即 2034 年底前）完成約 19,400 顆衛星的部署，才能保留這部分頻軌資源。這相當于平均每年發射約 2,150 顆衛星，或者說每天約 6 顆。考慮到中國 2025 年全年的航天發射次數為 92 次（其中商業航天企業執行了 23 次），要達到這個部署速度，火箭發射能力需要有數量級的提升。

而這里就牽出了另一個繞不開的現實：低軌衛星星座的競爭，最終會落到“誰能更便宜、更頻繁地把東西送上天”。SpaceX 之所以能在短短幾年內部署近萬顆星鏈衛星，關鍵在于其獵鷹 9 號（Falcon 9）火箭的可回收技術。

通過回收并復用一級火箭，SpaceX 將發射成本從每公斤數萬美元降至約 3,000 美元，同時將發射頻率提升至每周一次甚至更高。2025 年，SpaceX 全年完成 167 次軌道發射，創下年度新紀錄，占美國發射次數的約 85%，平均每 2 天發射一枚火箭。

而中國的商業航天企業正在奮起直追。藍箭航天、星河動力、中科宇航等民營火箭公司都在推進可回收火箭的研發。2026 年被業內視為“可回收火箭攻堅年”，多型號火箭計劃進行首飛或回收測試。與此同時，衛星制造產能也在擴大。

據報道，國內部分衛星工廠的設計年產能已達 1,000 顆，研制周期從數年縮短至數月。2026 年 1 月，國內首個海上回收復用火箭基地在浙江杭州正式開工，目標年產 25 枚火箭，發射成本對標 SpaceX。從這個角度看，本次大規模的申報本身也可能是一種“倒逼機制”：先把目標和資源占位拉到極限，再反過來推動火箭發射、衛星制造、測控與終端等環節加速補齊能力，盡快形成規模化供給。

不過，把火箭和產能追上來，還只是拼圖的一部分。更深一層的問題是：近地軌道究竟能容納多少顆衛星？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天學院副教授楊宇曉此前向媒體表示，在 400 至 2,000 公里的低軌高度上，理論極限約為 6 萬顆衛星（這已經是一個相對擁擠的狀態）。

目前全球在軌的低軌衛星數量約為 8,000 至 10,000 顆，已經占據了相當比例的軌道資源。如果按照各國已提交 ITU 的申請來計算，全球規劃中的低軌衛星總數已經突破 100 萬顆。這顯然遠超實際承載能力，其中大部分申請注定無法全部落地。但這也說明了競爭的激烈程度，各方都在盡可能多地占據“紙面空間”，以便在未來的實際部署中擁有更大的靈活性。

2021 年，盧旺達以自己的國家名義向 ITU 申報了名為 Cinnamon-937 的星座，計劃發射 33.7 萬顆衛星。盧旺達作為一個航天基礎薄弱的非洲國家，顯然不具備實際部署如此規模星座的能力。業內普遍認為，這是某些公司利用盧旺達的國家身份，在 ITU 規則下提前鎖定超大規模軌道容量的操作。類似的，法國也曾代表初創公司 E-Space 提交了約 11.6 萬顆衛星的 Semaphore-C 星座申請。

中國此次申報雖然規模龐大，但與上述案例有本質區別。首先，申報主體的背景清晰，無線電創新院由國家級研究機構和頭部企業聯合組建，具備實際的技術儲備和產業基礎。其次，申報時機與中國商業航天產業的發展階段相吻合——國網和千帆星座已經進入批量發射階段，火箭產能正在釋放，整個產業鏈正處于從實驗驗證向規模部署的轉型期。

更重要的是，這次申報體現了中國在頻譜資源布局上的戰略轉變。從公開信息推測，CTC-1 和 CTC-2 這兩個巨型星座很可能覆蓋了從傳統的 Ku 頻段（12-18 GHz）、Ka 頻段（26.5-40 GHz），到未來 6G 通信可能使用的 Q／V 頻段（33-75 GHz）甚至 E 頻段。這種全頻段覆蓋的策略，既是對當前星鏈主導的 Ku 頻段的對沖，也是對未來通信技術演進路徑的提前占位。

圖丨衛星頻段（來源：Lotus Arise）

星鏈目前主要使用 Ku 頻段和 Ka 頻段。Ku 頻段技術成熟，終端設備成本低，是衛星通信的傳統工作頻率。但正因為使用廣泛，這個頻段已經非常擁擠。如果中國的星座也主要使用 Ku 頻段，根據 ITU 的協調規則，后申報的衛星在遇到先申報衛星時需要調整頻率或關閉信號，以避免干擾。這意味著頻譜資源的利用效率會大打折扣。

因此，占據更高頻段成為必然選擇。Ka 頻段相比 Ku 頻段帶寬更大，能支持更高的數據傳輸速率。Q／V 頻段和 E 頻段則是未來 6G 衛星通信的關鍵頻譜資源。通過在申報階段就鎖定這些頻段，中國為未來技術代際的切換預留了空間。

當然，申報并不等于實際部署。根據里程碑規則的要求，如果 9 年后中國只部署了 10,000 顆衛星而非規定的 19,400 顆，那么獲得保護的頻軌資源將按實際比例縮減，多余的申報將被釋放回國際資源池。從這個角度看，20 萬顆的申報量更像是一個“上限儲備”，實際部署會根據技術進展、市場需求和成本效益動態調整。

但即便如此，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哪怕 10％ 的部署，對中國航天產業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不僅需要火箭發射能力的躍升，還需要衛星制造的規模化、批量化生產能力，以及地面測控系統、用戶終端設備等全產業鏈的協同發展。更關鍵的是，低軌衛星的設計壽命通常只有 3 至 5 年，這意味著星座需要持續不斷地補網更新，而不是一次性部署完成。

換個角度看，這場申報競賽也把現行國際規則的局限性推到了臺前。ITU 的“先登記先使用”原則誕生于上世紀，當時全球在軌衛星總數不過數百顆，軌道資源相對充裕。

但在巨型星座時代，這套規則已經難以適應新的現實。如何在保護先行者合法權益和防止資源囤積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國際協調機制，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近距離接近事件，都是全球航天界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2025 年 12 月，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關于低地球軌道衛星問題的會議上明確指出，個別國家的商業衛星星座肆意擴張、缺乏有效監管，帶來顯著安全挑戰。

這不僅僅是針對星鏈的批評，也是對整個國際規則體系的呼吁。畢竟，太空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公司的私有領地，而是全人類的共同空間。當越來越多的衛星被送入軌道，太空交通管理、碎片防治、頻譜協調等議題的緊迫性只會越來越高。

而就在中國提交 20 萬顆衛星申請后不久，SpaceX 宣布計劃在 2026 年將約 4,400 顆星鏈衛星的軌道高度從 550 公里降至 480 公里，聲稱此舉旨在“提升空間操作安全性”。

降低軌道高度后，衛星在失效時能更快地重新進入大氣層燒毀，減少太空垃圾的累積。但也有分析認為，更低的軌道同樣意味著更短的信號傳輸延遲和更好的用戶體驗，這同樣符合 SpaceX 的商業利益。

無論動機如何，這場圍繞近地軌道展開的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中國的 20 萬顆衛星申報，與其說是對 SpaceX 的直接對抗，不如說是在新的技術范式和規則框架下，為自身爭取戰略空間的必要舉措。在一個日益擁擠的軌道環境中，不占位就意味著被邊緣化；而要占位，就必須拿出真金白銀的技術實力和產業基礎作為支撐。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太空爭奪戰才剛剛開始。它考驗的不僅是火箭發射頻率和衛星制造產能，還有整個國家的科技創新體系、產業鏈協同能力，以及在國際規則框架內進行戰略博弈的智慧。

參考資料：

1.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3339493/china-applies-put-200000-satellites-space-after-calling-starlink-crash-risk

2.https://news.cgtn.com/news/2026-01-12/China-files-plans-to-deploy-more-than-200-000-satellites-1JS4UHXu836/share_amp.html

3.https://news.satnews.com/2026/01/12/as-spacex-targets-50000-starlink-satellites-china-files-for-200000-unit-mega-constell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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