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跪著拍照、荷花池扮觀音…慈禧晚年影像全彩修復

1903年春天的某個早晨，頤和園內，一位戴著眼鏡的年輕男子正跪在絨墊上調試一臺笨重的木質相機。他是勛齡，清廷駐法公使裕庚的次子，即將成為慈禧第一位御用攝影師。站在屏風前的慈禧已經換上了第三套禮服，旁邊的李蓮英輕聲提醒：“老佛爺，這套繡金龍的吉服最顯氣派。”慈禧微微點頭，手指輕撫衣袖上密綴的明珠。誰曾想，這位掌控中國近半個世紀、時年近七旬的老太后，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竟會如此癡迷于西洋傳來的攝影術，留下一百多張姿態各異的影像，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攝影主角”。

攝影術最初傳入中國時，遠非今日這般受接納。早在1846年，一位名叫周壽昌的湖南進士在廣東見到這種“畫小照法”時，便記錄下時人的驚異。然而，對大多數國人而言，那個能“攝人魂魄”的黑匣子不啻為一種“邪術”。整個道光、咸豐乃至同治朝，紫禁城的主人們都未曾敢留下一張照片。轉變的契機，竟發生在20世紀初那場撼動國本的劫難之后。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攜光緒倉皇西逃。這段屈辱的經歷，卻意外成了她觀念松動的開始。次年回鑾途中，當她在保定火車站意外發現被外國記者偷拍時，不僅未加斥責，反而向鏡頭揮了揮手中的絹帕。這一揮，悄然揮開了紫禁城緊閉的影像之門。

真正將攝影帶入慈禧生活的，是1903年春從法國歸來的裕庚一家。裕庚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其夫人為中美混血，子女皆受西洋教育。女兒德齡、容齡精通外文，很快成為慈禧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兒子勛齡則在法國習得了精湛的攝影技術。一日，慈禧忽然問及德齡姐妹是否會照相，在得知她們的兄長勛齡精通此術后，便立刻召其入宮。勛齡后來回憶道：“光緒年間，我同德齡、容齡姐妹二人，以及母親共同在宮中侍奉，但凡慈禧太后的照片，都是我一個人拍攝的。”他或許不是最早為中國皇室拍照的人，卻因緣際會，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那一位——一個外交官之子的身份讓他得以出入宮禁，西洋學藝的背景使他技術嫻熟，而兩位深得太后歡心的妹妹的引薦，則最終將他推到了歷史的鏡頭之前。

給這位老佛爺拍照，絕非按下快門那般簡單，那是一場需要半朝動員的精密儀式。拍攝前，內務府需忙碌多日：在樂壽堂前搭起專用席棚，屏風、寶座、香幾、果盤等一應道具皆須就位。雖已通電，但為避開慈禧所忌諱的“陰陽臉”，攝影師勛齡堅持采用柔和的自然散射光。時辰必須由太后親自翻閱歷書選定黃道吉日。

每次拍攝，她都要更換數套華服——繡龍袍、蟒袍、各色緙絲整衣、金絲串珠繡龍服……衣物上密綴著上等明珠。頭飾更是極盡奢華，金銀鳳簪、玉蝴蝶、珠花翠鈿，有的照片中，其頭飾右側還懸垂著八串明珠，璀璨奪目。就連布景也暗藏玄機，在一張照片里，慈禧寶座旁的幾案上，蘋果被精心堆疊成五層寶塔狀，這些鮮果每隔半月便需更換一次，而撤下的則賞賜給宮女太監。慈禧曾對德齡說：“我喜歡水果的自然清香，比什么名貴香料都好。”這一切細節，無不彰顯著無上的權勢與獨特的品味。

在所有這些影像中，最為后世津津樂道的，莫過于那組“中海扮觀音”。

1903年盛夏，慈禧忽發奇想，要在中南海的荷花池中拍一組觀音照。內務府的檔冊詳細記載了當時的安排：“四格格扮善財，穿蓮花衣；李蓮英扮韋陀；德齡、容齡扮龍女，穿素白衣裳……”船只需裝飾成蓮花狀，還需備好帶竹葉的竹竿。拍攝當日，慈禧端坐平底船中央的寶座，身后立著“普陀山觀音大士”的匾額，李蓮英手持降魔杵立于側，德齡、容齡手持蓮花與寶葫蘆分侍兩旁。然而，仔細審視這些照片，會發現其中摻雜著更為復雜的意圖。

在一張照片中，慈禧雖作觀音裝扮，身旁香爐上的裝飾銘文卻是“廣仁子”——這是她在白云觀受道家“天仙戒”時的道號。佛道符號在此隨意混用，毫不違和。學者彭盈真分析認為，這絕非簡單的娛樂消遣，慈禧將自己塑造成救苦救難的觀音，實則是向世人暗示，在這動蕩時局中，唯有她能帶來安定與秩序。

另一張更為私密的照片，則透露出這位權力頂峰女性不同尋常的自我認知。照片中，慈禧立于華麗屏風前，手持一面西洋手鏡，正凝神端詳鏡中的自己，另一只手則優雅地做簪花狀。

在中國傳統的仕女畫中，女子攬鏡自照常被文人墨客解讀為虛榮與自戀。但慈禧卻公然將這個極具女性私密感的動作，置于莊重的宮廷攝影之中，毫無避諱。她深諳，正是憑借青春與容貌獲得咸豐帝的寵幸并誕下同治帝，才奠定了她日后垂簾聽政、掌控國運的政治基石。鏡頭前的她，完全掌控著自我的呈現——從姿態、神情到服飾與布景。她命人將滿意的照片放大，制成巨幅畫像，最大的達75厘米高，配以雕花金漆大鏡框，懸掛于樂壽堂、海晏堂等重要宮殿。

這些影像不僅是個人珍藏，更成為外交工具，1904年，她曾特意委托德國皇儲將自己的肖像照轉贈予德國皇后。照片下沿的英文標注“EMPIRE DAUGHTER”（帝國之女），正是她渴望傳遞給世界的形象。

當我們翻閱這些跨越了百余年的銀鹽影像時，所見的遠不止一位太后的容顏。它們像一扇棱鏡，折射出晚清帝國復雜而矛盾的最后一瞥。照片內是極致的奢華與精心的表演，照片外則是山河破碎、民生維艱的時代困局。慈禧對攝影的熱衷與探索，恰如清廷對西洋文明的態度——既充滿好奇并有所接納，卻始終難以掙脫深植于骨髓的傳統框架。勛齡的鏡頭，定格了這種矛盾：它記錄下一位游走于傳統威嚴與現代自覺之間的女性統治者，也留下了東方審美與西方技術最初的碰撞痕跡。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在一張1903年的全身像頂端，工整書寫著長達二十六字的徽號“大清國當今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圣母皇太后”，而下端卻綴有兩行英文“EMPIRE DAUGHTER THIS TAI HAO”。中西并列，堪稱那個碰撞時代最直觀的隱喻。

這些珍貴的影像如今散藏世界各地的機構中。它們不僅是關于慈禧太后的視覺檔案，更是研究晚清政治文化、宮廷生活、服飾禮儀乃至中西交流的瑰寶。每一次快門的啟閉，都是一個王朝在不自覺中進行自我凝視的瞬間；每一張照片的顯影，都是歷史在化學藥劑中沉淀出的真實顆粒。透過這些畫面，我們仿佛看見，在世紀交替的迷茫與微光中，一位年邁的統治者如何試圖用一種嶄新的語言，為自己，也為那個搖搖欲墜的帝國，留下最后的、復雜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