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橋重回戰場

AI負責執行，人類負責擔責。

文 | 華商韜略 楊彼得

2025年10月底，美國舊金山，正是秋季里最宜人的天氣。曾經的中國首富、互聯網時代的標志性人物、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罕見地公開現身。

他站在講臺前，上身是一件深色休閑西裝外套，下身是卡其色長褲。頭發略顯灰白，卻梳理得一絲不亂，神情克制而專注。

臺下，包括三位諾貝爾獎得主、斯坦福大學榮譽校長在內的20多位全球頂尖學者與產業領袖齊聚一堂，他們討論的主題是：AI如何驅動科學發現。

會議現場，如今更強調其天橋腦科學研究院創始人身份的陳天橋宣布，將投入10億美元算力，支持全球科學家的創新人工智能研究。

這是陳天橋淡出公眾視野多年之后，第一次如此清晰、直接地站回聚光燈中央。然而這次現身，卻和過往偶爾閃現一下不同。

這次演講后不久，陳天橋一邊發表文章，討論AI時代的組織與管理，一邊親自下場，打造AI原生公司Tanka。2026年開年第一天，他更放出大消息，聯合創立國內首家超聲波腦機接口公司“格式塔”。

這個曾經站在中國商業頂峰的人，殺回來了。

【01 回歸】

如果要尋找一個真正把“腦機接口”推向公眾視野的時間點，很多人會指向2024年初。

那年1月29日，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平臺上確認，他創辦的腦機接口公司神經連接（Neuralink）已完成首例人體植入實驗：

“昨天，第一位人類患者接受了來自神經連接的植入手術，目前恢復良好。初步結果顯示，神經元尖峰檢測很有前景。”

▲馬斯克在社交平臺X上的發文

馬斯克還透露，公司的首款產品名為“心靈感應”（Telepathy）。在設想中，被植入者只需通過意念，就能操控手機、電腦，乃至其他外部設備。

由此，一條腦機接口技術路徑被清晰地展現在公眾面前：侵入式、強硬件導向，通過開顱手術，將電極直接植入大腦皮層，與神經系統建立物理連接。

這條路徑的優勢非常明顯，信號精度高、反饋即時，短期內更容易驗證效果。但代價也不容忽視，高風險、高門檻，以及長期難以回避的倫理、監管與安全挑戰。由于開顱手術本身的創傷性，這一路線甚至被外界貼上了“血腥”的標簽。

截至2025年9月，Neuralink僅完成了12名重度癱瘓患者的人體植入實驗，并持續面臨術后感染風險與倫理爭議。

馬斯克提出的2028年實現“全腦腦機接口計劃”——將人類大腦與AI全面集成、實現意識層面互聯，也被不少人視為激進而高風險的探索。

而陳天橋選擇了另一條幾乎完全相反的路線。

2026年1月1日，由前腦虎科技聯合創始人兼CEO彭雷與陳天橋聯合發起的國內首家超聲波腦機接口公司“格式塔”，在成都正式成立。

與當前最受關注的侵入式腦機接口路線不同，“格式塔”選擇了一條明顯更為克制、也更具挑戰性的方向：非侵入式超聲波腦機接口。

不需要開顱、不植入電極，而是通過體外超聲波對大腦進行刺激與調控，目標是實現更安全的全腦覆蓋。

但這也并不是一條“保守”的技術路線，恰恰相反，它在工程和科學層面都更為復雜。

侵入式腦機接口，解決的是“點對點”的信號問題；而非侵入式、全腦覆蓋的路徑，要解決的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腦區定位、信號衰減、能量控制、生物安全，以及對大腦整體結構的長期建模。

換句話說，馬斯克選擇的是一條“先證明可行”的路徑：通過開顱植入電極，快速突破臨床驗證門檻，但也因此長期受限于創傷性、倫理爭議與規模化難題；而陳天橋選擇的，則是一條更慢、更難，卻更接近長期醫療與健康應用的路線。

而在“格式塔”落地的同時，陳天橋還拋出了另一枚重磅炸彈，打造AI原生公司Tanka。

在2025年12月27日發表的一篇博文《我選擇，我承擔，故我在》中，陳天橋披露，Tanka由盛大集團支持，而他將其定義為一個融合了人工智能長期記憶功能的通訊平臺。在這篇文章里，陳天橋還提出一個驚世駭俗的判斷：

AI負責執行，人類負責擔責。

此前，陳天橋還曾發表文章《管理學的黃昏與智能的黎明：重寫企業的生物學基因》，談AI時代的組織與管理。他在文章中強調，未來管理學將建立在智能的地基上，將是“管理退出、認知升起”，未來的企業，不再是由人領導智能，而是由智能擴展人。

而在最新文章中，陳天橋認為，在AI時代，計算已經變得廉價，人類唯一的價值在于“非理性”的選擇和對結果的“承擔”。Tanka的啟動，本質上是他在驗證一種全新的組織范式：當一個公司的所有底層工作都由AI多智能體（如他研發的OMNE框架）完成時，人類領導者該如何通過“責任”來定義商業價值？

他直言“AI的本質是計算，人類的本質是博弈”，AI無肉身無法擔責，唯有人類確權擔責，才能讓AI運算轉化為商業價值。

陳天橋說：“我會公開我們的底層邏輯、運行藍圖以及那些決定生死的關鍵爭辯。”

簡而言之，他的核心邏輯可以歸納為：公開一切，為失敗買單。

【02 隱退歲月】

創立“格式塔”和Tanka這兩家看似極度硬核的公司，并非陳天橋的臨時起意，而是他在長達10多年的隱退歲月中，對腦科學持續深潛的自然結果。

這一切的起點，要追溯到2004年那場發生在他事業巔峰期的驚恐發作。

那一年，31歲的陳天橋正站在人生高光時刻，盛大網絡成功登陸納斯達克，他由此成為中國最年輕的首富，一時風頭無兩。

然而，在一次從上海飛往北京的航班上，毫無征兆的恐懼突然降臨。他胸口劇痛、呼吸困難、強烈的窒息感撲面而來，他后來回憶，那一刻仿佛“死神正并肩而坐”，只能清醒地感受痛苦，卻無法阻止它發生。

飛機落地后，他被緊急送醫，但所有檢查結果都顯示心臟功能完全正常。最終，醫生給出的診斷是“驚恐發作癥”，誘因是長期高壓擴張的事業節奏，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輿論爭議。

這次經歷，讓陳天橋第一次直面大腦的“失控時刻”。他開始反復追問：當恐懼襲來時，大腦內部究竟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明知自己是安全的，身體卻依然被恐懼全面接管？而更深一層的問題隨之浮現，人類為何如此恐懼死亡？

這場突如其來的病痛，成為他從商業世界轉向探究人類大腦這一“終極黑盒”的最初伏筆。

2009年，在盛大盒子項目受挫、輿論壓力疊加之下，驚恐癥再次發作，且程度明顯加重，甚至發展到他無法乘坐飛機。這一次，他不再硬扛，而是逐漸下定決心，遠離喧囂，系統性地研究大腦本身。

2012年，盛大完成私有化退市，陳天橋隨后移居美國。與外界想象中“財富自由后的享樂生活”不同，他開啟了一場近乎執拗的“尋藥之旅”。在大量接觸前沿研究后，他意識到一個殘酷事實，人類對宇宙的理解，遠遠超過了對自身大腦的認知。

2016年，陳天橋正式開啟腦科學深耕之路，宣布捐贈10億美元，聯合妻子雒芊芊創立公益性天橋腦科學研究院（TCCI），這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私人腦科學研究機構之一，明確聚焦“大腦探知、腦疾病診療、大腦增強”三大核心方向。

在路徑選擇上，他采取的是“基礎研究+臨床轉化”的雙輪驅動模式。一方面，TCCI向加州理工學院捐贈1.15億美元設立研究機構；另一方面，在國內與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展開深度合作，搭建轉化平臺。

過去十年間，TCCI資助的研究成果，持續發表于《Nature》《Neuron》等頂級期刊，覆蓋血清素機制、神經環路、睡眠與記憶等關鍵領域。

如果說過去十年，陳天橋是在實驗室中完成一場漫長而安靜的“修行”，那么2025年底的重新露面，則源于他對一場技術質變的清醒判斷——AI，正在徹底改變科學研究的速度與方式。

正如本文開篇提到的，2025年10月27日、28日，在舊金山舉行的首屆TCCI AI驅動科學研討會上，陳天橋正式宣布，追加10億美元算力投入，專項支持“AI驅動的科學研究”，重點扶持結構性實驗與青年科學家創新。

在陳天橋看來，僅依賴傳統科研資助，已經無法匹配當下技術躍遷的節奏。因為過去，科研的核心是“發現規律”，而現在，AI正在參與“預測規律”。

也正是在這一節點，他不再滿足于僅作科研資助者，而是要再創業，將10余年積累的腦科學成果，轉化為可被應用、被放大的產品體系。

這既可以算是商業回歸，但也更是一位腦科學求解者，升級了自己的解題方式。

【03 再造傳奇？】

當陳天橋帶著“腦科學+AI”的雙線布局重新進入公眾視野時，難免不讓人回望那個互聯網拓荒年代。

在中國，與他幾乎同時期崛起的丁磊、張朝陽、周鴻祎等互聯網第一代創業者，至今仍活躍在商業舞臺中央，卻走出了與他明顯不同的轉型路徑。

丁磊執掌下的網易，近年同樣高度關注人工智能。

網易曾在2023年發布自研大模型“玉言”，但在經歷一輪技術探索后，其整體戰略并未轉向通用大模型競爭，而是回歸到以游戲、云服務與電商為核心的業務基本盤，將AI主要用于內容生成、智能客服、游戲角色與玩法設計等具體場景。

張朝陽所領導的搜狐，在AI領域的布局則顯得相對保守。“我們并沒有去從事大模型的開發，AI基礎設施我們現在沒有全面進入。”去年11月，在2025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張朝陽在接受采訪時坦言，搜狐更專注于將AI作為效率工具融入內容生態，而非盲目追逐大模型熱潮。

相比之下，周鴻祎旗下的360對AI的態度更為積極。

在去年8月舉行的ISC.AI 2025大會上，周鴻祎發表演講，宣布360正式啟動“ALL IN Agent（智能體）”戰略，并發布“智能體蜂群”技術方案，試圖以安全大模型為核心，重構企業級數字安全體系。盡管這一布局依然錨定在網絡安全主業之內，但在技術結構上，已明顯向AI原生體系靠攏。

整體來看，網易、搜狐和360的路徑都可歸為一種“主業延伸式轉型”：人工智能被用于提升效率、重塑產品形態、加固既有護城河，而并未徹底跳出原有賽道，推倒重來。

陳天橋的不同之處，恰恰在于他選擇了一條極少有人愿意走的路。

他的策略不是“在原有業務上疊加AI”，而是“徹底跨界+長期主義”。

盛大退市之后，他幾乎完全切斷了與游戲業務的直接關聯，用十余年時間持續投入腦科學這一高度基礎、前沿且回報周期極長的領域，試圖親手搭建起一條從基礎研究、技術轉化到商業落地的完整鏈條。

這不是對舊體系的修補升級，而是在人工智能（AI）與人類智能（HI）的交匯處，重新打下一根地基。

這樣背景下的商業回歸也注定從一開始就意味著高風險：一方面，腦機接口的臨床轉化往往以十年為時間尺度，伴隨極其嚴格的醫學倫理與監管審查，任何一步都難以加速；另一方面，AI原生企業本身仍處在高度不確定的探索期。

不同于OpenAI等沿著通用人工智能（AGI）路徑前進的公司，陳天橋選擇的是一條從理解大腦運作機制出發，反向塑造AI能力的路線。這是一條技術門檻極高、幾乎沒有現成范式可參考的“硬核路徑”。

但風險的另一面，是同樣罕見的機會。

“格式塔”所依托的腦科學研究，提供的是對情緒、認知與意識機制的底層理解。而Tanka所代表的AI路徑，則具備快速建模、模擬和放大的能力。

二者如果形成有效協同，理論上有望構建一個“腦科學+AI”的交叉生態，為理解人類大腦、干預情緒障礙乃至重塑人機交互方式，打開新的想象空間。

因此，陳天橋的回歸，絕不是為了重溫“首富”舊夢，而是一個長期主義者在看清未來趨勢后，將十多年積累的認知、資源與勢能，集中釋放的自然結果。

陳天橋的角色，也已經從一個追求資本回報的投資人，轉向在碳基生命與硅基智能的交匯處，探索下一種商業組織形態的實踐者。

當然，這也是一個英雄主義者站在AI巨浪面前，給自己立下的投名狀。至于能否再造傳奇，早已不是他關心的問題。

正如他在2025年底，發布的那篇博文《我選擇，我承擔，故我在》里所寫：

“如果我成功了，這將是新時代的生存樣本；如果我失敗了，這也將是后來者寶貴的前車之鑒。無論結果如何，我選擇公開。并且，我愿為可能的失敗承擔一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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