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五塔寺，與歷史深度對話

作者 王永利

我和五塔寺特別有緣，我的家曾一度就住在五塔寺旁。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要到五塔寺散步。這里環境優美，空氣新鮮。一條清澈的長河從頤和園昆明湖流到紫竹園，然后流過這座寺前，給這寺廟帶來了靈氣。五塔寺原名“真覺寺”，位於北京市海淀區西直門外白石橋以東長河北岸，創建於明代永樂年(1403-1424年)，寺內高石臺上有五座小型石塔，約建成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名為“金剛寶座塔”。

建造五塔寺的原因是什么呢？據史書記載，明永樂初年，印度僧人班迪達自西域來京，向明成祖朱棣呈獻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即金剛寶座的規式。明成祖與他談經論法十分投機，封他為大國師，授予金印，并賜地於西關(今西直門)外長河(今高梁河)北岸，為之建寺，寺名“真覺”。后又根據這位高僧提供的規式建成了金剛寶座塔，并重修了寺院。建成后的五塔寺前臨長河背倚西山，是出了京城西直門后第一個去處，所以當時的達官顯貴在重陽登高、或清明踏青的時候，往往到這里歇歇腳，拜佛觀塔。

明成祖為什么對五塔寺如此關照呢？據資料記載，明成祖朱棣并不喜歡佛，正是在他執政期間大力宣揚儒家思想，以改變明初嗜佛之風，因此，全國的佛教寺廟大幅度減少。那么他為什么偏偏對印度佛僧班迪達情有獨鐘，并賜地建寺呢？這就涉及了歷史上偉大皇帝之一朱棣的開放情懷。

朱棣， (1360～1424年)。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應天(今江蘇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曾居鳳陽，對民情頗有所知。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多次受命參預北方軍事活動，兩次率師北征，加強了他在北方軍隊中的影響。朱元璋去世后，繼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實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發動靖難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奪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樂(1403～1424年)。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擊蒙古殘部，緩解其對明朝的威脅；疏通大運河；遷都并營建北京，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定都北京的漢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朱棣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有著卓越的成就，還十分重視文化建設，他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和擴建的紫禁城，成為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兩座不朽豐碑。他還設立高額賞金，收購民間藏書，然后組織學者編撰長達3.7億字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收錄在內的古書古籍一字不刪，維持原貌，為保護中華歷史文化做出了突出貢獻；設立奴兒干都司，以招撫為主要手段管轄東北少數民族。更令他聞名世界的是鄭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溝通了中國同東南亞和印度河沿岸國家。他死后被稱為明成祖，他不愧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

國力昌盛了，特別是造船業已經居世界領先的地位，容納百川的朱棣，想干出一些前人沒有干過的偉業，以強化他對國內的統治，提高明朝在國外的威望，同時對逃居沿海島嶼和海外臣民的反抗活動加以安撫，并將本國的瓷器、綾羅綢緞等手工業品換取外國的香料、珍奇寶貨。于是他七次派鄭和下西洋。（有觀點說是為了“耀武”和尋找失蹤的建文帝。）

近年來鄭和下西洋研究依托考古新發現與跨學科技術突破，有許多新成果。如在南海永暑礁西南海域發現含“永樂六年監造”銘文的明代沉炮17門，單門重1.8噸，遠超《明史》記載的“二千斤艦炮”規格，結合聲吶探測鎖定32處金屬異常區，推算單艘寶船長度約62米，單次下西洋船只規模或超280艘、人員達2.7萬，較史書記載高出40%以上。沉船殘骸中還發現內螺旋膛線炮管（比歐洲普及早近百年）、多語種貿易文書及匯率換算公式，印證了成熟的跨國結算體系。

其次，肯尼亞曼達島出土永樂年間“永樂通寶”銅錢，考古學家確認該貨幣為皇家鑄幣廠鑄造，直接佐證鄭和船隊曾遠涉東非，將中非同商貿往來的實物證據進一步坐實。

再次，學者通過《過洋牽星》等新著研究，明確鄭和船隊“牽星術”通過測量北極星高度定緯度，結合“二十四方位計量法”實現精準定向，其技術成熟度早于阿拉伯同類記載，印證中國古代航海智慧的領先地位。通過數字復原，解析船載羅經刻度盤發現疑似大西洋洋流數據，同時證實船體采用鍍金防銹層技術，比西方早400年應用。

總之，永樂皇帝的開放情懷，使明朝在海外名聲大振。而正在這個時候，印度佛僧班迪達來京朝賀，送上五尊金佛和佛塔圖樣。班迪達告訴朱棣，這五尊佛，各有由來和講究。按佛經上說，金剛有五方五界:佛部(中)、金剛部(東)、寶部(南)、蓮花部(西)、羯摩部(北)。每部有五方主佛:中為毗盧遮那佛，東為阿閑佛，南為寶生佛，西為阿彌陀佛，北為不空成就佛。佛又有五方寶座，即動物坐騎:大曰獅了座、阿閦象座、寶生馬座、阿彌陀孔雀座、不空成就迦樓羅金翅鳥王座。有了這五佛的保佑，五方五界都太平。

朱棣聽了大喜，他深知他雖為皇帝，但是殺人太多，他曾創造了“誅十族”連坐罪，（把罪人的同宗族和朋友、門生合為十族，僅方孝儒因不愿為朱棣題賀獲罪，竟然被株連“十族”連同他的家人、親戚、朋友、門生共873人被處死。）把異己全部處死。當了皇帝后朱棣日夜噩夢纏身，心神不寧，生怕四方不安，因此想借班迪達貢獻的這五尊佛鎮一鎮，也為了獎掖這個會說奉承話的外交使節，也為了給其他國家使節樹立個榜樣，希望他國都來和明朝交往，所以賜地撥銀建造“真覺寺”。實際上這個寺廟是明朝對外開放政策的象征，是明朝對外開放的里程碑。

但是，據史料記載，最初這個廟所念的佛經是喇嘛經，而不是禪宗。所以，在禪宗為佛教主導的明朝，這里的香火并不十分旺盛。

然而，務實的朱棣并沒有閑功夫親臨這座寺廟的竣工，五方五界也沒有因為五塔寺的建立而永享太平。永樂十年以后，為打擊北元蒙古殘部，緩解其對明朝的威脅，朱棣開始了北征，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北爭時，病逝于榆木川，在位22年，終年65歲，葬于北京昌平天壽山下的長陵。

五塔寺真正的輝煌是在清王朝建立後，清皇家崇尚喇嘛廟，所以，乾隆為給其母做壽曾于乾隆十六年和乾隆二十六年兩次重修五塔寺。規模變大：南臨長河，南北向中軸線上依次排列著牌樓、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金剛寶座、毗盧殿、後大殿，東西分別列鐘豉褸、廊廡配殿等大小二百馀間旁屋。寺內主要建筑屋頂全部換上黃色琉璃瓦，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金碧輝煌，顯示出皇家寺院的威嚴氣勢。當朝皇太后七十大壽（乾隆二十六年），五塔寺作為祝壽的主要場所之一，請來一千名喇嘛念經，各國使臣都進貢了壽禮，頭戴紅頂花翎的大臣們奔波於殿前塔後.....

很可惜明朝沒有沿著對外開放的路堅持走下去，盡管航船遠達非洲的索馬里，盡管外來寺廟建立在了北京，但是由于“中國為世界中心論”的局限，后來的明朝繼位者固步自封，下令“禁海”。到了清朝，更是“閉關鎖國”。因而使風雨飄搖的封建王朝很快就被西方諸強因工業革命所帶來生產力飛速發展所超越，當現代工業文明把殖民主義武裝到了牙齒，于是，只會使用大刀長矛還自以為大的中國人就不得不接受被打敗被殖民的現實。撫今追昔，讓我的心情難以平靜。

我游五塔寺，不僅僅是因為其歷史悠久，更因為這里是紅色秘密基地。在解放戰爭中，五塔寺是中國共產黨在北平秘密活動的地點之一。從北平地下黨活動的整體特征來看，寺廟庵堂是其重要的隱蔽活動據點之一。據國民黨政府內政部1931年文件記載，當時密報提及“共產黨近以寺廟庵堂為‘反動’根據地”，可見利用寺廟的僻靜環境開展秘密活動是北平地下黨的常見策略。1949年北平地下黨提交的《北平重點文物保護點位圖》（含五塔寺標注）相關檔案來看，1949年1月初，平津戰役進入關鍵階段，為避免攻城作戰對北平珍貴文物古跡造成損毀，中共北平地下黨主動承擔起文物保護的秘密工作。據黨史資料記載，地下黨員聯合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學生，在北平地圖上精準標注需重點保護的古建筑與文化教育設施方位，五塔寺與頤和園、臥佛寺、大佛寺等古跡一同被列入重點保護清單。同時，北平地下黨情報人員向城外解放軍攻城部隊傳遞的核心情報中，不僅包含國民黨軍隊城防部署，還詳細標注了“不可轟擊的文物區域”，明確將五塔寺所在的西郊古跡群列為重點保護范圍。這一行動為解放軍制定精準攻城策略、避免文物損毀提供了關鍵支撐，也成為五塔寺得以完整保存的重要歷史背景。

繁華落盡是滄桑。1949年後，政府部門對這一古老精美的佛教建筑十分重視，多次進行維修，特別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寶塔塔基下沉、後部開裂的情況下，政府於1979年較全面地對古塔進行了修繕，并於1982年10月正式對外開放。

如今的五塔寺僅存古跡金剛寶座塔和兩棵與塔同齡的白果樹。五塔寺金剛寶座塔使用的建筑材料是磚和青石，內部磚砌，外表甃石。中央大塔高約八米，傳說印度高僧帶來的五尊金佛就藏在這座塔中。有十三層密檐，塔座南面正中刻有佛足跡一對，有“佛跡遍天下”之意。四角小塔形同大塔，只是高度約低度一米，塔檐十一層，給人以高聳而錯落有致，層次分明的感覺。

據記載，塔的建設既沿用了班迪達所帶來的圖紙，但還是融合了我國傳統的建筑和雕刻藝術，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實證。正是由於其在歷史、藝術、科學上具有的特殊價值，五塔寺金剛寶座塔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的五塔寺，游人如織。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坐落在五塔寺內，）特別是金秋時節，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五塔寺）內的銀杏泛黃，石刻文物掩映在金葉中，吸引不少游客前來觀賞。正如詩詞所描述的：“古寺幽森五塔崇，琉璃瓦映日初紅。雕欄畫棟經風雨，靜立千年意韻融。”（王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