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黨"撈錢"能力有多強？看完才知，權錢交易被玩得有多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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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由總裁、副總裁、干事長、總務會長和政務調查會長組成。副總裁一職一般是派系人事平衡的產物，有時空位。掌握自民黨實權的是干事長、政務調查會長、總務會長這“三駕馬車”。其中干事長一職最關鍵，稱為黨的“總管”，一般都由總裁親信出任。

作為執政黨，自民黨的總裁也就是內閣總理大臣，所以總裁不僅是黨內的最高決策者，也是國家的最高決策者。自民黨派閥抗爭的焦點也集中在總裁交椅上。

1、黨總裁的選舉

自民黨成立以來，關于總裁的選舉產生辦法曾做過多次修改和變動。在1956年1月自民黨大會上所作的總裁公選規程中規定，有權參與總裁選舉的人員是，自民黨所屬國會議員和每都道府縣支部聯合會推選的兩名議員。采取無記名投票方式。1962年1月的黨代表大會修改“規程”時，將每都道府縣支部聯合會推選的議員代表由兩名減為一名。

1971年1月黨代表大會再次修改了“規程”。規定總裁任期由兩年改為三年，并規定只能連任一次，原則上禁止第三次連任。總裁候選人需有10名自民黨國會議員推薦。1977年1月的黨代會又決定將總裁任期由三年縮短為二年。4月的臨時黨代會修改了總裁公選規程，新增了由全體黨員推舉總裁候選人的“預選”制度。

在其后決定的實施綱領中規定：總裁候選人要有20名以上自民黨國會議員推薦，連續兩年以上交納黨費的黨員和交納一年會費(1萬日元)的自由國民會議會員（黨友）才有資格選舉總裁候選人。前兩名候選人參加總裁正式選舉。

1981年6月，兩院議員大會又決定修改總裁預選制度，總裁候選人增至3人，不足3人時不舉行預選。推薦總裁候選人的國會議員人數由20人增至50人，三年以上連續交納黨費的黨員和黨友方可有資格參加總裁預選。

自民黨總裁選舉的規定雖然很具體，而且多次修改，但實際上，自民黨總裁通過公選產生的情況并不多。1956年12月，鳩山一郎引退時，從形式上看，由岸信介、石橋湛山和石井光次郎三名候選人“公選”產生總裁，但實際上仍然是金錢和派閥在起作用。據說這三位候選人競選時，岸信介派花了3億日元，石橋派花了1.5億日元，石井派花了8000萬日元。

除了金錢之外，還要封官許愿。這時的封官許愿，多半是開空頭支票。據說石橋湛山競選總裁時，石橋派參謀石田博英曾向60個人發出擔當內閣大臣的許諾，而實際上內閣大臣的交椅只有18個。通產大臣的交椅，同時給5個人開出空頭支票，農林水產大臣的官位，同時向8個人許諾。

以后的總裁公選，有1960年和1964年池田勇人當選總裁，1972年田中角榮當選總裁，情況都大同小異，形式上是公選，實際上是靠金錢和開空頭支票獲得的。

按照慣例，自民黨總裁出任內閣總理，集黨政大權于一身，但黨內決策過程，一般由干事長、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長這“三駕馬車”來分頭完成。

作為執政黨，自民黨的黨內決策直接影響著國家的決策。根據《日本國憲法》的規定，國會是國家決策的最高機構（立法權）。但實際上，國會只是國家政策“注冊”和最后公布的機構。真正的決策過程，在提交國會之前，是由官僚、內閣、財界和“壓力團體”等“行動主體”來完成的。在這些行動主體中，哪一個是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日本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而產生了官僚政治、內閣政治、財界統治和壓力團體政治等各種觀點。

戰后，日本確立了議會制民主的原則。從理論上講，決策權掌握在被稱為“政治家”的國會議員手中。但是，縱觀戰后日本的政治體制，“行政主導主義”的傳統一直起著重要作用，提交國會的法律草案，絕大多數是內閣提出的法案，所以一般認為，日本的政治體制是“官僚政治”，決策過程主要由官僚來完成。

當然，在自民黨一黨執政的前提下，內閣法案在內閣會議決定之前，必須經過自民黨的審查、同意，這叫做“執政黨審查”。但是，1962年，當時的自民黨總務會長赤誠宗德曾要求內閣“提出各項法案時，在閣議決定之前希望與總務會聯系”。

從赤誠的這句話來分析，當時的“執政黨審查”似乎并非具有實質性意義。

但是，進入80年代以后，決策過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般認為，決策主導權開始由官僚向政黨（具體講是自民黨）方面轉移，“政黨優位論”壓倒了“官僚優位論”。輿論界將這一現象稱之為“黨高政低”（自民黨高政府低）和“政高官低”（政黨高官廳低)。

2、后援會的作用

后援會是自民黨議員和議員候選人為開展競選活動而直接網羅支持者的團體。后援會的作用有兩個，一是籌集政治資金，二是拉選票。

戰后初期，通過農地改革，日本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地主階級被消滅，傳統的“名望家”也不復存在。但是，農村作為共同體而采取一致行動的傾向并沒有消失。這時，昔日傳統的“名望家”被地方首長和地方議員等地方官取而代之。戰前，這些地方官一般由傳統的“名望家”半義務式的兼任，戰后，擔任這些職務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新的“名望家”。

這樣，地方的傳統秩序便通過這些“官位名望家”而得以維持，形成了國會議員與“官位名望家”、“官位名望家”與地方傳統秩序這樣的雙重結構。也就是說，在農村地區，國會議員還可以通過這種結構間接地控制選民和“地盤”。

但是，1955年以后開始的經濟高速增長，給這種地方政治秩序以巨大沖擊。

這是因為，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地區縮小、城市地區擴大，也就是說，傳統秩序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地區縮小了；第二，農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削弱了農村的傳統秩序，同時，人口流入城市以后，也削弱了城市原有的傳統秩序；第三，留在農村的農民也大都成為兼業農戶，這些人的生活和活動范圍擴大到農村以外的地區，也起到削弱農村秩序的作用。

總之，由于經濟的高速增長，舊有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受到沖擊，不可能再利用傳統秩序來間接地控制選民，必須尋求直接組織選民的新方式，于是，后援會應運而生。

在日本，后援會這一名稱的組織早在戰后初期就出現過。當時有些剛剛步入政界的新人聯合一些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人組成“后援會”，依靠后援會的力量步入政界。

后援會對國會議員來說，是籌集政治資金和拉選票的有效組織，對選民而言，則是下情上達的窗口。選民通過后授會與“上面”勾通，獲取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說，后援會是政治資金、選票和利益交換的媒介，是利益分配的組織。在權錢交易的“金權政治”中，后援會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自民黨的后援會，從50年代后期開始有組織有系統的活動，并因此而引起世人的關注。在1958年大選時，自民黨為了競選而首先發起后援會，隨后，在1960年大選時，社會黨的議員候選人也開始組織后援會。1963年地方選舉時，地方議會候選人都紛紛效仿。但是，當時后援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因為在農村地區，競選活動的主體雖然正在從“傳統的名望家”向“官位名望家”轉移之中，但傳統秩序仍在起著主要作用，而在大城市，組織后援會的條件也還不太成熟。如今的后援會可以說已遍及農村和大城市，成為自民黨議員最有力的集票組織。

后援會的形成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議員候選人與已有的親朋好友建立固定的聯系，把有血緣、地緣、職業和同學關系的人串聯在一起，這一步比較容易做到。第二階段是尋求地方上有實力的支持者。包括地方上的行政首長以及對選舉活動能產生影響的人。第三階段，與上述支持者廣泛接觸，以他們為核心，分別成立后援會支部。第四階段，在成立支部的基礎上建立后援會總會。

國會議員在建立個人后援會的整個過程中都要花錢。日本著名政治學者北岡伸一曾對某國會議員做過一次調查，大體情況是：第一階段花錢最少，只對親朋好友送些點心之類的禮品有所表示即可。第二階段，則要對町村長等地方首長贈送相當的謝禮。到第三階段，成立后援會支部時，要分頭對支部發起人給以數次酒食招待，還要每人給數萬日元的交通費。第四階段，為籌備成立后援會總會，要多次召開發起人會，最后召開成立大會，這一切費用都要議員自己掏腰包。

這樣粗算起來，某國會議員平均每20天成立一個支部，一年共成立了51個支部，每個支部平均花去50萬日元，共計2550萬日元。加上動員用的車費、宣傳手冊費、禮品費等，達4000萬日元之多。后援會成立后，作為活動經費，每年給每支部30萬日元，有的支部高達80萬日元。光這筆開支，第一年度就達2400萬日元。另外，每年向后援會大小頭目贈送各種名目的禮品，計600萬日元。這樣，某國會議員花在后援會上的錢，一年就達7000萬日元。

后援會的活動很廣泛，會員的婚喪嫁娶、養兒育女、子女的升學就業、人際糾紛的調解，后援會幾乎無所不管。久而久之，政治家和后援會之間形成一種無形的感情紐帶和“一體化”意識，甚至出現誰也離不開誰的局面。

所以，凡是有個人后援會作后盾的議員，對選舉時的得票率都有極為準確的掌握。調查資料表明，后援會在自民黨議員選舉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在1967年大選時，在給自民黨投票的人中，加入后援會的占8%，以后，這一比率與年俱增，1969年為12%，1972年為13%，1976年增至20%。

綜上所述，后援會是戰后日本出現的獨具特色的組織。一般地說，政治團體的組織原則應是政治主張上的一致為基本前提，但現在日本的后援會，多數不具備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性質，而是一種利益交換的組織。所以，后援會與其說是政治性團體，不如說它具有“擬似共同體”性質。會員更看重的是后援會給自己帶來的實際利益，而并非意味著與被支持者政治上的一致。

3、政治獻金的來源

自民黨是一個“議員政黨”，黨員大體上在百萬人上下浮動，加上“黨友（后援會）”也不過四五百萬，而按時交納黨費的不足半數。所以，自民黨的資金來源一向仰仗“政治捐款”。自民黨是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且正常的政治捐款是受法律保護的，所以自民黨的財源主要來自財界的政治捐款。

自民黨的資金來源很多，但主要出自大企業。例如在1966年至1975年的10年間，日本五大政黨（自民、社會、共產、公明、民社)共得到1704億日元，其中自民黨為880億日元，占半數以上。而自民黨的800多億日元資金，99%來自企業捐款。

財界為什么肯給自民黨“出血”？

日本財界四團體之一的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永野重雄說得明白：“河堤快決口時，就要出錢雇人去修堤。村里有錢的人自己不出工，就花錢雇人。企業給自民黨捐款，就是給對我們有利的政治交勞務費。”

參議院議員、原“新日鐵”副總經理藤井丙午說得更直接：“如果社會黨坐了天下就糟了，所以我們要給自民黨出錢。因為自民黨取勝需要用錢，所以我們非出不可。”這些話清楚地表明，壟斷資本向自民黨捐款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自民黨政權。而接受捐款的自民黨則認為，“搞政治當然需要錢。我們作為保守體制的中堅而從事政治活動。產業界正是在這樣的體制下才得以從事生產活動，所以給我們出錢是理所當然的。”

壟斷資本向自民黨的政治捐款一般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捐給自民黨總部，一是捐給派閥領袖。后者比前者數目更大。

譬如在1966-1975年的10年間，大企業給派閥的捐款是，田中角榮派(90人)164億日元，福田赳夫派(84人)231億日元，大平正芳派(64人)144億日元，三木武夫派(46人)88億日元，中曾根派(40人)80億日元，其他小派系合計236億日元，總共943億日元，大于同期捐給自民黨總部的880億日元。兩項合計1824億日元。這些數字是公開申報的部分。據說，私下授受的捐款一般是公布數字的4-5倍，這樣，粗算起來，這10年間產業界流入自民黨的政治資金約達7500億日元以上。這就是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永野重雄所說的“勞務費”。

產業界給自民黨捐款最多的是鋼鐵和電力兩大產業。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這兩大產業是日本經濟的支柱。同時，支持經濟高速增長政策的金融集團也是一個捐款大戶，所以鋼鐵、電力和金融界通常有捐款“三大家”之稱。

仍以1966-1975年的10年為例，這期間鋼鐵業界向自民黨及其各派閥共捐款17.8億日元，電力事業聯合會及九大電力公司向自民黨及其派閥捐款13億日元，而金融界捐款達42億日元，居三大家之首。此外，向自民黨捐款較多的產業還有汽車、石油、水泥、橡膠、電機、造紙、化纖等產業。在這10年間，共有611家產業和團體向自民黨捐款約達147億日元。

80年代以后，“捐款三大家”有所變化。金融業仍居第一位，其次是建筑業和不動產業，保險業、電力和通訊業排在第三位。

這一捐款序列的重新排列，反映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變化。

早在1955年自民黨合并以前，財界就向執政的各資產階級政黨捐款，以圖抑制社會黨的發展，穩定保守政權。但是，由于當時捐款渠道不統一，資金管理混亂，賄賂、瀆職事件時有發生，“昭和電工事件”、“造船瀆職事件”等便出現在這一時期。財界人士對此頗感棘手，給錢不行，不給錢不行。怎么辦呢？于是決定成立“經濟再建懇談會”，解決捐款渠道不統一的問題。

當時擔任經濟團體聯合會副會長的植村甲午郎，在1955年1月27日成立“經濟再建懇談會”時直言不諱地說：“保守黨就像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兒子，但因為它是我們的‘獨生子’，所以不能見死不救，必須出錢養活他們”。

又說：“過去，某些特定的企業、公司直接給政黨出錢，容易出現弊病，引起世人懷疑。為此，我們想切斷這種關系，盡量使各企業的捐款統一歸口，不單獨使用，集中用于重建日本經濟，穩定國計民生。這樣，實業界也許能為凈化政界出一臂之力。”

此話說得冠冕堂皇，經濟再建懇談會成立伊始，也確實很快為自由黨和民主黨捐款1億日元，并且作為經常性捐款機構，每月給自民黨提供2000萬日元日常經費和選舉費等臨時費用。從1955年到1960年，該會共捐款37億日元，其中自民黨35億，占捐款總額的92%。

但是，自民黨的財源并非只是經濟再建懇談會一個渠道。以1957年為例，自民黨全年收入為5.5億日元，懇談會只提供2.4億日元，約占自民黨總收入的44%，其余部分則大半仍是企業界對自民黨的直接捐款。在1955-1960年的6年間，自民黨共收入61.64億日元，其中懇談會捐款只占60%，其余40%是各公司、企業的直接捐款和黨費。就是說，仍有不少企業不通過懇談會，直接把錢交給自民黨總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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