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普通人被困在通脹里，而精英已經為下一代準備了退路

近期，伊朗多地再次出現針對神權政府的抗議活動。示威并非集中于某一城市，而是以分散方式出現在德黑蘭及多座省會和中小城市，參與者以青年和城市工薪階層為主。與以往不同的是，這輪抗議的訴求已明顯超出生活成本范疇，直接指向政治結構本身。盡管抗議通常在短時間內被壓制，但其反復出現的頻率，反映出社會不滿情緒仍在持續積累。

抗議的背景是長期未得到緩解的經濟困境。高通脹、貨幣持續貶值、就業機會收縮，使普通伊朗家庭的生活空間不斷被壓縮。對于大多數民眾而言，跨境流動并非現實選項，表達不滿的方式高度有限，街頭抗議成為成本最低、也是風險最高的選擇。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體制內部另一種更為安靜的應對方式。過去數年，伊朗國內議員、官方媒體和監察機構多次公開披露，約3000至4000名高級官員、革命衛隊系統及要害部門人員的子女，長期居住在歐美和加拿大。這些人員并非短期留學群體，而是已經獲得長期居留身份，部分家庭完成整體遷移，并在當地購置房產。這一現象在伊朗國內并不隱秘，也并未被徹底否認，而是反復引發輿論爭議卻始終無法制度化解決。

在更宏觀層面，相關國際機構的長期統計顯示，伊朗位列全球人才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每年約有15萬至18萬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離境，其中相當一部分不再返回。這一趨勢在制裁強化和經濟環境惡化后并未減緩，而是逐漸固化為常態。人才、資本和家庭規劃的外移，與國內經濟承壓并行存在。

將近期抗議與這些數據放在同一時間軸上，可以看到一種清晰的結構性分化：
普通民眾面對的是現實層面的直接壓力，只能在國內承受通脹、失業和公共資源緊張帶來的后果；
而最接近權力和信息的群體，則通過身份、資產和家庭布局，將長期風險分散到國境之外。

這并不需要通過道德評價來解釋，更接近一種基于信息優勢的理性選擇。當掌握內部運行情況的人群，持續為下一代配置海外生活和身份，本身就反映出他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判斷。而與此同時，留在國內的大多數人，并不具備同樣的選擇空間。

因此，伊朗當前的緊張局勢，并不僅體現在街頭是否還會出現新的抗議，而在于社會內部應對風險方式的分化正在擴大。一部分人只能通過反復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另一部分人則已經通過遷移和資產配置完成了對沖。這種分化的長期存在，本身就是伊朗當前政治與社會現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