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與國共秘密談判

文/王凡

一、特務頭子劉健群、張道藩來和鄒韜奮談話，并以死來恫嚇/給鄒韜奮先生復電，就說等你回到香港后，再擇吉開張/章乃器嫌文字太“右”，堅持要修改 /聽馮雪峰如是說，潘漢年興奮了起來

當列車行駛在莫斯科至巴黎的中歐平原，當客輪劈波在馬賽赴香港的地中海、印度洋，潘漢年、胡愈之這兩位在左翼文化運動時期就已熟悉，現在又增加了一層直接工作關系的老朋友，以傾心的長談，驅除著長途跋涉的舟車勞頓。

潘漢年在莫斯科已經逗留了半年有余，特別是在面臨如何扮演好國共新一輪合作談判秘密聯絡人角色后，對國內新的形勢、對國民黨內、對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的情形和變異，他更渴望能了解掌握得越詳盡越好。故而在這漫漫的旅途，在他倆的深談中，就仿佛白駒之一蹴。

輪船在香港碼頭泊定時，潘漢年看到自己久別的弟弟、中共地下黨員潘渭年。潘渭年告訴潘漢年，已經為他們安排好了下榻的寓所。

胡愈之稍事安頓，便根據潘漢年的指示，去看望了原《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先生，因為鄒韜奮有件急事要與他們相商。

早在負責文委工作時，潘漢年即與鄒韜奮相識。潘漢年撤離上海不久，鄒韜奮就加入了魯迅、宋慶齡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蔣介石踐踏人權的行徑，因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而流亡國外。1935年歸國后，又創辦《大眾生活》周刊，積極參與推動抗日救亡運動。

◆潘漢年

他的活動再次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恐慌，“先是派特務頭子劉健群、張道藩來和鄒韜奮談話，并以死來恫嚇；后又由杜月笙出面來約鄒韜奮去南京和蔣介石面談，要鄒韜奮到蔣介石身邊去工作，企圖以高官厚祿來籠絡他。在這種情況下，為避免意外，鄒韜奮又一次流亡。1936年3月，鄒韜奮來到香港，長于辦報刊的他打算在香港辦一份報紙。其時，兩廣的國民黨實力派正策劃反蔣，所以對鄒韜奮辦報表示愿意在經濟上給予支持，但前提是報紙要為兩廣的反蔣做些宣傳。”

胡愈之在歸途經過巴黎時，收到了鄒韜奮的電報。他邀胡愈之速往香港，幫助他辦報。胡愈之見電報后，即與潘漢年相商，潘漢年沉吟有頃，對胡愈之說：“你立即給鄒韜奮先生復電，就說等你回到香港后，再‘擇吉開張’。”

胡愈之后來才明白，潘漢年為何要他急電鄒韜奮將創報之日往后拖延：潘漢年對鄒韜奮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勢不兩立的態度很清楚；同時他得知兩廣軍人實力派欲資助辦報，必是想借助報紙為其反蔣造政治輿論。在此背景下匆匆創刊的報紙，難免與中共新近的不討蔣的精神拉大距離。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經過一段時期為國共新一輪合作的奔波和歷練，潘漢年在這一方面的政治反應已經相當機敏，十分注意在相關問題上把握政策的分寸感。

經過在莫斯科和歸國途中，潘漢年對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中國革命路線問題的介紹解說，胡愈之對回到香港后如何展開工作，已逐漸明晰；對鄒韜奮所邀辦報一事，也形成了定見。幾十年后，他在有關回憶中追述了他和潘漢年剛到香港及有關與鄒韜奮辦報的情形：

“5月初我們到了香港，我向鄒韜奮介紹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告訴他我們報紙的宣傳也應由反蔣抗日向聯蔣抗日轉變。這樣我們辦的《生活日報》就沒有接受兩廣派的經濟資助，報紙在6月7日創刊，也不提兩廣的反蔣運動，不久兩廣的反蔣活動也因被蔣介石分化收買而失敗。這是我從共產國際回來，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進國共合作的最初行動。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成立了全國性的救國會組織。但參加這次大會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黨員，還有一些是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真正的中間派的代表很少。所以會議的宣言、口號多比較‘左’，對蔣介石國民黨不能起爭取團結的作用。根據這個情況，潘漢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鄒韜奮和陶行知做了說服工作，由我幫助起草了一個《為抗日救亡告全國同胞書》。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立場上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

◆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表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部分），即《八一宣言》。

由胡愈之起草的這份文件，被送到上海，請在那里的抗日救亡運動領袖沈鈞儒、章乃器聯名簽署。沈鈞儒很快就簽了，可章乃器嫌文字太“右”，堅持要修改。修改后的文章題目叫《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章乃器的名字署在最前面，在鄒韜奮辦的《生活日報》上發表了。

陜北的中共領導人從報端看到了這篇文章，毛澤東隨之給章乃器等寫了封信，依照《八一宣言》的精神對章等做了一番解釋，此信與胡愈之根據潘漢年的意見起草的《告同胞書》基調基本一致，足見潘漢年對當時中共的大政方針把握得相當準確。

在那段日子，潘漢年并不常和胡愈之在一起，他要忙碌得多。他經常出沒在“飯館以及高級咖啡店里”，“他時常到中國人不大去的外國咖啡店找一些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或特務頭子談話。”

這一方面是要把中共在新形勢下有所變化的主張最大限度地擴散出去；一方面也是盡可能地掌握各方面的情況和信息，為與國民黨最高層的談判，做充足的準備和鋪墊。

潘漢年為了獲悉兩廣實力派正在醞釀的反蔣內幕，通過關系約見了李宗仁、白崇禧派駐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劉仲容，向他們介紹了共產國際的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精神，中共《八一宣言》的內容，希望桂、粵軍方的反蔣行動，不要拘泥于報復蔣介石的軍事壓迫，而應高舉抗日大旗，召喚更多的救國力量，以軍事手段迫使蔣介石放棄專制獨裁統治。

依然是通過老關系梅龔彬、胡鄂公等人，潘漢年還會見了當年策動“福建事變”的19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等人。當他得知這些將領的認識，仍舊停留在當年以反蔣為主的水平上，并積極籌謀聯合各地軍事力量，發動反蔣抗日統一行動后，便向他們耐心地講解了形勢的變異，強調應突出抗日大主題的意義。

在向具有愛國熱情的地方實力派宣傳聯合抗日思想的同時，潘漢年一刻也沒有忘記他此行的主要任務。他一面根據與鄧文儀商妥的辦法，向陳果夫發出了聯系的信件；一面設法同在陜北的中共中央接頭。

將近一年半的時間，潘漢年失去了同中共中央的聯系。而對大革命后中共的歷史卻非常清晰，和毛澤東有過接觸的潘漢年，內心很清楚能把革命引向勝利的統帥部在哪里。因此他急于前往中央所在地陜北，渴望聆聽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領袖們的教誨。

◆1938年3月，潘漢年（后排左一）在廣州與茅盾（前排左起）、夏衍、廖承志等合影。

然而從香港到陜北，不單單是路途遙遠，山川相障的問題。潘漢年深知沒有“交通”引路，實在寸步難行。這時，他想到了上海。盡管他知道上海的地下黨遭受了嚴重破壞，但中共始終沒放棄在那里恢復組織的努力。

他決定先派胡愈之去上海，憑借自己的關系，盡快和那里的地下黨取得聯系。胡愈之回滬馬上就有了回音：他通過自己的弟弟、《申報》主編胡仲持等，和剛從延安到上海，住在魯迅那里的馮雪峰聯系上了。

潘漢年聽到此訊，分外欣喜，立即傳遞了希望盡快和馮雪峰見面的信息。馮雪峰是當年他在文學藝術界擔任領導工作時的老搭檔。籌備“左聯”時，馮雪峰是十二個籌委之一；他調往特科時，是馮雪峰接替了他在文委的工作。不久，馮雪峰就在胡愈之的陪同下，來到香港與潘漢年見了面。

馮雪峰告訴潘漢年，他是4月下旬，受中共中央派遣，從瓦窯堡赴上海的。中央交給他四個任務：

“1、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臺，把所有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取得聯系，向他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并同他們建立關系。3、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組織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他還告訴潘漢年，第一項任務，是周恩來親自交代的，“并給了我密碼，約定我用‘李允生’這個名字，……眼下上海已經建立與陜北中央聯系的電臺，同時也有了一條秘密通道。”

聽馮雪峰如是說，潘漢年興奮了起來：有電臺，有密碼，又有了通道，就可以馬上同中共中央聯系了。他對馮雪峰說：“請你通過上海的電臺，向黨中央報告我回國了，我希望有機會前往陜北匯報我工作的情況。”

在香港，潘漢年與馮雪峰聚也匆匆，離也匆匆。送走了馮雪峰，潘漢年就開始推想：究竟是與國民黨的上層接觸的消息先到呢，還是在此前馮雪峰能與中共中央聯系上，可以使自己先走一趟陜北呢？他倒是很希望能先走一趟陜北，因為領會陜北的中共中央的精神，對與國民黨上層的接洽和談判，肯定將會大有裨益。

正在推想之間，7月7日，潘漢年在《生活日報》上，看到了一則啟事：“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兄黃毅啟。”

“叔安”，是潘漢年常用的一個化名，他給陳果夫寫信即用的此名;以在報紙上登尋人啟事的方式進行聯絡，也是信中約定好的。一見這則啟事，潘漢年知道：國民黨方面的聯系人，來了。

二、“黃毅”正在九龍飯店的一個包間里，不安地等待著“叔安”的來訪/陳立夫對蔣介石的指示方略，心領神會/陳立夫要張沖告訴潘漢年，這次他就不同潘漢年見面了/潘漢年對陳立夫的決定，既意外又表示理解/講究實際的蔣介石，更為重視握有兵權的在陜北的黨中央/潘漢年發現，帶他秘密前往陜北根據地的交通員，竟然是他

就在潘漢年揣度著他即將晤面的國民黨聯絡員時。這位署名“黃毅”的國民黨聯絡員，正在九龍飯店的一個包間里，不安地等待著“叔安”的來訪。但是，他沒有住宿在用“黃毅”的名字登記的那個房間。當然，這并非因為他本人確確實實不叫“黃毅”。

此人比潘漢年年長三歲，真名張沖。就是那個當年顧順章叛變，奉命在顧的指引下，前往上海企圖將中共中央領袖們一網打盡的那個張沖；就是那個一手炮制了《伍豪啟事》，導致周恩來晚年不得安生的張沖；就是那個化名江淮南，與陳立夫游歷歐洲伺機訪蘇，差一點就和潘漢年在蘇聯碰頭的張沖。

他是CC系情報主管之一。由他出面與中共搭線，是蔣介石親自拍板決定的。

盡管初次見面，相互間內心已掠過好感，但由于以往都懷著深深的敵意，便沒有什么太多的客套寒暄。潘漢年把自己回國的使命，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條件，扼要地講述了一遍。

張沖的直覺告訴他：在潘漢年這樣的談判對手面前，與其虛與委蛇，不如開門見山，便用自己的話，敘述了蔣介石的指示：

“潘先生是知道我黨內情的，有些事說難辦也真難辦，說不難辦也的確很容易辦，這都取決于蔣先生。為了盡快促成國共兩黨攜手抗日的政治局面，希望潘先生隨我去南京，向國民黨最高當局和決策人，陳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全部意見。”

潘漢年遂答應與張沖同赴南京，和國民黨最高當局會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宜。他們二人決定先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再轉赴南京。

◆潘漢年

7月中旬，他們最終到達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張沖把潘漢年安排在有名的南京揚子飯店下榻。

此時，南京正在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其主題是為準備抗戰謀求國內政治、軍事上的統一和團結。蔣介石在此次會上，第一次比較明確地表示了抗日的態度。他指出：

“對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定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

因此，潘漢年的到來，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張沖奉命轉告潘漢年，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關國共兩黨談判的主要意見寫成書面材料，由張沖轉呈國民黨高層。

潘漢年的材料草成后，張沖將之送交陳果夫、陳立夫及部分中央黨部負責人過目。張沖還向二陳報告了香港之行的經過。陳立夫在閱看了潘漢年的材料并聽了張沖的匯報之后，立即和蔣介石商議了談判的步驟和方略。對此，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文中，作了簡要記述：

“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達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于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切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后，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尊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陳立夫對蔣介石的指示方略是心領神會的。但是，他認為要落實蔣介石這四點指示，僅僅和潘漢年談判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的。潘漢年來自莫斯科，他所寫的書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

根據他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多次會談的感覺：共產國際不能完全指揮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朱、毛紅軍”。他認為應當直接和周恩來舉行會談。這不僅是外交談判中的所謂對等禮儀，而且也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關鍵。如果中共一定要潘漢年作合作談判代表，則必須在潘漢年赴陜北，取得國內中共中央和紅軍方面正式談判代表資格和有關合作談判條件后，他再考慮同潘漢年談，這次他就不與潘見面了。

他派張沖向潘漢年轉達他的三點意見：

一、二陳對潘漢年回國奔走國共合作談判表示歡迎。潘的安全不成問題，但請他保守秘密，以免傳出去引起麻煩；

二、二陳目前不便向蔣介石提出國共談判的事，因為蔣正在洛陽前線指揮戰事。蔣堅持在解決“武裝割據”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

三、二陳決定派曾養甫做代表先和潘漢年談。等潘漢年到陜北和毛澤東、周恩來等見面之后，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帶來南京，然后再和二陳正式談判。

當張沖將陳立夫的三點意見如實向潘漢年做轉達時，潘漢年初聽感到有些意外，后仔細一揣度，感覺陳氏兄弟如此安排的動機也在情理之中。他隨之回復張沖，同意先與曾養甫做接觸性的會談。

曾養甫，是國民黨CC系的上層骨干人物，但始終在不相干的建設部門任職，1935年，又出任鐵道部政務次長。

曾養甫與宋子文關系密切，政治觀點傾向英美派，贊同宋子文聯共抗日主張。曾養甫受命和潘漢年進行會談，對如何把握尺度，是心里有底的。他為了穩妥起見，又親自登門征詢了陳立夫對這次談判的宗旨和要求，才隨張沖赴揚子飯店，與潘漢年會面。

潘漢年對曾養甫不乏了解，早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間，就知道曾養甫和陳立夫的關系。和曾養甫會談，信息馬上就可以轉送到陳立夫那里。在張沖為相互間做了介紹后，潘漢年向曾養甫亮出了中央方面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三條意見：

“一、停止內戰；

二、釋放政治犯；

三、軍隊聯合抗戰。”

曾養甫對和中共代表打交道，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他十分客氣地說：“潘先生提出的三條意見，我定會向國民黨中央報告。”接著，他也代表國民黨向潘漢年提出了兩條意見：

“一、國民黨對抗日是有決心的，但要作好準備。蔣介石反對空談抗日。目前外交問題險惡，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來往搞對外宣傳；

二、歐洲各國共產黨都沒有武裝，中共目前擁有武裝力量。這是談判中最難解決的問題。能否像北伐時期那樣，中共不搞軍隊，只搞政治活動。”

曾養甫要求潘漢年將上述兩條意見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轉達，國民黨中央將等待陜北方面帶來具體談判意見后，再繼續進行實質性的談判。

從鄧文儀在蘇聯提出駐蘇中共代表團、陜北中共中央誰說了算，到陳立夫方面一再傳來要等待陜北中共的意見，潘漢年越發感覺到：他這個談判代表，僅僅有共產國際的授權還是不行的，因為講究實際的蔣介石，更為重視握有兵權的在陜北的黨中央。而他自己也正盼著能盡快去一趟陜北，他也渴望聽到黨中央的聲音。

潘漢年結束了首次南京之行，返回上海，著手前往陜北之事。他記起馮雪峰到香港時，曾告訴他上海、陜北間的秘密交通線已經建立，就請馮雪峰盡快幫助安排自己去陜北的行程。

在等候去陜北的時間里，潘漢年住到了主張聯共抗日的英美派頭面人物宋子文家中。不習慣閑散的潘漢年，通過馮雪峰的聯系，和久違了的宋慶齡、沈鈞儒等前輩和友人會了面。

他們視潘漢年為可信賴的忘年朋友，又隱約得知他是受共產國際派遣，回國和國民黨談判國共合作的，便在同他的交談中，詢問共產國際、蘇聯、中共代表團對時局的看法。潘漢年在向他們介紹有關情形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打探到了一些新的情況。

7月下旬，馮雪峰領來了帶潘漢年前往陜北的交通員，他不是別人，正是當年潘漢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時的得力助手劉鼎。此時劉鼎的身份，已經是中共駐東北軍的代表，并在西安負責交通工作。馮雪峰把劉鼎這個交通負責人找來，可見對潘漢年這次陜北之行的重視。

三、周恩來準備出面，同曾養甫或陳立夫進行會談/毛澤東改變了計劃，還是由潘漢年首先出場 /毛澤東關于談判前途、蔣介石性格的精彩議論

潘漢年隨劉鼎于8月初到西安。在這一路上，劉鼎向潘漢年介紹了陜北紅軍和張學良東北軍從戰到和，繼而建立睦鄰合作關系的歷程，以及他親自參加張學良和周恩來舉行的膚施會談的詳細內容，使潘漢年對陜北的情形，有了個大致的了解。

8月8日，潘漢年終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地界。在這里，潘漢年受到了中共中央很多領導人的熱情接待。是日夜，他被安排住在當時被稱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窯洞里，張聞天夫人劉英為他做了一頓可口的陜北飯菜。

入夜了，張聞天為潘漢年在炕前支了張行軍床，但他們都沒有睡，卻做了徹夜的長聊。

潘漢年的心情很激動，向張聞天匯報了自己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聯絡的情況，談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潘漢年是個干才，他有著過人的記憶力，和精干的處事能力，他的匯報十分詳盡具體。

而張聞天則是中共頗有理論修養的領導人，他在莫斯科學習時就得有“紅色理論家”的雅號。張聞天實事求是地向潘漢年介紹了中共策略調整的過程。他告訴潘漢年，在全民族掀起抗日潮流面前，共產黨人并不是馬上就完全自覺、自動地調整了自己方略的。由于對客觀事物認識有一個過程，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過渡到“聯蔣抗日”；從注重與下層的聯合，到同國民黨上層建立統一戰線，對中共來說，轉換得并不輕松和自覺。

張聞天的一席話，使潘漢年感到頗有收益。

第二天，潘漢年又向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匯報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國民黨方面聯絡的情況，匯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剛剛開過的討論中國問題會議的精神，即放棄“抗日反蔣”的口號，以南京為首要談判對手。接著，潘漢年又來到中共中央秘書處，將從莫斯科帶回的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進行電訊聯絡的密碼，交給了秘書處的負責人鄧穎超。

◆1938年，潘漢年（二排右七）于漢口與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王明、博古等人合影。

中共中央在聽了潘漢年的匯報后，于8月10日，在張聞天主持下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報告”和“總結”。關于這次會議及會后中共的一系列舉措，張聞天夫人劉英，做了如下描述：

“8月10日，聞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南京談判，明確指出原來的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們就承認其統一指揮，同意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會后，為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聯名發電報給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傳達會議決定，指出‘認定南京為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8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9月1 日，黨中央發出了《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做出同國民黨談判與合作決定不久，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該電明確指出：

“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斗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本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大部分軍隊參加。”

對于國共談判，共產國際也做了指示：

“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定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談判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

來電還具體列出了談判的條件：

“1、停止內戰，聯合中國人民的一切武裝力量真正抗日；

2、成立聯合司令部，制定聯合對日作戰計劃，條件是完全保持紅軍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紅軍負責對日戰線的一定地段；

3、向紅軍提供相應的根據地及必要的武器裝備和補給；

4、釋放在押共產黨人，停止迫害國統區共產黨人。”

談判成為排在前列的日程，潘漢年不可能在陜北久滯，他很快就接到了潛回南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指令。然而未及動身，國共另一接觸渠道的聯絡人張子華突然到達保安。他帶來了陳立夫與曾養甫商定的“四項條件”。

中共中央在聽了張子華的匯報后，經研究決定，由周恩來出面同曾養甫或陳立夫進行會談。9月中旬，中共中央改變了由周恩來匆忙外出談判的決定，毛澤東親自電召潘漢年回瓦窯堡：“南京政府已切實開始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現急需兄去南京并帶親筆信與密碼去，談判方針亦需面告。”要潘漢年“取道膚施”，速歸陜北。

潘漢年應召返回時，正趕上中共中央擴大的政治局會議，中央讓他出席了這次有30余人參加的會議。

◆西安談判期間，周恩來、葉劍英和國民黨代表張沖（中）合影。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派葉劍英去西安，與張學良談判中共、東北軍及楊虎城為首的西北軍三方進一步合作的事宜。考慮到潘漢年的社會活動能量，加之他隨時待命南下與國民黨方面談判，中央要他作葉劍英的副手，同赴西安。

行前，毛澤東召見了潘漢年。他沒有對潘漢年如何同國民黨方面談判做什么具體的指示，潘漢年參加了政治局擴大的會議，中央的精神在會上已經討論得非常清楚了。但毛澤東卻對此次談判的前景，對蔣介石的性格作了一番精彩的分析：

“‘廣州事變’就要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告終了，我看等著蔣某人從南方完全倒出手來以后，他很有可能又要改變對我們的辦法，那就是變文談為武打。對我們急需進行他的軍事‘圍剿’計劃。我的根據是：一、中國有句俗話，叫狗改不了吃屎。蔣某人想消滅我們的本性也是難移的；二、據最新的消息說，他已經決定把和我們進行談判的大將曾養甫，調到廣州去任市長。這樣身在南國的曾養甫，還能擔負起和我們談判的重任嗎？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怎么辦呢？也只好跟著他蔣某人變，而且力爭走到他變的前面。為此，我們決定改派你去西安，先幫助劍英同志開展工作。一旦發生了變化，你立即由西安趕赴上海，繼續和張沖、陳立夫談判。”

◆1938 年，潘漢年在延安。右起：陳云、潘漢年、滕代遠、李富春、項英。

自從潘漢年和毛澤東有接觸以來，便對毛澤東的超然預見深為折服。此刻，他還不知道毛澤東同他講的這番話，是他這些天來根據形勢細微的變化，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沒有坐待蔣介石態度的可能變異，而是考慮了相應的對策。

就在這些天里，毛澤東連續給宋慶齡、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蔣光鼐、蔡廷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蔡元培等社會知名人士、反蔣地方實力派，一一寫了信。

這些信，此刻就擺在毛澤東的桌案上。他在信中希望他們合力促蔣抗日，逼蔣坐到聯合的談判桌前來。“逼蔣抗日”，精髓是個“逼”字，毛澤東抓住了這個精髓。

然而，此刻潘漢年對這個“逼”字，還沒有太深的感受，但他相信毛澤東的分析。因此他進一步問道:“在未來的談判中，您對我還有什么指示嗎？”

“我不是諸葛亮，沒有什么錦囊妙計給你。”毛澤東總是舉重若輕，他從桌案信堆中揀出幾封，遞給潘漢年：“這是寫給宋慶齡、章乃器諸先生的信，或許對你的談判，能從旁助一臂之力。”

四、張將軍是一位識大體、顧大局、有著強烈民族感的無私愛國者/善于根據形勢變幻翻云覆雨的蔣介石，果然如毛澤東預料，從文談移向了武打/他將要去體驗逼蔣抗日這個“逼”字中的深深含義/“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

9月24日，潘漢年攜《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又稱《八項條件》）、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以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等有關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重要文件，隨葉劍英等一同前往西安。

在西安，中央給潘漢年的任務是向張學良轉達中共關于聯蔣抗日的方針及其重要性，以及同張學良商議蔣介石企圖將東北軍調離西北開往福建的對策。此前毛澤東曾致電潘漢年，要他轉告張學良，“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是必要的”，但未及轉述就被匆匆召回保安了。

重返西安后，潘漢年在孫銘九、苗劍秋的陪同下，秘密會晤了張學良。在交談過程中，潘漢年感到張將軍是一位識大體、顧大局、有著強烈民族感的無私愛國者。

在與張學良接觸的同時，潘漢年一刻也沒耽擱與南京方面的聯絡，這是中共中央部署給他的最重要的使命。他急電南京的張沖，告知張他需在西安作短暫逗留，方能赴南京進行國共合作的會談。

南京方面顯然急于了解中共對談判的態度和條件，張沖在接到電報之后，旋即飛往西安。在向潘漢年了解了陜北的中共中央對談判定下的方針和基本條件后，他又匆匆返回南京，向國民黨當局報告。

然而，就在潘漢年準備動身的這段時間，善于根據形勢變幻翻云覆雨的蔣介石，果然像毛澤東預料的那樣，把對中共政策的重心，從文談移向了武打。

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基本意圖是一貫的。1935年蔣介石命鄧文儀到蘇聯，主動與中共代表團接洽兩黨合作談判問題，主要是試圖借用蘇聯壓力政治解決中國共產黨。當這種可能化為烏有后，國共兩黨的秘密接觸就冬眠了一段。

1936年后，國共兩黨雖然就合作談判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接洽與聯絡，但蔣介石對紅軍的進攻和對根據地的封鎖與圍剿，并未因之而有一刻的停止。只因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步伐的加快，中國人民抗日熱潮的高漲，特別是國民黨內部斗爭的激烈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幟，發動兩廣事變，顧此失彼的蔣介石為全力解決兩廣事件，才被迫對西北采取和緩政策，對國共談判給予了更多的投入。

但此時“兩廣事變”，以有利于蔣介石統治的結局告終了，他已經解除了后顧之憂。當然，蔣介石態度變異起碼還有三重原因：

其一是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的統戰關系日益密切、廣泛，使蔣介石難以容忍。他驚呼：“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必演成叛亂。”

其二是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三支紅軍加上張、楊兩軍的強大實力，將可能改變蔣介石獨大的國內政治格局。

其三是英美在蔣介石表示抗日后，給予蔣積極的支持，使蔣介石減少了在國際上的孤立感，以及對蘇聯的依賴程度。

于是，蔣介石調集了30萬大軍壓向平漢線，發出了對紅軍的總攻擊令。但他并沒有把談判的大門關死，他的如意算盤是：軍事壓迫和政治解決，雙管齊下。

對此,中共中央冷靜地認為，要著眼民族矛盾日益嚴重的總趨勢，不能隨著蔣介石的變異而變異，放棄既定的方針和為合作談判進行的大量鋪墊：“總觀各方面的情況，目前時局正處在轉變交點，我應不失時機，爭取國民黨轉向抗日。對于蔣介石的企圖，我黨針鋒相對，從政治、軍事兩方面迫蔣與我妥協，逼蔣抗日。中央一方面令潘漢年即去南京和陳立夫直接會談，并向南京方面建議，如果實現停戰，在確保安全條件下，周恩來可以赴廣州會談，另方面準備反擊蔣介石的軍事進攻。”

10月11日，潘漢年從西安動身赴上海，此時此刻他感到：合作談判的前景，正被濃濃的陰云籠罩著，他將要去體驗逼蔣抗日這個“逼”字中的深深含義。

行前，潘漢年又得到了一系列指示：到滬、寧后，與中共中央的聯系通過劉鼎轉遞；在上海就任“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積極展開各項統戰活動；以中共正式代表資格與南京談判；并向宋慶齡夫人借款等等。

考慮到國民黨官場的積習，潘漢年估計到南京向國民黨當局轉交中共的信件后，必會有一段等待會見的空隙，故在途中即給張沖去電，要他在浦口車站接站，將中共的信件接轉南京當局，自己則先赴上海等待張沖的回復。

蔣介石得知潘漢年南來，對此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他在其《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潘漢年既代表中共，又代表共產國際，因此將潘漢年這條渠道，視為國共談判的主渠道，潘漢年隨之成為西安事變前，中共與國民黨方面談判的最高代表。

潘漢年于10月14日抵達上海，他抓緊等待談判的有限時間，不停頓地展開工作。經與馮雪峰等會面商議，立即宣布成立中共上海辦事處。接著，匆匆趕去拜訪宋慶齡、章乃器等人。

在宋慶齡寓所，潘漢年向宋慶齡面呈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以及毛澤東的親筆書信。宋慶齡拆封細細閱讀著：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1927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并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順問

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

開辟了國共聯系四渠道之一的宋慶齡，和共產國際及中共有著特殊的關系，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也始終保持著接觸，對于中共由“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的過程是了解的。

作為一名政治家，宋慶齡立即領會了毛澤東寫致信的意思，即借重她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聲望，在國民黨上層人士中，施加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影響。她欣然表示：此類關乎國家大義的事，她是很樂為的。

與宋慶齡晤面后，潘漢年又馬不停蹄地奔波于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等之間，轉呈上毛澤東的信件。在信中，毛澤東告諸賢達：“要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做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先生的熱烈希望。”

潘漢年還設法轉交了毛澤東致蔡元培函。毛澤東在信中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國大義，“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賣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

五、談判桌上的風云，總是根據實力地位的消長變幻的/第一次見面，潘漢年就分明地感到陳立夫語調的冷淡/一開局就亮出一張如此激人忿忿的牌，很令人懷疑其談判的誠意/陳立夫安靜地把眼睛閉上，想了一想/“這豈不是要我騙周恩來出來？”/“必須在唯一領袖意旨下來進行工作”

周恩來的精力充沛，使他的手下們，都鍛煉出了不知疲倦的本事。在沒日沒夜的忙碌間，張沖來到了上海，潘漢年遂在他陪同下立即前往南京。次日，他即與陳立夫見了面。

談判桌上的風云，總是根據實力地位的消長變幻的。蔣介石的大兵壓境；陳誠關于“中共目前困難已極，如國軍再給以嚴重打擊，則將來妥協時條件更低”的狂言，自然影響著陳立夫的態度。第一次見面，潘漢年就分明地感到陳語調的冷淡：

“貴黨中央給國民黨的信和周先生給我的致函，都已經拜讀了。現已呈報到蔣先生那里。蔣先生還沒有正式召集會議，研究決定正式的談判意見。我現在僅就我個人的看法提幾點意見，請潘先生向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諸先生轉達。”

接著，陳立夫生硬地、一板一眼地說道：

“一、抗日問題，蔣先生是早有打算和準備的。但不能空談抗日，而要做好準備。否則宣傳空談，反而會被日本利用；二、貴黨問題中提出的組織抗日聯軍的建議，好像是兩個國家談判的口氣，這使我們感到不快。西歐各國都有共產黨，但沒有軍隊。而中共既有軍隊又有政府，形成了‘封建割據’狀態。這個問題不好辦，但應當解決；三、我們的意見希望中共放棄‘割據’，交出軍隊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抗日。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澤東、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都好解決。干部可以適當安插。毛澤東、朱德先生如感不便，可以先出國考察一個時期。”

潘漢年感到在經歷了幾個月后，國民黨的立場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甚至有些倒退。然而這是一個非正式的會見，陳立夫既然不說這是國民黨政府的意見，而說是他個人的意見，就說明這是一次試探，還有回旋的余地。因此，他未做任何申辯，只表示會將陳立夫的意思向中共中央轉達。

會面結束后，潘漢年隨即離開南京，返回上海，并立即就國民黨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詳細的書面匯報。

11月7日，劉鼎轉來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全權負責與南京的談判。

來電同時重申中共方面在10月份就提出的四條件：

一、日寇進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為助，希望寧方堅持民族立場，不作任何喪權之讓步；

二、我方首先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進擊，僅取防御方針，等候和議談判集力抗日；

三、欲圖和議談判早日實現，請蔣暫時以任何適當名義停止進攻，以便開始談判，若一面進攻一面談判，似無此理；

四、在進攻未停止，恩來未出去以前，準備派在滬之潘漢年同志進行初步談判。

接到電報后，潘漢年即與張沖相約正式開始談判。11月9日，潘漢年依張沖安排，去南京等候與陳立夫正式會談。可到寧后，張沖告以陳立夫已飛往上海找潘去了，潘漢年遂與張沖即刻趕回上海。

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首輪正式會談，在上海滄州飯店開始了。

◆1936年11月，黨委托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與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張沖等開始國共合作談判（右上角為陳立夫與張沖）。

談判前，潘漢年先將周恩來9月22日致陳果夫、陳立夫的書信，交給了陳立夫。陳立夫當場拆閱了周恩來的書信：

“立夫 果夫兩先生：

前由黃君奉陳一書，想已入覽。關于雙方負責代表具體談判事，迄今未得復示，不勝系念。日寇圖我益急，弟方停戰要求已至再至三。乃蔣先生于解決兩廣事變之后，猶抽調胡軍入陜，阻我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內戰可以施之于西南，獨不可施之于西北耶？竊以內戰不停，一切抗日準備無從談起。養甫先生曾數以書信往還，弟方更屢次竭誠相告，而蔣先生遷延不決，敵對之事非但未變，且更加深。此徒長寇焰，絲毫無益于國難之挽救者也。

兩先生為貴方黨國中堅，領導黨議。倘能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御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現為促事速成，特委潘漢年同志前來詳申弟方誠意，并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與時間（漢年同志是聯絡代表，他不負任何談判責任），到時希賜接洽。臨穎匆匆，不盡欲言。即頌

時祺！不一。

周恩來

九月二十二日”

陳立夫讀罷，揮了揮手中的信，問潘漢年：

“潘先生此次來談判，是代表周恩來先生呢？還是毛澤東先生？”

“周恩來先生的信是早些時候寫的，前些天與張沖先生聯系時已講明，中共中央已電告我為正式談判代表，即我是代表蘇維埃和紅軍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來談判的，并非代表任何個人。”

潘漢年還應陳立夫之請，向陳闡述了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八項條件，以及中共有關談判的具體條件。接著，潘漢年請陳立夫陳述一下國民黨方面對中共的提議有什么意見。

與上次不同，陳立夫此次開口便聲明是代表蔣委員長做答復的，他的語調比上次緩和些了，但所說的條件卻比上次更為苛刻：

“委員長認為：第一，既愿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干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

陳立夫似乎自己心里也明白，一開局就亮出一張如此激人忿忿的牌，很令人懷疑其談判的誠意，所以剛剛講完，便尷尬地笑了笑問潘漢年：

“這條件恐怕不易接受吧？”

潘漢年沒有讓進門時的微笑從臉上消失，但綿里藏針地答道：

“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請問陳先生，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是錯誤地認為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

此時，潘漢年的微笑才漸漸退去，然而他的話卻沒有停頓：

“這樣消耗國力的內戰，眼見一時尚無停止可能，日本乘機進攻之野心當亦繼續無已，南京日來標榜之決心抵抗，不知從何做起？歷史上未見對外對內兩重戰爭可以同時并進，先生以為如何？”

一直看著潘漢年的陳立夫，此刻安靜地把眼睛閉上，他想了一想，用很輕很輕的聲音說道：

“是的，條件很苛刻，談判恐一時難于成就。不過周恩來如能全權代表軍事出來與蔣面談，或者保留的軍隊數目尚可斟酌，如由3000可擴大為10000人。無論如何，蔣先生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以前他曾有電給養甫說可以去廣州，所以已派張子華帶著護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來呢？”

“如果蔣先生認為無談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是不會來的。”潘漢年說。

陳立夫有些不死心：

“蔣先生答應如周先生出來，他可以和周先生面談，或許那時蔣先生的條件不致太苛也難說。”

潘漢年笑了笑問陳立夫：

“那么要不要把蔣先生所提收編紅軍的各點，同時打電報都說明在里面呢？”

陳立夫聽出潘漢年話里有話，語塞有頃說道：

“這樣恐怕周先生就不能來了，我也這樣估計。暫時不提也好，看周先生到底愿不愿與蔣親自談。”

“如不把貴方意見提出，僅說蔣先生愿見他，豈不是我騙他出來？何況正在交戰激烈之際，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潘漢年感到陳立夫的建議很不現實。

“能否停戰蔣先生的意思，是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雙方談了必須負責，因此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直接見面談。”

潘漢年覺得在這無法達成統一的問題上，反反復復毫無結果，便改變談話中心，要求先談停戰，無條件的，暫時的都行，為了雙方軍事負責人面商起見，先討論如何迅速實現暫時各守原防地的休戰。

但陳立夫馬上加以拒絕了。

談判出現了冷場，張沖在旁建議：

“如周先生愿出來，我方負責保障安全，請不必懷疑。”

陳立夫隨即接上說：

“這不成問題，如周先生答應出來，倘若認為張子華帶進去的護照還不夠，還可以另想辦法。請潘先生還是先打一個只提要周恩來先生出面，與蔣介石先生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于蔣先生所提的其他各點，看你們中共有無復電再說。”

潘漢年對再糾纏這些他不可能讓步的事情，已經失去了興趣，便撇下這個話題，提出新的建議：

“雙方當局對整個問題恐一時難于接近談判成熟，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眾的運動，以至于反對政學系漢奸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以形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

陳立夫、張沖沒想到潘漢年會有如此提議，相互對視，表示驚異，過了很久，陳立夫才答復：

“這是不可以的，必須整個來談，必須在唯一領袖意旨下來進行工作。還是請你先打一個請周先生出來的電報。”

潘漢年感到：再談下去，也是這幾句。若斷然拒絕，有可能使談判陷于僵局或戛然而止，便說同意將南京方面的提議向中共中央匯報請示。

六、給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長達5000言的電報/對負責轉遞消息的劉鼎，嘖有煩言/在軍事上給蔣介石必要的反擊/日德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陣線/陳立夫仿佛聞所未聞，一副吃驚的面孔/搞政治需要表演，但他覺得陳今天演得有些蹩腳/張沖委婉地告訴潘漢年，“陳先生也左右為難”

滄州飯店的談判一結束，潘漢年立即給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長達5000言的電報，詳細匯報了談判的情況。同時將他在滬、寧搜集到的有關蔣介石對中共政治、軍事政策的情報，附在了電報中。

由于蔣介石自信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做后盾，中共最后只能屈從其苛刻的條件，潘漢年談判談得很艱苦，且前景不容樂觀。在這種時刻，他更感到及時聽到中央指示，對他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可限于當時的環境條件，中共中央還不能迅速得到信息，立即做出反應，并把指示傳遞給潘漢年。這就使他因不能及時得到中央指示，對負責轉遞消息的劉鼎，嘖有煩言。

中共中央因及時得到了潘漢年的情報，更清晰蔣介石政治瓦解，軍事壓迫中共和紅軍的企圖，決定在軍事上給蔣介石必要的反擊，以推動合作談判。11月18日，中共中央軍委下達了粉碎蔣軍進攻的動員令。當天，紅軍即在豫旺擊潰胡宗南部一個旅；三日后，又在環縣山城堡，殲滅胡宗南部一個旅又兩個團，打擊了蔣軍的氣焰。

就在紅軍動員令發出的第二天，潘漢年與陳立夫進行了第二次正式會談。

會談一開始，氣氛就不佳。陳立夫面上毫無表情地說：

“首先，我向潘先生轉達蔣先生的意見：他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并請潘先生把我上次傳達的蔣先生的意見，電告你們的中央。”

潘漢年隨即拒絕了他的要求，指出上次會談時他已經表明，中共不可能接受蔣提出的條件，要他再向中共重復這些條件，無異于把談判推向決裂。為了防止談判陷入僵局，潘漢年在此提出，暫時擱置難以取得一致的條件，先談停戰問題。

“軍隊的條件不解決，無從停戰。”陳立夫有些以勢壓人的味道，他繼而又攤出一張日德簽訂反共協定的牌：

“日德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陣線，說不定中蘇關系會變得惡劣，那時紅軍的境況豈不是更糟糕？”

“我們要討論的，是如何一致對日的問題，是否反蘇，南京政府自己決定。當然，如果蔣先生要加入反蘇陣線，就不可能抗日了，那我們今天的談判，似乎也沒有必要了。”潘漢年嚴正地表示了在這一問題上絕不放棄原則的立場。

陳立夫見以中蘇關系交惡，中共將孤立無援的要挾起不了什么作用，遂把話鋒一轉：

“我們不希望中國加入反蘇陣線，因此更希望紅軍方面能為民族、為國家捐除成見。”

潘漢年聽陳立夫的口氣，還不想使談判決裂，再次將中共草擬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交給陳立夫，鄭重地說：

“這是我黨對民族、對國家最負責、最盡職的意見，供國共兩黨合作參考。如雙方能在草案原則精神下商討合作，則不難有成果；否則合作抗戰將成泡影。國共對立將無休無止，日本必乘虛而入，其后果蔣先生不能不預想一下。如蔣先生堅持剿共，甚至聯日反蘇，那么前途如何，輿情如何，全國人民對蔣先生的稱謂如何，實堪杞憂。養甫先生轉告我們關于合作的辦法，關于軍隊一點，離我們所提原則尚遠，今蔣先生所提較養甫先生所講更遠，這怎么談呢？”

聽潘漢年提到曾養甫提出過條件，陳立夫仿佛聞所未聞，一副吃驚的面孔：

“養甫提出了什么條件？”

潘漢年無法相信，陳立夫會不知道曾養甫托張子華帶給中共的合作談判條件，認為他是在裝糊涂。但他還是把張子華轉告中共中央的四條談判意見說了一遍，并接著又問了一句：

“難道陳先生真的不知？”

“純屬子虛，蔣先生并未對第二個人講過同你們中共談判的條件，你們的信息不可靠。”

看著陳立夫斬釘截鐵的樣子，潘漢年認為談判已經無法再繼續下去。搞政治需要表演，搞政治需要承受倫常不能承受之情景，對這一切，潘漢年已經習以為常，但他覺得陳今天演得有些蹩腳。雙方不歡而散。

當晚10點，張沖來到潘漢年的住所，他委婉地告訴潘漢年，此事陳立夫也做不了主，“陳先生也左右為難”。接著，他勸潘漢年還是把蔣介石提出的條件，轉告中共中央，請周恩來出面談判。

潘漢年向張沖解釋說，這樣的條件，周恩來是不會來談的。張沖說陳立夫也向蔣介石如此說了，但蔣介石似乎很有把握地說不妨事，周恩來會來談的。張說陳立夫認為，如果周恩來真出面，條件可能會有所改變。

幾次談判下來，潘漢年感到：如果蔣介石的軍事行動未能遭受有力的挫敗，如果沒有有利于中共和紅軍的急轉形勢，在談判桌上將不會有什么進展的。盡管如此，當陳立夫再次邀他會談時，他依然抱著再做努力的心理，坐在了談判桌前。

此次陳立夫的態度有所緩和，對紅軍數量的限制，從上次的3000，放寬到30000，“要求絕對服從南京的指揮。”但其他的條件，仍然沒有松動的余地。潘漢年理所當然地再次拒絕了陳的條件。

不久，中共中央給了潘漢年明確的態度，這是毛澤東親自發出的聲音：

“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我“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紅軍僅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少一兵一卒并須擴充之”，“我們愿意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的讓步。”潘漢年在談判中的立場，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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