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劍橋大學招生新政爭議；大衛·鮑伊逝世十周年

劍橋大學招生新政爭議與“反向歧視”迷思

剛剛過去的2025年年底，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堂（Trinity Hall）批準了一項重要的招生新政策：該學院將與包括伊頓公學、溫徹斯特公學、圣保羅女子中學、切爾滕納姆女子學院在內的一部分英國頂級私立中學展開定向招生接洽，鼓勵這些學校的學生申請語言、音樂、藝術史、古典學、神學等專業，以提高學院的招生質量。據悉，這些私立學校大多位于英格蘭南部，每年學費超過25000英鎊。在一份介紹該政策的備忘錄中，三一學堂招生主任馬庫斯·托馬林（Marcus Tomalin）聲稱：“來自這類私立學校的優秀學生來到劍橋時，他們的專業知識和興趣與相關學科的智識要求非常契合。”

英國劍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大庭的禮堂和噴泉。視覺中國 圖

本次事件的主角三一學堂創立于1350年，是劍橋大學現存第五古老的學院。不同于劍橋大學中規模最大、財力最雄厚、名聲也最響亮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建于1546年），三一學堂是一個中等規模、財力也相對普通的學院，其傳統強項是法學專業，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曾于這里完成了自己應用數學和理論物理學的博士學業。

私立中學定向招生爭議

三一學堂此舉在英國媒體中引發了高度關注與討論，精英大學與招生公平問題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衛報》是最先對這一事件進行報道的主流媒體，其認為，這一舉措“將中斷十年來為提高公立學校和弱勢學生入學機會所做的努力”，它“是對公立學校學生及努力擴大招生范圍的教職工的‘當頭一棒’”。接受《衛報》采訪的三一學堂工作人員表示，有相當一部分教職工對這項新政策感到不滿，但當該政策被正式提交給管理部門時，他們卻無力阻止。

《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報道則指出，在三一學堂看來，以“公立學校學生比例”作為大學“多樣性”的指標是一種“粗糙的衡量標準”。報道還引用了一位前學校理事會成員的觀點——針對私立學校的這類批評可能會導致人才流失到英國以外的院校。

劍橋大學學生報刊Varsity提供了來自學生群體內部的更為具體的反應，表明這一政策已在大學內部引發極大爭議與抗議。據悉，自《衛報》1月7日首次報道此事以來，一份名為“停止三一學堂以精英私立學校為目標進行招生”的請愿書已經獲得了超過1350個簽名。發起請愿的三一學堂學生凱瑞斯·萊恩斯（Carys Lines）認為，該政策備忘錄中對學生素質的評論“極具冒犯性和分裂性，并且對劍橋大學的教育體系和申請者缺乏深入的了解”。

這場爭議也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例如Reddit社區帖文顯示，不同立場人士對該政策的理解各異，有人認為這只是在“鼓勵申請”，有人則認為這種舉措本身就是一種重塑精英路徑的信號。

針對諸多爭議，三一學堂很快為其精英私校定向招生的新政進行了官方辯護。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報道，這種官方論調強調了學院的“招生政策并沒有改變”，只是希望擴大申請來源，同時維持其以往的“拓寬入學機會”與“多樣性承諾”的綜合政策框架。學院的發言人回應說：“這項適度的額外舉措旨在確保我們能夠收到來自各種背景的優秀學生的申請。學院對在擴大招生范圍方面取得的進展感到非常自豪。”

發言人還表示，該學院“致力于招收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而不考慮他們的背景。并且，學院在旨在幫助弱勢背景學生入學方面有著良好的歷史……這項最新舉措旨在鼓勵具有高學術潛力的學生申請劍橋大學。這些學生來自各種類型的學校，包括私立學校。這符合劍橋大學的招生計劃。”

“反向歧視”迷思

三一學堂此次新政最核心的爭議之一來自其關于“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觀點。學院招生主任托馬林博士在政策備忘錄中表示，由于私立學校提供了“嚴格的學術環境、強大的學科教學和廣泛的大學預科支持”，它們為某些學位課程提供了“最優秀的申請人”。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警告說，在追求“招生更公平”的過程中，不應對私立學校進行“反向歧視”：“忽視或邊緣化這部分申請者，可能會忽略那些不僅資質優異，而且還被鼓勵以批判性和獨立的方式參與各自學科研究中的潛在錄取者，而這正是劍橋大學歷來所珍視的。”“確保招生公平這一關鍵任務不應無意中導致反向歧視，這一點至關重要。”也就是說，在招生官看來，雖然劍橋大學過去一直強調對弱勢和公立學校學生的關注，但這不能成為“忽視”私立學校高質量候選人的理由。學院認為，一些私立學校學生在某些學科上的準備更適合劍橋的教學模式。如果不招收來自這類頂尖私立學校的學生，學院將面臨“反向歧視”的風險。

這一說法迅速引發質疑與批評。許多三一學堂校友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他們對這項政策的失望之情。劍橋大學校友、前唐寧街通訊主管阿拉斯泰爾·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公開批評該做法不僅“脫離現實”，更有逆轉英國社會流動性歷史進步的風險。代表英國公立學校學生的組織“93%Club”也宣布將暫停向學院的捐贈，直言學院此舉“危險且不道德”。主張通過教育促進英國社會流動性的慈善機構薩頓信托基金會呼吁三一學堂撤銷這項政策，并表示正在就此問題與大學進行溝通。其首席執行官尼克·哈里森（Nick Harrison）指出：“獲得學位仍然是實現社會流動最可靠的途徑之一，然而，有資格享受免費校餐的學生上大學的概率只有家境較好的同齡人的一半左右。而且，在最頂尖的大學里，入學機會差距依然存在。”

三一學堂以學校類型作為拓展招生對象方法并反對“反向歧視”的邏輯，從教育政策與社會公平角度都受到了質疑。倫敦大學學院官方新聞平臺也引用了該校教育學院教授弗蘭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的評論表達了質疑：“如果一所大學認為他們在特定學科領域的合格申請人太少，他們最好在全校范圍內進行普遍宣傳，甚至調整他們的課程設置。”這說明了，學院若希望吸引更多的優質申請者，應該通過更廣泛的渠道提高相關學科在公立學校中的吸引力與參與度，而不是重點面向私立學校進行推廣。

對于三一學堂鼓勵私立學校學生申請劍橋大學以避免“反向歧視”的做法，在一些人看來在“常識”意義上就是站不住腳的。“私立教育政策論壇”的聯合創始人杰斯·斯陶芬伯格（Jess Staufenberg）直言不諱地表示：沒有證據表明私立學校的學生需要任何鼓勵才能申請劍橋大學。

“這些學校都是世界上學費最貴、社會地位最高的學校。我們知道，其中許多學校都設有專門的教職工團隊，致力于確保學生成功考入牛津劍橋大學。三一學堂應該拿出證據，說明為什么這些私立學校（而不是東北部被遺忘地區的公立學校）需要一項專門的招生政策來鼓勵學生申請。三一學堂也需要解釋，為什么它不利用其可觀的捐贈基金去尋找并發掘那些隱藏在全國最貧困社區中的才華橫溢的學生。”

最有針對性的分析來自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社會流動性教授李·艾略特·梅杰（Lee Elliot Major），他在《衛報》上發表了旗幟鮮明的批評文章——《不，私立學校并非“反向歧視”的受害者——劍橋大學應該更清楚這一點》。文章表示，三一學堂的說法暗示公立學校的學生在學術上不如私立學校的同輩們，這個觀點令人震驚。梅杰進一步強調：“證據很清楚地表明，當那些面臨更大障礙的優秀學生進入精英大學時，他們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恰恰是因為擁有了機會，而能力并不是他們的制約因素……在教育競爭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平等的今天，大學應該努力發掘所有的學術潛力，而不是將那些往往受特權影響而形成的、經過精心包裝的表現誤認為是更強大的天賦。”

梅杰還指出，這場風波中的古典文學、音樂、現代語言學等學科的招生名額本就非常有限，這些學科恰恰是英國教育不平等現象最為嚴重的領域。“許多公立學校甚至根本無法提供這些學科的深入課程。樂器、管弦樂隊、拉丁語或希臘語課程以及出國旅行的機會，一直以來都是一種特權，而非人人皆可享有的機會。”

他即將出版的、與安妮-瑪麗·西姆（Anne-Marie Sim）合著的新書《破解階級密碼》（Cracking the Class Code），即致力于闡釋社會中這樣一種常見現象：面試中的自信、進行抽象討論時的流暢、挑戰權威的游刃有余，諸如此類——這些特質對于擁有它們的人來說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天賦。但實際上，它們是多年優勢積累的結果。作者認為，關鍵在于要讓所有人都能明確、透明地學習這些東西，而不是讓它們成為少數幸運兒才能享有的隱性規則。

總之，梅杰等學者提醒我們去關注英國私立學校與精英大學招生背后的“機會鴻溝”問題，以及教育體制與社會流動性之間那些隱秘的反饋關系。

私立學校、精英大學與英國社會改革

實際上，在2019年由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的《特權的引擎：英國私立學校問題》（Engines of Privilege: Britain’s Private School Problem）一書中，作者弗朗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和戴維·金納斯頓（David Kynaston）就深入探討了英國私立學校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政府政策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途徑。

本書認為，21世紀英國私立教育群體在社會中占據著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滲透到公共、私人、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權力和影響力領域都過度集中于私立學校出身的人群。作者將這種現象描述為“令人震驚，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荒謬的”，并指出“購買而來的教育特權也帶來了終身的特權與影響力”。 因此，鑒于私立學校與英國社會中的權力和影響力地位之間無可置疑的關系，英國社會的任何根本性改革都必須涉及一定程度的私立學校改革。

此次三一學堂招生新政策爭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英國精英大學招生改革的大背景的一部分。過去十多年里，牛津、劍橋等傳統精英大學長期受困于私立與公立學校生源之間的失衡問題。雖然英國私立學校學生數量僅占全國學生的6–7%左右，但在牛劍等頂尖院校中，私校畢業生的錄取比例長期高于這一水平。為改善這一現狀，劍橋曾在2022年的報告中顯示其本科錄取中約72.9%的學生來自公立學校，這一數據成為拓寬入學渠道策略的成功例證。

然而劍橋大學在2024年宣布取消公立學校招生的“具體名額目標”，轉而采用更靈活的多元化評價體系，這一變化在英國教育界引來不同解讀：支持者認為這避免了“分類配額”的僵化，反對者則認為名額目標曾是推動社會階層多樣性的具體措施，取消后可能削弱弱勢群體的競爭力。

與此同時，社會流動性在英國總體層面也面臨倒退態勢。最新數據表明，來自較為弱勢背景的青年進入大學的比例出現了自首次統計以來的首次下降——而非弱勢群體大學入學比例的持續增長，兩者差距達到歷史最大水平。這表明，盡管大學制度內部有各種招生改革嘗試，整體教育路徑的公平性仍處于壓力之下。

這些現實不僅關乎牛津、劍橋等名校，也與英國社會對于精英教育的深層討論相聯：一邊是不斷被強調的“招生平等”，另一邊則是結構性不平等的長期延續。這使得每一次的招生調整都可能成為社會階層公平與再生產的戰場。精英大學的招生從來不是單一的政策選擇，而是一個社會制度與文化資本長期深度交織的場域。

本次三一學堂關于警惕“反向歧視”的說法，在招生數據方面也未能得到有力支持。根據《衛報》的報道，至2022年時，近73%被劍橋大學錄取的英國學生來自公立學校。但此后這一比例下降至71%，也即有29%的學生來自私立學校——而在英國，僅有約7%的學生就讀于私立學校。根據劍橋大學的招生統計數據，在三一學堂最近一屆學生中，有近三分之一來自私立學校。

劍橋大學的請愿發起人萊恩斯明確表示：“令我和我的同學們難以理解的是，鑒于只占總人口7%的私立學校學生卻占據了劍橋大學25%到30%的招生名額，這種對反向歧視的擔憂是如何成立的？這并非反向歧視的問題，相反，我們迫切需要加大對公立學校和招生過程中仍然被忽視和邊緣化的地區的宣傳力度。”

而與“反向歧視”之說緊密相關的“多樣性”/“多元性”主張及其效度，也值得在相關教育政策與實踐的實驗場上被謹慎審視。在《衛報》的報道中，有相關人士表示：“聲稱最優秀的學生都來自精英學校，會讓許多我們美好而多元化的社區成員感到不受歡迎，并有可能使三一學堂重回過去那種男生俱樂部式的文化。”何為“多元性”？或者說，一個具體的社會關于“多元性”能夠達成的階段性共識究竟是什么？總之，“多元性”的“標簽”在教育這件事情中并不是或不應該是一把萬能鑰匙。

審視本次事件中的核心焦點——所謂“反向歧視”，其核心邏輯是：當精英大學刻意壓縮私立學校學生比例，或優先考慮公立學校學生時，是否構成了對“成績優秀但出身私校”的學生的不公平對待？這一說法看似有其合理性。但必須注意到這一高度政治化、修辭化的說法包含著幾個關鍵假設。

首先，它主張將個體競爭公平置于首位，但它對這種“公平”的理解值得商榷。或者說，“反向歧視”這一極具迷惑性的說法容易混淆不同層次的“公平”。譬如，“反向歧視”強調的是：如果兩名學生學業成績相當，僅因教育背景不同而在招生中受到不同對待，那么這本身是否違反了“擇優原則”？也就是說，在招生這一具體篩選的時刻，所有達到既定標準的個體應被視為處于同一起跑線，任何對其社會背景的再度考量，都會被視為不公。因此，它關注的“公平”是程序發生的那個瞬間，而不是制度運行的長期結果。這更接近于一種程序節點上的公平。

“反向歧視”所主張的公平，像是把一個人十幾年的教育路徑，壓縮成招生系統里的一個瞬間。它不問你是如何走到這里的，不問你在走這條路時遇到了什么阻力和助力，只問你此刻是否符合標準。這種公平觀看起來非常干凈，也非常有吸引力，因為它看起來不摻雜價值判斷。但其代價是，它默認了這一瞬間之前的一切不平等或不公平，都是“已經完成的歷史”和“不需要被重新審視的歷史”。這套程序節點公平的邏輯在英美精英教育系統中之所以常常奏效，是因為私立精英學校本身就非常擅長把結構優勢轉譯為絕對的個人能力。

粗略地說，可以認為“反向歧視”論關注的是個體在某一節點上的相對處境，關注的是一種即時競爭的程序公平。而對“反向歧視”的批評立場，關注的是制度長期運行的整體結果。它想問的是：在一個本就高度不平等的教育體系中，如果精英大學仍然以某種“形式上的公平”作為唯一原則，是否實際上加固了既有的階層結構與社會不公？

第二，它弱化甚至否認了起點差異的累積效應。“反向歧視”論往往默認，私立學校學生所獲得的額外資源已經體現在成績之中，因而不應再被“二次修正”。從這一視角來看，任何形式的“背景考量”都會被理解為對個人努力的不公。第三，“反向歧視”是一種精英防御性話語。在英國當下的階層政治語境中，它更多是一種對精英再生產受到挑戰的回應，而非對制度不平等的系統分析。

“反向歧視”論的出現，以及它正在成為一種被頻繁調用的話語武器的情況，或許標志著一個更深層的變化，即在社會流動性減緩、教育回報不再自動兌現的背景下，精英教育不再被普遍視為公共上升通道，而是稀缺資源的競爭場。在這樣的語境中，本就未必是共識的“公平”與“教育公平”，進一步成為了話語權爭奪的戰場。

如果是三一學院呢？

最后，有一個假設的問題值得思考。如果本次新政策的推行者不是劍橋大學的三一學堂而是三一學院呢？它會引發同樣的爭議嗎？為什么？如果將事件的主角換成三一學院的話，公眾的反應會更多一些“習以為常”的“包容”嗎？他們會評論道：“反正就是精英學院行精英之事”嗎？

也就是說，在這場爭議中，值得關注的并不只有“劍橋大學是否在向私立學校傾斜”的老問題，還有由哪一所學院做出了這種選擇。引發輿論風暴的并非劍橋最富有、最具象征權力的三一學院，而是規模中等、長期自我定位為“制度型精英學院”的三一學堂——它既不是某種精英生態系統的頂端者，也不是什么太過邊緣的學院，而是一個高度嵌入劍橋學術與職業輸送體系的“居間者”。正因如此，它的政策調整更像是一種結構性信號：當社會流動性放緩、弱勢學生進入大學的比例首次下降，連本應在精英體系中承擔緩沖功能的學院，也開始優先考慮來自私立教育體系的穩定輸入。這或許并非個別學院的道德失誤，而是精英制度在壓力之下的集體反應——一種為了維持學術項目、完成率與財政可持續性，而向既有優勢來源靠攏的理性選擇。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本次事件中的三一學堂成為了某種癥候：它讓英國社會的精英再生產不再顯得那么高高在上與神秘，而是以某種“制度性自保”的形式，顯露出自身的脆弱與惰性。

或許，正因為三一學堂不是三一學院，本次新政引發的爭議才會更加刺眼。當一個規模不是最大、精英象征性不是最鮮明，并且長期自我定位為“招生公平參與者與推進者”的學院決定與頂尖私立中學進行“聯姻”時，當一個或許不那么“精英”的精英學院都感到必須向私校體系靠攏才能維持自身的學術與制度運轉時，其所揭示的某些社會現實才會顯得更加“扎心”。

大衛·鮑伊逝世十周年：紀念與遺產

在剛剛迎來大結局的網飛熱門電視劇《怪奇物語》第五季中，大衛·鮑伊的名作Heroes作為最后一集的片尾曲出現，一方面呼應了劇集的主旨，同時也碰巧趕上了這位已故流行文化偶像的逝世十周年紀念。時間回到2016年的1月份，當時69歲的大衛·鮑伊發布了最后一張個人專輯Blackstar，但隨著新專輯前后腳發布的，則是他的訃聞。當時鮮為人知的是，這位天王巨星晚年一直飽受肝癌的折磨。按照Stereogum樂評人克里斯·德維爾的說法，大衛·鮑伊之死是一個既如謎團般，又異常震撼的大結局。

當地時間2026年1月10日，英國倫敦，紀念大衛·鮑伊逝世十周年，粉絲在她的壁畫前獻花。視覺中國 圖

生于倫敦的大衛·鮑伊從20世紀60年代以戴維·瓊斯（Davy Jones）之名出道，而后他從70年代開始持續為搖滾樂壇帶來難以磨滅的影響。甚至傳聞他的Heroes這首歌曾在推動兩德統一的進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而隨著知名度愈發得到提升，他的影響力也不再止于搖滾樂，而是成為一個經典的大眾文化形象，在時尚與電影領域也頗有建樹。中國觀眾最為熟悉的或許還要數日本導演大島渚的名作《戰場上的快樂圣誕》，片中他與另一位流行音樂巨擘坂本龍一的對手戲相當搶眼。

因應大衛·鮑伊的十周年忌日，各地也將迎來一波紀念活動。在他的老家英國，BBC就將推出“永遠的鮑伊”（Bowie Forever），做客演出的嘉賓包括伊基·波普、蒂爾達·斯文頓、寵物店男孩、皇后樂隊以及山羊皮樂隊的主唱布雷特·安德森等知名藝術家。而在線下，一系列回顧和紀念鮑伊生平的講座將在倫敦的查令十字街的書店內舉行，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A）則在2025年9月就開放了其東館，展出內容包括該館收藏的全部有關大衛·鮑伊的檔案材料，也正是這批材料啟發了該博物館在2013年舉辦了一場關于鮑伊的特展。

不過縱使大衛·鮑伊生前追隨者無數，但在他去世已經十年之后，他最為重要的音樂遺產，是否依然能夠持續地吸引年輕一代的聽眾呢？對此，英國《衛報》的一篇分析文章并不樂觀。盡管如此計量對一位已故巨星的身后影響力未免過于“操心”，但這篇文章列舉的不少數據和事實，卻可以在某種角度上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上世紀的文化偶像和新一代年輕人的審美趣味之間的代際差異。

每年，《福布斯》都會發布一份“已故名人富豪榜”。大衛·鮑伊曾在2016年上榜，位列第11位，估計收入為1050萬美元（約合780萬英鎊）；2017年他再次以同樣的名次上榜，收入為950萬美元（約合700萬英鎊）。鑒于超級巨星去世后往往會迎來關注度的短期激增，這樣的成績并不令人意外。然而，此后鮑伊直到2022年才再次出現在榜單上，當時他以2.5億美元（約合1.95億英鎊）的收入位列第3名，是當年排名最高的音樂人——但這幾乎完全歸因于他將音樂出版版權出售給華納查普爾（Warner Chappell）。

在《衛報》的分析中，鮑伊當下的“身后影響力”首先體現在一個略顯尷尬的現實中：他并未像貓王、邁克爾·杰克遜或約翰·列儂那樣，穩定地占據“已故巨星”的流行文化高位。無論是在《福布斯》已故名人收入榜，還是在主流流媒體平臺的數據中，鮑伊的表現都與其歷史地位并不完全匹配。2022年在榜單上的躥升，也是因音樂版權出售，而這其實更多是一次資本層面的事件，而非持續性的文化消費結果。將版權因素剔除之后，鮑伊幾乎不再具備常駐榜單的可能。更能直觀反映問題的，是流媒體時代的聽眾結構。相較于其他同代流行音樂巨星，鮑伊在Spotify 上的月度聽眾數明顯偏低，真正進入“十億播放俱樂部”的作品也只有一首Under Pressure，而這首歌的長尾效應，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皇后樂隊的加持。換言之，鮑伊的音樂并未在算法驅動的平臺上，形成面向年輕用戶的自然擴散。

《衛報》將這一現象部分歸因于鮑伊遺產管理策略的保守性。近年來，無論是高價盒裝合集，還是數量可觀的現場專輯，主要服務的都是早已建立情感紐帶且具備消費能力的中老年聽眾。對潛在的年輕聽眾而言，這些發行物既缺乏價格上的可達性，也缺乏作為“入門路徑”的吸引力。與其說鮑伊缺少作品，不如說他缺少被重新“介紹”的方式。與此同時，鮑伊在當下文化語境中的曝光，更多集中在一種“經典認證”的回路中：他幾乎成為 BBC Radio 6 Music 的精神圖騰，卻難以真正觸及24歲以下的聽眾；他被不斷紀念、被反復致敬，卻很少以新的文化節點進入年輕一代的日常媒介經驗。即便《怪奇物語》在大結局中使用了《Heroes》，這首歌的回潮效應也遠不及當年凱特·布什的《Running Up That Hill》。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認為算法并不會因為“偉大”而自動自發地變得慷慨起來。

當然，《衛報》也并未將這一切簡單定義為鮑伊音樂遺產的“失敗”。從拒絕授權粗糙的傳記片，到選擇更具作者性的紀錄片項目，再到在 V&A 東館設立系統保存其全部創作生涯的“大衛·鮑伊中心”，鮑伊的遺產管理方顯然更在意一種長期的文化定位，而非短期的流量奇跡。將8萬件手稿、服裝與器物交由博物館保存，或許比制造下一個 TikTok 熱梗，更接近鮑伊本人對于藝術與未來的想象。

但問題也正在這里變得微妙：當“質量優先”與“文化商品化”并行不悖，當博物館式的莊重保存與充斥著閃電妝圖案的紀念品商店同時存在，鮑伊多重、流動、不斷變形的藝術形象，反而被壓縮為某一個被反復復制的視覺符號。對于一位始終以“變化”作為創作核心的藝術家而言，這樣的遺產路徑，多少顯得有些保守。也許正如《衛報》所暗示的那樣，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鮑伊是否還能“打敗算法”，而在于今天的年輕聽眾，究竟需要怎樣的入口，才能與這樣一位來自上世紀的文化偶像建立新的關聯。在這一點上，鮑伊的遺產依然龐大，卻尚未完全找到與未來對話的方式。

（參考資料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