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貢獻了26年第一個年度詞匯：揚塵逼遷

2026年1月6日， 一位廣州的車商在抖音上發布了一條視頻。

他用手指在引擎蓋上輕輕一抹，一道清晰的痕跡劃破了那層均勻厚實的棕黃色粉末。這層粉末，像沙漠過境后留下的薄毯，覆蓋了他車行里每一輛等待新主人的車。

他對著鏡頭，攤開沾滿塵土的手，帶著一種被荒誕擊中后的平靜，說：

兄弟們，看到這些灰塵沒有？這不是灰塵，這是隔壁工地送給我的禮物。

一份不請自來的新年禮物。

這份禮物的派送過程，被無數手機鏡頭記錄下來，經由《新京報》、《DV現場》等媒體的鏡頭放大，成了一場盛大的、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觀。

時間是2025年12月31日，在廣州市海珠區南洲街道后滘村那片被夷為平地的拆遷廢墟上，一臺黃色的鏟車不知疲倦地將碎磚和泥土舉向半空。

在它身旁，一架本應用于降塵的霧炮車，像一尊盡忠職守的巨炮，炮口對準鏟斗，開足馬力。

然而，它噴出的不是水霧，而是狂風。

風與塵土相遇，瞬間合謀，升騰起一堵遮天蔽日的棕黃色高墻，一場人造的、精準定向的沙塵暴，就這么堂而皇之地在城市腹地上演。

塵霧翻滾著，越過隔離的圍欄，吞噬了街道、車輛，灌滿了沿街商鋪的門窗。能見度驟降至兩三米，世界被簡化為一種混沌的顏色。

一位目擊者告訴《新快報》記者，那感覺：

好像沙塵暴卷過來了。

另一位說：

一整條街都是黑色的。

這并非某個瞬間的失控，而是一場持續數小時的表演。

據多方核實，揚塵從當日早上一直持續到中午，短暫歇息后，下午兩點，演出繼續，直到四點左右，那臺制造風景的鏟車才終于停下。

文明施工的另一副面孔。

很快，一個嶄新的現代成語在網絡上誕生：

揚塵逼遷。

這個詞匯如此生動，以至于它幾乎不需要任何解釋。它精準地捕捉了畫面的本質：

一種利用環境滋擾進行的驅逐。

這比斷水斷電更具創意，也更具表演性。它將一件環保設備的功能徹底反轉，把治理變成了制造，把清潔變成了污染。

這是一種現代性的諷刺，技術工具被權力扭曲后呈現出的怪誕形態，一種將本應用于守護藍天的利器，改造成了造塵利器的黑色幽默。

面對洶涌的輿情，官方的回應迅速而簡潔。

1月4日，南洲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向媒體證實了揚塵問題，但給出的解釋是：

一次操作失誤。

具體來說，是霧炮車的工作人員在作業時，“設備中未及時加水”所致。施工項目已被暫停，相關部門將對涉事人員“依法處理”。

海珠區的住建部門也出面補充，該地塊的房屋征收補償早在半年前，即2025年7月，就已全部完成，因此不存在逼迫所謂釘子戶的動機。

失誤，一個多么方便的詞。

但這個解釋，如同揚起的沙塵一般，非但沒能澄清空氣，反而讓更多疑問浮出水面。

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一個怎樣的操作失誤？一個能讓降塵設備變成鼓風機的失誤，一個能讓這臺鼓風機精準對準居民區吹上好幾個小時的失誤。

而且，正如《紅星新聞》等媒體后續挖掘的，就在一周前的12月24日，距離后滘村僅幾百米的三滘幼兒園就曾因同樣來源的揚塵問題被家長們集體投訴，教室里落滿灰塵：

孩子們出現咳嗽癥狀。

那一次的失誤顯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才讓這一次的失誤得以用更壯觀、更肆無忌憚的方式重演。

這是一個會自我重復，甚至會迭代升級的失誤。

人總想在看似簡單的惡行背后，找到一些復雜的、不得已的理由。

也許，城市更新的巨輪滾滾向前，時間緊，任務重，基層執行者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后滘村，這個被納入“廣州新中軸線海珠片區改造”范圍的地方，它的蛻變被賦予了宏大的意義。

在這樣的敘事之下，個體的感受是否顯得微不足道？

報告中提到，一位接受采訪的街坊也說，“拆遷肯定會有噪音和灰塵”。

這是否意味著，身處變化之中的人們：

已經默認了犧牲一部分生活品質是理所當然的代價？

或許，這確實不是一場針對特定產權人的陰謀。官方的說法有其依據，房屋產權人的補償早已談妥。

但官方的視野，往往忽略了宏大敘事下的另一群人。真正的矛盾點不在于那些已經拿到補償款的村民，而在于那些租賃商鋪、在此經營多年的商戶。

他們的租賃合同規定，拆遷時只能拿回押金和剩余租金。

而他們投入的 數十萬甚至上百萬 的裝修和設備成本，則被視為：

沉沒成本，不予賠償。

這就是那片被沙塵籠罩的灰色地帶。

法律上，他們或許理虧；情理上，他們卻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當法律途徑走不通，協商又陷入僵局時，他們成了滯留者。

于是，那臺失誤的霧炮車，無論其操作者內心究竟作何想法，其產生的客觀效果，就是對這些滯留者生存環境的精準打擊。生意無法繼續，健康受到威脅，搬離，似乎成了唯一理性的選擇。

這陣風，吹散了操作失誤的輕飄飄，露出了背后利益博弈的堅硬內核。

思考這起事件時，一個問題揮之不去：那個按下霧炮車開關的操作員，他在想什么？他是一個主動施虐的惡人嗎？或許不是。

他更可能是一個處于責任鏈條末端的普通人，一個被指令和工期驅動的個體。

當清場成為一個硬性指標，當上級的壓力層層傳導，個體的道德感便容易被懸置。他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個個鮮活的鄰居、一群在操場上奔跑的孩子，而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受影響的人被抽象化了，他們的痛苦也就變得遙遠而不真實。

在這種系統性的壓力下，個體的能動性被壓縮到最小，執行指令成了唯一的行為準則。于是，荒誕的一幕發生了：

本該為人服務的技術，變成了折磨人的工具。

廣東臺一位記者在評論中說得一針見血：“不是霧炮車壞了，是有些人的心壞了。”

這種壞，或許并非源自純粹的惡意，而是一種更普遍的、在特定環境中滋生的麻木：

對他人境遇的漠視，對程序正義的忽略，對自身行為后果的無感。

當一個人將自己完全視為工具，放棄了獨立思考和道德判斷時，任何離奇的操作都可能以失誤之名上演。

最終，事件以停工、立案、準備處罰告一段落。

街道辦承諾舉一反三，加強監管。

但公眾的疑慮并未因此煙消云散。

因為人們看到，若非網絡視頻的發酵，這場人造沙塵暴或許會持續更久，而最初的投訴可能也只會石沉大海。人們擔憂的是，當聚光燈移開：

這種以失誤為名的軟暴力是否會換一種形式卷土重來。

卡夫卡在《城堡》中描繪了一個永遠無法抵達的、充滿繁瑣規章和神秘權威的城堡。村民們仰望它，卻始終無法理解它的運作邏輯，也無法與之進行有效的溝通。

當后滘村的商戶們面對那鋪天蓋地的沙塵，以及隨后那句輕描淡寫的操作失誤時，他們所感受到的，或許正是這種卡夫卡式的荒誕與無力。

當降塵的機器開始揚塵，我們還能指望什么來澄清我們呼吸的空氣，以及我們身處的現實？

文｜蛙蛙和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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