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馬案，曾國藩：太后，時代變了，您放出去的權力永遠收不回來了

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生命周期與中央集權息息相關，隨著中央集權的建立、鞏固、強化，大一統王朝也將迎來自己國力的頂峰，而后伴隨著中央集權的削弱、瓦解、崩潰，這個王朝也將走到生命的盡頭。

這樣的規律也就注定了，王朝前期的割據勢力與王朝后期的割據勢力，將會有截然不同的命運。

奇案

清同治九年（1870年）8月21日，時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正在校場閱兵，突然人群中沖出一人，直奔馬新貽而去，來人出手干凈利落，一把短刀直刺馬新貽胸肋部，馬新貽瞬間重傷落馬，不久便不治身亡，得手后的刺客卻并不逃跑，而是高聲呼喊：刺客是我張文祥。

馬新貽貴為兩江總督，清廷一品大員，卻在自己府衙校場招人刺殺，此事立刻引起朝野震動，清廷先后數次派出多路官員來徹查此事，初步得出結論：刺客張文祥原是一名江洋大盜（很多作品中記載為張汶祥，即是為了強調其江洋大盜身份），因其同伙被馬新貽所殺而懷恨在心，故找準機會前來行刺。

按照這一說法，此次刺殺事件是一次仇殺，且是刺客張文祥的個人行為，但這一結論顯然難以令人信服，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江洋大盜能夠摸進江寧府衙的校場，并在眾目睽睽之下干凈利落地完成對兩江總督的刺殺，這件事的難度之大一看便知。

且刺客殺完人后不選擇逃跑，反而待在原地等待抓捕，這一切都顯得太過匪夷所思。

刺馬案前后審理八個月，最后在刑部尚書鄭敦謹與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的聯合審理下，得出與原來相似的結論，張文祥作為唯一的兇手被凌遲處死，馬新貽被加封太子少保，獲得死后哀榮，馬新貽死后空缺出的兩江總督位置則由曾國藩擔任。

至此，轟動朝堂的刺馬案告一段落，但是，這次充滿了太多疑點的判決怎么看都像是一場各方充分博弈后的利益平衡。

而這場大博弈的幕后執棋者分別是清廷太后慈禧和湘軍勢力首領曾國藩，案件最終的判決結果，體現了另一個事實：作為清廷中央權力代表的慈禧太后試圖收回湘軍勢力手中權力的努力以失敗告終，作為地方勢力的湘軍集團保住了自己手中的利益，雙方以一種不撕破臉的方式保持著一種新的平衡。

盡管表面上風平浪靜，但透過這一事件已經可以明顯看出：當時的清廷中央政權已經式微，地方勢力開始崛起，且這樣的崛起，清廷無法阻止，清廷的中央集權已經開始慢慢走向瓦解。

一劑猛藥

1851年，不第秀才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起義，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江南。

號稱天下精銳的八旗子弟在與這群“泥腿子”太平軍之間的戰斗中，竟一路潰敗，太平軍轉戰江南數省，清廷統治被動搖。

屋漏偏逢連夜雨，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侵略軍一路攻克清廷都城北京，滿清皇族倉皇逃竄。

此時統治中國達200余年的滿清政權給人一種氣數已盡的感覺，仿佛王朝崩塌就在一瞬之間。

但是能夠從白山黑水間的漁獵部落成長為統治中華大地200年的強大政權，滿清統治者自有一套縱橫捭闔之術，當初清軍能夠問鼎天下，除靠八旗子弟的弓馬嫻熟外，其統治者的制衡之術甚至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滿清政權之所以能夠在明末亂世的諸多政權中脫穎而出，正是因為其能夠較好地處理與漢人地主階級之間的關系，相比于動輒要將地主階級殺了燉湯的李自成、張獻忠政權，和完全充當地主階級代言人的南明政權，滿清政權做到了對地主階級又打又拉，在保障地主階級利益的情況下，保證對這一階級的絕對控制，這才是滿清統治者能夠坐穩江山的原因。

現如今，滿清政權再次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時刻，要想翻盤，其必須再次正確利用漢人地主階級這一特殊群體。

太平天國政權以拜上帝教起家，拜上帝教脫胎于西方基督教，與漢人地主階級信封的儒家思想相悖，而這便為滿清政權與漢人地主階級之間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平時，滿清統治者對地方漢人地主階級要進行限制和控制，以保證其不能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但如今，帝國已危如累卵，滿清政權也顧不上許多了。

要想打敗太平軍，必須釋放漢人地主階級的組織能力與戰斗力，于是滿清統治者不得不用上一劑猛藥：下放權力，允許各地豪強自行組織人馬對抗太平軍。

這劑猛藥在隨后的數年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成為了對抗太平軍的主力，太平天國政權在這些強勁的地方軍的絞殺最終走向覆亡，滿清政權轉危為安。

但是下放權力即是猛藥，也是毒藥，如何收回權力成為了一個難題。

誰的江南？

對權力的靈活收放，是滿清統治者的看家本領，沒有這點本事，當初他們也不可能在短短十幾年內席卷天下。

清軍能夠快速一統天下，靠的正是與吳三桂等漢人軍閥之間的合作，清廷在分權時不手軟，吳三桂等人直接封王，當然，封王還不是重點，重點清廷真的給了吳三桂等人半割據的權力，在自己封地上，吳三桂等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這給了吳三桂等人一種錯覺，自己不是為愛新覺羅家族打仗，而是在為自己打仗。

但是在消滅了威脅滿清統治的南明永歷政權后，清廷收回權力時下手也是干凈利落，雖然年輕的康熙皇帝在削藩這一問題上顯得有些操之過急，逼反了吳三桂等人，但是已經完成了中央集權的滿清政權集全國之力對抗吳三桂等人掌握的南方數省仍是明顯的優勢方，消滅三藩收回權力，康熙帝完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大權獨攬。

而現在，清廷要做同一件事了，只不過對象變成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

曾國藩組建湘軍，其軍費很大程度上是自行籌措的，對于當時風雨飄搖的清政府來說，讓湘軍自行籌措軍費能夠極大減輕財政包袱，但另一方面，這也讓湘軍勢力同時實現了財權獨立和兵權獨立，如果一支軍隊同時滿足了這兩點，那么他們就具備了成為軍閥的資格。

而軍閥與割據政權相比還差一個要素：土地。

如果一個組織能夠擁有獨立的兵權和財權，并且能夠有效統治一片土地，那么他們就可以成為一個割據政權。

太平天國重點經營的江南地區大部分都是被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攻克，江南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剛剛經歷浴血奮戰拿下此處的湘軍當然不愿輕易將到嘴的肉吐出，剛剛占領江南時的大肆劫掠并不能滿足湘軍集團的全部野心，他們要的是在江南地區有一種超然地位，讓江南成為自己的勢力范圍。

制衡

康熙削藩時，八旗勁旅雖實力不及當年，但尚可一戰，且全國大部分地區仍在滿清朝廷控制之中，無論是財力還是兵力，優勢都在清廷一邊，在與吳三桂等人的博弈中，康熙與孝莊無疑有更多王牌。

這樣的局勢下，康熙帝若能縱橫捭闔對三藩進行分化瓦解當然更好，但即便不那樣做，只要不出意外也能最終取勝。

而太平天國覆滅后，相似的牌局又擺在了同治皇帝與慈禧太后面前，只不過這次慈禧太后手中沒有幾張好牌。

清廷起家的根本滿蒙八旗已經腐朽不堪，即便是尚能一戰的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騎兵，也早已配不上天下精銳的稱號，名震天下的“僧王”最后被一名捻軍小兵砍死足見滿蒙八旗的衰落。

僧格林沁

靠這些不堪一戰的滿蒙八旗去對抗身經百戰的漢人軍閥手中的私兵，恐怕是兇多吉少，這樣一來，直接暴力收回權力這一步棋，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就走不了。

唯一值得慈禧太后慶幸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三支最大的漢人軍閥并未聯合起來，不但沒有聯合，彼此之間還有矛盾，只要有矛盾，慈禧太后就能夠在這些漢人軍閥見玩制衡。

但是深諳權力之道的曾國藩又豈會看不清當前的權力格局，有人疑問手握重兵的曾國藩為何不直接率軍反清，奪取皇位，提出這種疑問的人顯然沒有看清當時的局勢，湘軍雖強，但并不足以同時壓制清廷的八旗綠營軍和淮軍、楚軍等其他漢人軍閥武裝，如果曾國藩貿然起兵，湘軍與淮軍、楚軍等其他漢人軍閥武裝將很可能淪為對手。

而曾國藩如果退一步，不覬覦皇位，只尋求實際的割據權力，那么李鴻章、左宗棠等其他漢人軍閥不但不會成為他的對手，反而會與他成為一種類似于盟友的關系，因為獲得實際的割據權力，也是這些軍閥想要的。

于是，曾國藩主動削減湘軍規模，算是向清廷釋放善意，而曾國藩所要的是清廷承認湘軍勢力在江南地區的超然地位，湘軍勢力希望與清廷達成一種默契。

而這種默契所形成的潛規則便是：兩江總督一職只能由湘軍集團人物擔任。

破局者

任何一個中央政權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割據勢力的存在，所以不到生死存亡之際，都不會將權力下放，危機解除后，又要盡快將權力收回。

如今，雖然清廷手中已無底牌，但無論如何，還是要試著將權力徹底收回。

相比于清初吳三桂等人直接以諸侯王的身份在南方割據，湘軍集團的做法更為隱蔽也更為復雜，他們只是通過壟斷江南地區的重要官職來控制當地政治，而解散的湘軍士兵則組成各個民間組織在江南地區活動，這一上一下，保證了湘軍集團對江南地區的實際控制。

當然，這種控制是在私底下的，不能公開拿到牌桌上說，而湘軍集團與清廷這種曖昧的關系，則給了擅長玩弄權術的慈禧太后操作空間。

慈禧太后的做法十分簡單，用沒有背景的官員去替換湘軍勢力官員，待完成了對江南地區統治集團的換血，再收拾那些原湘軍士兵組成的幫派便易如反掌。

馬新貽于道光二十七年考取進士，在席卷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中也曾經指揮軍隊對抗太平軍，在這一過程中，也曾招募過一些武裝人員，但是其募兵規模較小，也沒能形成獨立的財政體系，所以雖然同樣身居要職，但是馬新貽與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不同，他背后沒有屬于自己的一方勢力，他是比較純粹的清廷官員。

馬新貽行事果斷，辦事能力強，深得慈禧太后賞識，再加上相對清白的背景，這讓他成為了清廷用來削弱湘軍勢力的不二人選。

曾國藩削減湘軍規模后，被裁撤掉的大量湘軍成員并未老老實實回鄉務農，而是滯留于江南地區，這些湘軍老兵組成各種幫派行事囂張，為當地百姓所厭惡，但由于該地區的主要官員被湘軍勢力控制，這些老兵的不法行為常常得不到應有的懲戒。

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后，開始大力整治當地治安，一些由原湘軍組成的幫派的不法行為受到懲戒，馬新貽的這一行為當然受到當地百姓的歡迎，但是對于盤踞于此多年的湘軍勢力來說，這卻如同一種挑釁。

當然，如果僅僅只是挑釁倒還好說，雖然馬新貽動作越來越大，湘軍勢力更加明顯地感受到了威脅，更有甚者，當時有傳言，馬新貽正在調查湘軍攻克南京后太平軍存銀去向，如果這一問題被擺上臺面，湘軍勢力主要領導者皆難逃干系。

而恰在此時，兩江總督馬新貽死于那場離奇的暗殺。

取舍

作為封疆大吏的馬新貽在校場之上被公然刺殺，此等大事立刻引發朝野震動，慈禧太后隨即下令徹查。

首先對案件進行審理的是江寧將軍魁玉及藩臺梅啟照。

事實上，在眾目睽睽之下刺殺朝廷一品大員，誰有如此能量，慈禧太后和各地官員都心知肚明。

接到這一燙手山芋魁玉和梅啟照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于是其對張文祥的審理極為謹慎。

刺客張文祥一口咬定此事為自己一人所為，魁玉和梅啟照也以“事關重大，恐用刑導致嫌犯死亡”為由，自始自終都沒有對張文祥大刑伺侯。

魁玉和梅啟照對張文祥的審理拖拖拉拉，最后以“為同伙報仇”的罪名草草向朝廷報告。

清廷并不滿意魁、梅二人的審理結果，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鄭敦謹以鐵面無私著稱，表面上看清廷是要借此事與湘軍勢力攤牌，但有趣的是，清廷在派鄭敦謹前往江寧調查刺馬案的同時，同時命令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

曾國藩在接到命令后還連番推辭，清廷幾次下詔后才走馬上任。

對張文祥的第二次審理，由鄭敦謹與曾國藩共同主持，縱然鄭敦謹再鐵面無私，清廷命令曾國藩于自己共同審理張文祥是何用意，他也能猜出大概。

審理期間，曾國藩始終一言不發，鄭敦謹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在私下里詢問曾國藩的看法，曾國藩表示：看來只能按照魁玉和梅啟照的審理結果結案，鄭敦謹立刻表示贊同。

于是刺客張文祥被凌遲處死，馬新貽獲得追封，而曾國藩則在兩江總督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逝世。

越界

清廷對刺馬案的處理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向湘軍勢力做出了妥協，自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以來，在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大多數時期，地方勢力根本就不可能擁有與中央對抗的權力，中央不得不向地方讓步的情況很少發生。

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中，中央能夠牢牢掌握地方的根本原因是地方的募兵權和財政權全部被中央收繳，地方的財權和兵權都不獨立，自然無法與中央對抗。

但湘軍勢力卻十分特別，其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有獨立的財政和軍事體系，太平天國運動被消滅后，湘軍勢力的獨立性雖然被削弱，但仍是一支自成一系的強大勢力，這一勢力所掌握的能量巨大，以至于連清廷都認為與其合作遠好于和它對抗。

政治的精髓是平衡，當各方利益達到某種平衡合作就可以進行，而當一方越界時，往往會帶來動蕩。

在清廷與湘軍勢力的這場博弈中，湘軍勢力幫助清廷剿滅太平天國，某種程度上講，對清廷有“再造”之恩，而湘軍勢力要的只是在江南地區的超然地位，并沒有像清初吳三桂等人試圖當公開的土皇帝，應該說湘軍勢力所要并不多，而清廷還想通過在兩江總督問題上的小動作改變這一權力格局，在湘軍勢力看來，清廷此舉已經越界了。

當然政治的平衡是建立在背后能量的基礎上的，如果曾國藩與馬新貽一樣只是為清廷做事的一名普通官員，清廷對他的任何處理都是合理的。

如果當時慈禧太后手中仍有像當初康熙皇帝手中八旗勁旅這樣的勢力作為后盾，即便清廷對湘軍勢力的處置“有失公允”，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可問題的關鍵是此時的慈禧太后手中明明沒有幾張王牌，卻仍做著大權獨攬的美夢，湘軍勢力自然也敢于以一些手段來回應這位越界的太后了。

支撐政治話語權的永遠是實力，當慈禧太后認識到自己集團實力嚴重不足時，立刻轉換到另一種方式與漢人軍閥合作，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極端的政治冷靜，正是靠著這份政治冷靜，清廷能夠在八旗勁旅已經不堪一戰的情況下又給滿清政權續了半個世紀的命。

來自關外的滿清政權對于政治的學習能力和政治理性都是空前的，當太平天國運動席卷全國，滿清政權在意識到如果繼續大權獨攬可能直接帶來政權崩潰的情況下，果斷改變戰術，將更多權力分享給漢人軍閥，并愿意與漢人軍閥長期合作，這樣的做法雖不及明庭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轟轟烈烈，但不得不承認，在生死存亡之時，它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