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帝國，說沒就沒了

漢元帝劉奭即位前，正逢孝宣中興，大漢本是一片繁榮，國力強盛，四夷賓服。

其父漢宣帝劉詢來自市井，深知民間疾苦，深恨貪官污吏。他在位時，嚴明執法，大力懲治不法官吏和豪強地主。劉奭天生一副“好心腸”，看不下父親的嚴刑峻法。有一次，他向漢宣帝進言：“陛下任用酷吏，刑罰太重，應該多重用儒生啊！”

漢宣帝聽完這番話，十分不滿，正色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隨后又說，腐儒不合時宜，動不動就厚古薄今，就知道忽悠人，怎么能重用？

劉奭惹得他爹動怒，只好悻悻然退下。他走后，漢宣帝嘆道：“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不幸言中，大漢的江山正是從柔仁好儒、優柔寡斷的漢元帝開始，不斷走下坡路。

▲《女史箴圖》局部，描繪馮媛以身阻熊，保衛漢元帝的故事。

漢元帝時，西漢社會便已經危機重重。朝中外戚、儒生、宦官互相傾軋。漢元帝不親政事，朝政日益混亂。剛正不阿的天子之師蕭望之被誣告下獄，悲憤自殺。奸佞寵臣石顯卻被“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氣焰熏天。

當時，農民常受當地官吏無端勒索，盡管有政府賜給的土地，也無力耕作，不得不賤賣從商。無數窮困潦倒的百姓走投無路，改當“盜賊”。

還有，根據竺可楨先生的研究，西漢末年正是中國歷史氣候變化，由溫暖期向寒冷期過渡的一個階段。據史書記載，這一時期天災頻發，常見的有旱、澇、蝗、瘟疫等。

有一天，大學者京房問元帝，當今是治世，還是亂世？元帝倒有幾分自知之明，無奈地答道：“亦極亂耳，尚何道!”

為此，漢元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來緩和危機，包括：減免賦稅，樂府減員，罷鹽鐵官、常平倉，等等。他甚至大膽地打破慣例，削減宗廟，這在當時看來，可是冒犯祖宗，無視神明的舉動。

可惜，這些舉措都是流于表面，收效甚微。大漢，危矣！

翻開史籍，我們不難看出，在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下，老百姓的恐慌與焦慮。

漢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七月，正值關中地區雨季。一則“鬧洪水”的傳言迅速成為長安城的“頭條新聞”。

消息傳來，不知真假，京城上下一時輿論嘩然。百姓以為即將大水漫城，“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

吊詭的是，當時居住在長安城外的，一個年僅九歲的女童，居然為了避難，擅自從宮城橫門溜進來。她一路跑到了長安城內地勢最高的未央宮。

未央宮是西漢諸帝日常起居與辦公理政之所，如此重要的地方出現闖入者。殿門守衛一開始居然毫無察覺，可見朝中安逸懈怠的狀態。

長安動亂的消息很快傳到成帝耳中，他緊急召集大臣們議事。

▲漢成帝在位期間的“主要工作”，是和后宮的美人們happy。

皇帝的舅舅大將軍王鳳提出，大家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他建議宮中太后、皇上及嬪妃先乘船避難，京中官吏則迅速組織民眾，到長安城的高地躲洪水。

眾臣都顧著拍王鳳馬屁。左將軍王商坐不住了，只有他針對“鬧洪水”這則消息提出質疑：

“自古以來，就算是無道之國，洪水也不能隨便淹沒城墻。何況現在是太平盛世，‘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怎可能會有大水一日之間，洶涌而至？這一定是謠言，貿然讓民眾避難，只會讓他們更恐慌。”

過一陣子，長安城稍微安定。宮中派人詢問情況，才知道果然是訛言。

偌大的長安城，之所以會鬧出這樣的烏龍，其中一個緣由是當時災害不斷，國家無力應付。

民眾對政府防洪能力失去信心，一聽說天災降臨，自然是保命要緊。在西漢政府的統治下，老百姓整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中，這便是“鬧洪水”事件出現的直接原因所在。

而王商雖然說得在理，可他口中的“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不過是在粉飾太平罷了。

當生活的壓迫感讓人喘不過氣來，老百姓只能通過宗教尋求慰藉。無獨有偶，哀帝時又發生了一次流言事件，而且比“鬧洪水”傳播得更為廣泛。

漢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關東大旱，西漢政府再一次無力應付災情。

關東民眾頓感生活無望，遂以“祠西王母”為口號，發起“傳行詔籌”的宗教運動。

自正月起，民眾驚走，手持草莖禾稈，相互傳遞，一路西行。若遇同伴，則人群聚集，有時群體人數多達上千。

他們或披頭赤腳，或夜間闖關，或越墻入城，或乘車奔馳，運動波及二十六郡國，全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有這些狂熱宗教分子的身影。

到達長安后，老百姓們在里巷阡陌呼號、歌舞，集體祭祀西王母。

一時間，成千上萬的民眾“會聚”、“驚動”、“奔走”，看似狂熱的宗教崇拜，仿佛是在對這個腐朽的王朝，進行著抗議。

這場神秘主義的民間運動，從春天鬧騰到秋天，距離大規模的變亂，不過一步之遙。

與此同時，西漢末世，盜賊并起。“盜賊”，成為當時詔書、文告中常見的字眼。

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東郡侯母辟兄弟五人，帶領一幫流民，燒毀官府，抓捕縣官，奪取印綬，自封為將軍。

陽朔三年（前22年），潁川鐵官徒（從事冶鐵生產的刑徒）申屠圣率眾起義，殺長吏，劫府庫，自稱將軍，所過之地，多達九郡。

永始三年（前14年），尉氏樊并等發動流民暴動，殺陳留太守，同年，山陽蘇令等起義，殺長吏，奪武庫兵器，波及十九郡…

同時，一些武裝分子在關中南山起義，依山阻擊，斷絕交通，已經直接威脅到都城長安，如南山群盜傰（péng）宗等數百人和鄂縣盜賊梁子政所率流民。

哀、平時期，關中民眾暴動，日益頻繁，不勝枚舉。他們縱橫京畿、三輔，還曾縱火焚燒漢武帝茂陵，當時在未央宮都能看到濃煙滾滾。

來自各地的起義民眾跨州連郡，相互勾結。朝廷派兵鎮壓，又下詔抓捕賊首，連年不獲。

那么，西漢末年這些流民到底是怎么來的？

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劇。

如此情形，導致“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大批農民破產，或流亡為寇，或淪為奴婢。

史載，漢成帝本人就“置私田于民間”。在土地兼并的道路上，皇帝一馬當先，廣置田產，起“模范帶頭作用”，大大助長土地兼并之風。

外戚、寵臣大受鼓舞，公然對土地進行掠奪，更加肆無忌憚。

漢成帝的舅舅王立，曾經勾結南郡太守李尚，強占“草田數百頃”。

這些“草田”原是陂澤荒地，屬于少府的公有地，因借給農民耕種，大多已被開墾為耕地。王立眼見這片土地肥沃，當即決定強取豪奪，作為私用，不顧百姓死活。

一些出身窮苦家庭的高官，一旦身居高位，反而利欲熏心，以權謀私。

著名經學家匡衡，年輕時鑿壁偷光、勤學苦讀，其父靠給人幫工，供其讀書。

后來，匡衡官至丞相，封安樂侯，竟然貪得無厭，利用郡圖的錯漏，非法侵占公田400頃。

另一個當過丞相的權臣張禹，更是饕餮之徒。

他不但在朝中享受著高官厚祿，還“內殖貨財”，私下里經營工商業，財力雄厚。為將生意做大，張禹依靠權勢，肆意兼并土地，“多買田至四百頃”，還都是關中涇水、渭水附近的良田。

一次，張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的一處良田，成帝為滿足他的要求，竟下令將亭所遷到別處，而把這塊地賜給他。

官亭公田都抵擋不住官僚地主的強取豪奪，貧民的私田更不在話下。

張禹一人集官僚、豪商、地主于一身。這也是西漢末年高層官僚的一個發展趨勢，官僚地主對于土地的掠奪，數量龐大，令人發指。

另一方面，西漢末年，又相繼出現一批富商大賈，他們遍布于京師及各郡國。

其中比較著名的，如成都的羅裒，在巴蜀、京師之間來往貿易，數年間獲利千萬，又以獲利的半數賄賂當朝權貴，放高利貸，獨占鹽井之利，一年之間獲利一倍。

臨淄的姓偉（此人姓姓，名偉），以魚鹽致富，家資數千萬，聞名于齊地，當地官員都得給他幾分面子。

另外，還有洛陽的張長叔、薛子仲；長安的樊嘉、摯網、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等等。

這些商賈，富甲一方，資產少的也有數千萬，多的達巨萬（萬萬）。他們“以財養士，與雄桀交”，或勾結權貴，獨霸工商業。

這些大商賈利用資產“多規良田，役使貧民”。比如，南陽的樊重經營田莊，坐擁土地三百余頃，還有一個五十里的陂塘，雇傭的都是“童隸”。

土地集中的嚴重后果，大量農民喪失土地。

一些人出賣廉價勞動力，充當佃戶，忍受“十稅五”的剝削。

一些人被迫賣妻鬻子，充當奴婢，如樂昌侯王商獨自一人，養有私奴上千，元帝年間，統計的官奴隸已多達十數萬！

還有一些人，被迫背井離鄉，淪為流民，他們相枕席于道路，大多死于饑荒與疾病，甚至“人或相食”。最終，他們奮起反抗，于是有了前文所提及的諸多起義。

或許，對于平民百姓來說，就像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描寫的那樣：

“整個社會的氣氛就是一個圍墻的氣氛，誰有一塊馬肉就可以顯示出貧富的差異。”

我們的祖先，也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天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宮中，成帝與哀帝卻徹底放飛自我，整日醉生夢死，花天酒地。

漢成帝平生最大樂趣，就是花錢建宮殿，供自己享樂。他的后宮生活極富傳奇性，不亞于現在最火的宮斗劇。

▲《女史箴圖》局部，描繪班婕妤辭謝漢成帝，不與其同輦的故事。

早年，出身名門的許皇后備受成帝專寵，遺憾的是，20年間，他們生下兒女都早早夭折。后來皇后色衰愛弛，成帝這“大豬蹄子”又移情別戀，先后寵愛知書達禮的班婕妤和侍女出身的衛婕妤。

而當來自貧民之家的絕色美人趙飛燕、趙合德姐妹出現在眼前，成帝又把此前的感情全都拋到九霄云外。

“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云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

成帝人生的最后一段時光，多與趙氏姐妹纏綿，趙飛燕更是一躍成為皇后。酒色傷身的漢成帝最終在趙合德的懷抱中，中風病死于未央宮。

諷刺的是，成帝一世風流，連一個親生的繼承人都沒留下。

漢哀帝是成帝的侄子。此君更加荒淫無道，而且他寵幸的不是美女，而是男寵。

小郎官董賢，因相貌俊美而深得哀帝寵愛。

有一次，兩人同床而臥，董賢的頭枕到了哀帝的衣袖。哀帝先醒，想起身，看到衣袖被壓住，又不忍直接抽出來，驚動他的小男寵，便用劍將衣袖截斷后才起來。實在是男友力MAX。

于是，有了“斷袖之癖”這個典故，專門形容男同性戀。

為表示對董賢的寵愛，漢哀帝封其為大司馬、高安侯。年方二十二，身無寸功的董賢竟得以位列三公。

哀帝還曾一次性賞賜董賢田地2000頃，賜其父親、妻子等親戚高官顯位，并為董賢筑豪宅、修墳墓，規模堪比皇宮、皇陵，“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傍上這么一個揮金如土的大款，董賢也算是遇上真愛了。

史載，哀帝去世后，董賢敗亡，家產被抄沒，數額高達四十三億錢。

皇帝們這么鬧，朝中一些有識之士實在看不下去了。

諫大夫鮑宣曾上書哀帝，以“七亡”、“七死”陳述民間苦狀。

所謂“七亡”，包括：陰陽不和，水旱為災；縣官重責，更賦租稅；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強大姓，蠶食亡厭；苛吏徭役，失農桑時；部落鼓鳴，男女遮列；盜賊劫略，取民財物等等。

“七死”是：酷吏毆殺，治獄深刻，冤陷無辜，盜賊橫發，怨仇相殘，歲惡饑餓，時氣疾疫等。

鮑宣認為，之所以會出現“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的慘狀，都是因為“公卿守相貪殘”的結果，說白了，就是你們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的鍋。

鮑宣其人，忠于職守，也是一個不怕事的主兒。

有一回，丞相孔光外出視察，隨從的官吏不行旁道，皆驅車在中央馳道奔馳，享受飛一般的感覺。

這一行為是犯法的，正巧鮑宣看到了。他命左右將孔光的隨從拘捕，車馬都充公。

鮑宣如此不顧情面，孔光耿耿于懷，回去后千方百計排擠鮑宣，向哀帝進讒言。

哀帝不知事情的來龍去脈，便派人到司隸府抓鮑宣。

孤傲的鮑宣見狀，居然閉門拒命。

這下皇帝生氣了，后果很嚴重。朝廷以“無人臣禮，大不敬之道”的罪名將鮑宣逮捕下獄，定為死罪，后來才改判髡鉗刑，流放上黨。

鮑宣這人倒很是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到了上黨后，他發現這里宜農宜牧，盜賊又少，是個好地方，便舉家搬來定居。

漢哀帝這人再荒唐，也還是要點兒面子的。

“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的大臣師丹，在哀帝朝曾任大司馬、大司空。相較于鮑宣只是反饋情況，師丹直接提出了限田限奴的改革內容：

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

當時，戶均占田不過六、七十畝，三十頃已經是平均占田數的幾十倍，可見是充分考慮到了官僚地主的利益，但朝中掌權的外戚和權臣仍極力反對。

一揮手就賞賜男寵兩千頃田地，哀帝自然也沒有把改革太當回事，以“且須后”將其擱置。

為了解決社會問題，一些方士儒生提出了更加不靠譜的建議。

他們根據五德終始說，編造出“漢運將終，應更受命”的言論，認為改元易號就可解決問題，延續國祚。

哀帝還真信了。建平二年（前5年），哀帝改元“太初元將”，自號“陳圣劉太平皇帝”。

▲漢哀帝劉欣：“再受命”就跟轉發錦鯉似的，沒什么用。

漢朝被視為唐堯之后，陳為虞舜之后。堯舜相承，正好順應天命。

然而，這場“再受命”的騙局根本沒有改變社會現狀，甚至都沒能讓皇帝延年益壽。四年后，哀帝就一命嗚呼了。

哀帝一死，最大的受益者是隔壁老王。

外戚王氏家族發跡于漢元帝時期。

漢元帝劉奭當太子時，太子妃突然病逝。皇后在后宮選了五位女子，讓太子挑選。

皇后心真大，這劉奭才剛死了老婆，正郁悶著，哪里有心情選妃。他神情恍惚，揮了揮手，指著離他座位最近的，一個身著大紅大綠衣裙的女子，就此中一位吧。

這女子正是王政君。被選入太子宮中后，王政君很快為他生下了嫡長子，在之后數十年里，這位傳奇女子，由太子妃，一路升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親眼見證西漢走向滅亡。

成帝時，太后王政君的七個兄弟都被封侯，身居高位。

皇室肆意揮霍，臣下競相仿效，王家這幾個兄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與此同時，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嶄露頭角。

哀帝時，皇帝重用祖母傅氏家族與其母丁氏家族，王氏一度遭到打壓。因此，太皇太后王政君一得知哀帝死訊，當機立斷，趕往未央宮收取皇帝印綬，急召王莽入宮主持大局。

元壽二年（前1年），年幼的漢平帝即位，屬于王莽的時代到來了。

王莽接過統治權后，針對當時的社會弊端采取一些措施，確實是對癥下藥。譬如為抗災救災，他執行六大政策：

一、發動全體民眾捕蝗，打了一場滅蝗的“人民戰爭”。派使者前往受災嚴重的地區指導工作。老百姓捕得蝗蟲后，可以石、斗為單位交到官府去領賞。

二、若遇天災，受災地區家財不足10萬錢者，普通地區不足2萬錢的平民，免除當年賦稅。

三、患病的老百姓，全部集中到當地官府提供的安置點，統一醫治，可說是落實了“醫保”。

四、因災害或傳染病而喪命者，官府給予撫恤金。發放標準為：一家死6人以上者發喪葬費5000錢，死4人以上者發3000錢，死2人以上者發2000錢。

五、就地安置逃荒難民。由官府提供耕地、住房和生活用具，借給他們耕牛、犁具、種子和口糧，鼓勵他們恢復耕作。

六、在長安城建設5里共200區新住房，供無家可歸的流民居住。

據《漢書》“地理志”中的統計數據，當時全國共有1200多萬戶，人口接近六千萬，而這200區的“經濟適用房”能解決的，僅是都城附近少數人口的住房問題。

王莽代漢后，一心走有西周特色的托古改制道路，進行采取一系列改革。彌縫補苴，不過是南柯一夢。

天災肆虐，土地兼并，流民遍地等社會問題并未得到改善，新莽政權很快就淹沒在綠林赤眉起義的浪潮中。

當一個國家病入膏肓，人為的努力便已微不足道，無法阻止歷史的慣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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