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投的盡頭有什么？

15年的時間能做什么？

按照著名的“一萬小時定律”，只要每天投入2小時，15年后就能達到10920小時，一個平平無奇的普通人就能成為一個專家型的人才。

對于中國電影來說，這十五年里，有一件事從無到有，慢慢生長，那就是電影創投。雖然不比西方歷史悠久的電影節從上個世紀80年代便已經有了創投雛形，但在國內的電影節中，FIRST是最早組織創投的電影節之一。

FIRST創投現場（圖源：公眾號FIRST青年電影展）

十五年里，FIRST像一個沉默的陪伴者，看著一代代青年電影人帶著他們的故事走來，也見證了整個行業的熱情與冷卻、困惑與求索。不過，這十五年，并非一路高歌猛進，更像是在迷霧中一步步踩出路徑。我們不禁想問：這條路走了這么久，它的盡頭，究竟會有什么？

風起于青萍之末

如果算上創投的前身，故事的起點應該從2010年說起。

那一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百億的成績，喚醒了許多青年導演的電影夢。在北京華北電力大學的報告廳，一位即將邁入而立之年的導演，頂著一頭文藝青年標志性長發站在了“新青年導演”項目推介會的舞臺上，臺下坐著的評委是徐崢、蘇有朋以及不超過15家電影公司。

后來的他剪去了長發，合作上了成龍，拍出了人生第一個破10億的電影《捕風捉影》，15年前的那一刻，是楊子的起點，也是后來太多青年導演的起點。

彼時的那場活動，還叫“新青年導演”項目推介會，報名系統都不完善，差不多有10家公司都是FIRST創始人宋文一個一個聯系的。但是，一個此后在全國遍地開花的青年影人入行“必修課”就這樣有了雛形。

那一年的FIRST還不叫FIRST，也不完全是大家耳熟的前身“大學生影像節”，而是在前面加上了“國際”二字——因為那是影展第一年開啟國際選片。次年，FIRST正式落戶西寧，成為了現在大家所熟知的FIRST青年電影展。夾在新舊之交處，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草莽力量正在暗流涌動。

2011年FIRST電影落地西寧（圖源：界面新聞）

“新青年導演”項目推介會流程和現在的創投大相徑庭，處處透露著生澀。因為是在學校的報告廳，評委和創作者分坐在臺上臺下的長條桌子后面，給人一種開報告會的感覺。而每位創作者也沒準備完整的劇本，只是上去闡述自己腦海中的故事，力求讓場下的行業前輩產生一絲興趣。

盡管這只是一次非常粗糙的嘗試，但行業反響還不錯，這堅定了宋文的想法，電影創投是一件必須堅持做下去的事。

做影展之前，宋文在IDG投資公司上班，當時IDG投資了A-G藝術院線，并發行了一些藝術電影，“我當時的感受非常模糊，我只是覺得我們應該有非常專業的公司和非常專業的作者，然后在一個專業的環境下去討論電影，并且是高效的。”

那幾年，宋文開始頻繁參訪國際電影節展，構思如何在國內落地具有相似行業功能的節展環節。2010年，宋文去了瑞士洛迦諾電影節的全球電影人訓練營，第一次參訪海外節展給了他極大的刺激，“好像那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場景，它有一個近萬人的巨大露天放映廣場，也有很多針對新導演的program，包括餐廳之類，我能感受到濃烈的電影節文化氛圍。”

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非旦夕之功。宋文希望有一天國內也能有一個“所有做電影的人能夠高效討論”的場域，但具體形式、規則是什么樣的，他暫時還不明朗。

2011年，創投的名字改叫“拍誰計劃”，呼應當時FIRST的獎杯“榮譽板磚”。直到2013年，變成了現在的名字，也是在那一年，FIRST創投會開始有了提案（Pitch）環節。

2013年FIRST創投會在青海賓館舉行，臺上是青年導演郝杰（圖源：C

由于此前國內缺乏創投基礎，很多青年導演對創投根本沒有概念，需要從頭開始培訓。FIRST在訓練營的課程中專門加入了關于提案的培訓，宋文決定親自上陣，“我們在橙天嘉禾影城的VIP廳外面做培訓，里面在放電影，外面有一個獨立的小空間，我們就在那上課，聲音還不敢太大不然會吵到里面的觀眾。”宋文回憶當時場景。

但即便經過了簡單培訓，創作者依舊是稚嫩的。由于并沒有完整劇本作為參考，評委只能聆聽創作者的陳述來給出意見，2013年坐在臺下的導演謝飛直言，“聽得不是很明白，如果作為導演在闡述自己的故事時都沒有明確的主謂賓的概念，是非觀模糊，講一個不知所云且隨波逐流的故事，很難想象如何把它變成人人都能看懂的電影。”

不善表達，其實是早期不少年輕電影人的一大共性，學習于藝術類院校的他們，少有在多人公開場合演講的經歷，多是習慣躲在影像的舒適區里。而這是在FIRST看來，職業導演的必需技能，是需要傾注力量幫助年輕創作者提升的核心能力。“當然有的導演確實比較內向一些，有的天才型導演也并不需要，依然可以把電影做得很好，但那終究是鳳毛麟角。普遍意義上來說，電影導演就是一個需要在公開場合下，去充分闡釋個人創作意圖的工種。”宋文表示。

寫完劇本天黑了

無論采用怎樣的形式，真正支撐創投的地基從來只有一個——電影公司押寶新人的熱情。每當有現象級作品或影人從創投中出現之后，這股熱情就會勢不可擋地被放大。

國內創投遍地開花的第一股熱潮，在2016年出現了。那一年的FIRST創投會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原名《金羊毛》）、周子陽的《老獸》（原名《老混蛋》）、翟義祥的《馬賽克少女》等等，是當之無愧的“創投大年”。彼時正值中國電影市場邁入“后400億”票房時代，資本對影視行業前景普遍樂觀，大量熱錢涌入的背后，是市場對優質內容、對新導演與新項目的巨大渴求，渴望復制下一個票房奇跡或行業標桿。

入圍作品海報（圖源：公眾號FIRST青年電影展）

《長夜將盡》的導演、編劇王通，正好迎面撞上了這股熱浪。從早期在FIRST做志愿者，到2025年《長夜將盡》入圍FIRST主競賽，并拿下最佳演員和最佳編劇獎，王通是少有幾乎參與到了FIRST每一個板塊中的創作者。

2010年還在傳媒大學讀書的時候，王通就在大學生影像節的選片階段看過片。2011年改名FIRST落地西寧之后，他迅即參加了訓練營，那時的訓練營還不像現在這樣有拍片的機會，是一系列課程講座。到了研究生階段，王通推動自己供職的朝陽文化館開辟藝術影院，成為FIRST的線下放映場景。快畢業的時候，王通拍了自己的畢業短片《吉日安葬》，當中的演員也是通過FIRST聯系到的，也是那一次，王通決定將自己的畢業短片投遞到FIRST。

《長夜將盡》海報（圖源：公眾號FISRT青年電影展）

日后，王通回憶，恰恰是因為邁出了投遞FIRST的第一步，后來不斷有人啟發他，也可以給更多國際影展投遞，才有了他后來在釜山國際電影節入圍的機遇。

那次投遞后，并不是王通與FIRST機緣的終結，反而讓他的人生走入新的境遇。很早就立志要做職業導演的王通，開始構思自己的長片故事，也慢慢了解到創投這個渠道。2016年，王通參加了首屆要求進行拍攝實踐的全新FIRST訓練營，他將長片故事濃縮成了一個短片劇本，就是《長夜將至》最早的故事雛形。在訓練營期間，王通又寫出了長片的2000字劇本大綱，這讓他擁有了2017年創投的敲門磚。

彼時的創投還不需要擁有完整劇本，僅需要提供劇本大綱，評委和創作者溝通時只能根據大綱和過往資料來聊，而王通卻直接有了一部比較類型化的短片作為demo，“那幾年國內創作者受韓國電影啟發很大，那部短片看著又有點兒‘韓范兒’，更‘唬人’了。”

在市場最火熱的時候奉上類型化的劇本，王通享受到了理所應當的“追捧”。他感覺到那年投資人的熱情非常高漲，來西寧的電影公司很多，預約洽談是完全爆滿的狀態。事后回憶，王通覺得當時的火熱也給自己傳遞了一種假象：“我原來老覺得自己悶頭把劇本寫好就行了，因為我覺得劇本最重要，自己什么時候劇本拿得出手了，就一定能夠找到錢拍片。”

《長夜將盡》劇照（圖源：豆瓣）

但因為參與創投的時候還沒有創作出完整劇本，許多感興趣的投資人都停留在“期待劇本”的階段。而當王通終于寫出完整劇本時已經是2018年底，一切滄海桑田，王通像“爛柯人”一樣發現外面“天黑了”，“早期跟我聯絡的那些人可能都忘記這個事情了，再跟人聯系的時候，很多人都已經不在原來的公司了。”

在宋文眼中，這其實是不少創投團隊在“跟蹤率”上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跟蹤率”指的是創投項目開發階段的制片人，跟蹤潛在投資公司的效率管理。“如果說你的文本在市場上接觸過一兩輪之后，理論上應該要跟住那些談得比較好的公司了。但現實情況是，創投鏈條上下游容易松散，會發生制片人過段時間被換掉了，或者導演一直埋頭寫劇本諸如此類的情況，慢慢就沒有人去跟蹤這個事了。”

回顧那段旅程，王通認為創投對他最大的幫助是，在跟他人一次次地講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發現自己還是很想寫這么一個人物，“這其實也是我這么多年能把這個項目堅持下來的動力之一吧。”

從同質化中突圍

緊張地喝了幾口白酒，因為怕在舞臺上摔倒，她索性光著腳上臺介紹了自己的項目。那是

2020年的FIRST創投會始終會被記憶的一個瞬間，主角是邵藝輝和她的首部驚艷行業的作品《愛情神話》。這一年的創投，理所應當地成為了又一個分水嶺。

《愛情神話》海報（圖源：公眾號FIRST青年電影展）

在宋文的記憶中，從這一年開始，媒體與業界開始普遍地對創投有了一種反思，“大家普遍對創投感受到一種疲憊感，而這種疲憊的本質就是同質化。”

有的項目一年可能跑遍所有創投；有的創作者換好幾個不同的項目反復參與但最終還是沒有一個被拍出來；即便是不同創作者的不同項目之間，有時也會有強烈的“即視感”；坐在下面聆聽的評審和資方代表來來回回也是熟悉的面孔……這些都是創投同質化的若干側面。

這種現象的產生，首先當然有影展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電影節之間或因城市的差異、品牌定位的差異、商業化屬性的差異而有所區隔，但各個電影節的創投之間，實際上差異很小。宋文感慨，“行業一直缺乏一個大家一起坐下來聊的機會，很少一起進行意見交換、反思，都是在各自悶頭干。”

但從創作者自身而言，也不乏原因。“在2016年前后市場特別好的時候，好像大家也不去討論電影的創作誠意。實際上我是覺得整體的下坡可能跟很多項目也缺乏誠意有關系。”這個誠意，在宋文看來是創作者對社會現實的同理心、對筆下角色的同情心，“那種來自特別真實情感的文本越來越少，這或許是社會情緒所導致的。大家都是在做一種所謂的‘極致類型化’的嘗試，所以會有似曾相識的感受。”

這也是最近幾年，FIRST有意識地在驚喜影展中加入跨界嘉賓的核心原因。“我們去請一些運動員、科學家、學者、作家過來，就是因為我們或許有很厲害的導演或者編劇，但是有生命體驗的文本在變少。我們愿意用多種方式去刺激那些想法去呈現出來。”宋文表示。

FIRST驚喜影展邀請嘉賓（圖源：公眾號FIRST驚喜影展）

同質化并沒有傷害到青年創作者踴躍表達的熱情。隨著創投數量越來越多，信息壁壘的逐漸降低，新一代的年輕創作者往往有著不少創投履歷，即便是第一次參加創投的創作者，也在同行的耳濡目染下對創投有所準備。那種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的心態，已經越來越少見，大部分創作者對于自己能在創投得到什么有合理的心理預期。

2022年憑借《玻璃動物園》入圍創投會的湯琰，在2025年帶著自己的新劇本《摩登情書》再次來到西寧。即便只隔三年，湯琰也感覺到市場取向已經大不相同，三年前自己的項目，很難適應如今的市場氛圍，“那個作品的氣質相對灰暗、邊緣，可能不太符合目前市場公司的主流需求，所以我又結合當下的市場情緒寫了一個新的劇本。”

《摩登情書》推介（圖源：公眾號FIRST青年電影展）

在湯琰看來，創投的好處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找工作跟老板談。因許多有決策權的資方領導會親身來到創投活動上對接年輕創作者，這是在非創投場景中來之不易的機會。而2022年在創投會上建立聯系的一些電影公司，這次再來也無需重新了解，減少了不少溝通成本。

“雖然2022年的時候項目拿了獎，洽談的人也很多，但是它在推進的過程中總是會卡在某個地方。這一次來大家聊得就很實在，不再說‘我對你的項目感興趣，回去再聊’，而是直接跟我說‘我覺得你這個應該怎么做’。不管之后有沒有成功合作，這些建議都是非常寶貴的。”

跑過許多創投的湯琰，對FIRST創投的獨特印象在于“對劇本的保密性做得很好”。FIRST創投并不會給參與的電影公司完整劇本，而是等到洽談環節后，雙方有初步合作意愿了，再單獨給到完整劇本審看。

為了讓創作者有更多被看到的機會，FIRST也試圖通過流程創新來優化這一效率。在驚喜影展上，有一個驚喜閱覽室環節，只要來過FIRST創投的項目劇本就可以擁有一個長久曝光的機會，資方代表需要親身到閱覽室中去閱讀劇本而不能帶走。這一環節讓湯琰直到現在，還能時不時認識對早期項目感興趣而添加聯系方式的人。

創投應該有什么？

投遞、篩選、入圍、提案、洽談……國內每個創投的流程莫不如是。我們都知道創投里面有什么，但我們很少追問創投應該有什么。

早期作為舶來品的創投，學習和借鑒西方模式是題中應有之義。2013年，宋文和同事去訪問了圣丹斯電影節，作為歷史悠久的“獨立電影搖籃”，圣丹斯很早就有了實驗室（Lab）的概念。它的實驗室會幫助新人創作者分階段孵化項目，比如像昆汀的首部作品《落水狗》，就是在1991年的圣丹斯電影實驗室中，拍了劇本里的兩場戲，成片在影展上聲名大噪。

《落水狗》海報（圖源：豆瓣）

實驗室的模式在宋文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記。FIRST也在很早就開始探索實驗室的進行方式。

2016年，FIRST青年電影展與并馳影業共同發起“并馳Lab”，支持從FIRST競賽體系推選出的青年導演，針對中低成本項目，以院線為目標，從前期項目開發、制作到發行，量體裁衣配置優勢資源。2018年，FIRST做了自己的第一期實驗室，此后逐漸發展成劇情片實驗室、紀錄片實驗室、制片人實驗室等不同方向，《暴裂無聲》《兩只老虎》《四十四個澀柿子》《不要再見啊，魚花塘》都是從FISRT實驗室中孵化出的代表案例。直到2021年，驚喜影展這個品牌首次亮相，將實驗室的屬性與驚喜的品牌相綁定，延續至今。

作品海報（圖源：豆瓣）

在“并馳Lab”發起的那一年，宋文去了一趟鹿特丹電影節的CineMart，他又看到了創投不一樣的形式。CineMart是全球首個電影節創投平臺，每年全球遴選30個左右的項目，設置預算的上限門檻，同時必須要有完整的劇本和可以做國際發行的硬性要求。“我印象很深，它在一個類似會議中心的場地里，沒有提案環節，有幾百家來自歐洲的電影公司，各自在一個洽談桌前就開始與創作者聊。”

2019年在考察完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之后，FISRT創投又試用了“U形池”的做法。這種形式有點類似商學院，讓眾多不同身份的評審圍坐在U形桌上，還設置了一名類似主持或者法官的角色，去平衡評委、資方和作者之間的關系，在場上根據局勢分別幫兩邊說話。

2019年FIRST青年電影展“U型池”會場（圖源：公眾號FIRST青年電影

傳統的創投，項目代表上臺提案時，可能坐在最后一排的人都在玩手機、交頭接耳，溝通效率很低，導致1對1約談的時候先還得讓項目代表又講一遍項目。而換作U形池之后，所有資方代表都需要更加聚精會神地關注提案過程，并調動自身表達欲。

不過在最終的呈現上，U形池所引發的討論效果，距離此前的預期還是稍有差距——因為圍坐U形池的人數眾多，也沒有一定要發言的壓力。

此外，為了讓更多的資方能夠同樣獲得在創投陳述會上發言的權利，還專門設定了一個“熱板凳（Hot Seat）”的座位，有3到5個名額提供給“還沒到市場合作伙伴屬性的公司”，靈活安排一些公司決策者坐在熱板凳上，給予點評和幫助。

提案、實驗室、洽談，好像每一個都不是必須存在的流程，但基于慣性，好像每一個又都不好被舍棄。

宋文直到現在也還不能有確切的答案，他仍然在不斷思考持續優化創投會的結構。比如他曾構思是否將實驗室前置，而創投后置。因為在他看來，在劇本與行業見面之前，其實應該是把大量的工作這些工作先做在前。“因為它還沒有到實質的生產階段，它沒有特別大的那種壓力，讓這些電影能夠在實驗室這樣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下，不斷地去突破，然后去討論電影創作邊界性的問題。在這種環境下錘煉出的足夠好的劇本再跟大家見面。”

只是如今基于FIRST青年電影展與FIRST驚喜電影展的舉辦時間，這一動作調整很艱難。它涉及到整個電影節的運作體系，商業模型都要變化。“市場公開周”的形式，是目前一定程度上對實驗室功能的補充。它的目的其實就是在正式創投開始之前，先通過一系列的workshop，給劇本一個繼續提升的機會，“但還是太短了。”

FIRST電影公開周活動（圖源：公眾號FIRST青年電影展）

從2024年開始，“市場公開周”也加入了更多新鮮的模塊，比如“模擬研發所”會給創作者模擬電影公司綠燈會的環節，讓他們在極限時間內制作項目提案，以達成過會目標。還有“移動實驗室”，讓創作者能夠直接去到各個電影公司上課，在2025年畢贛剛剛從戛納回來的時候，一群創作者就去到蕩麥影業席地而坐聆聽他的分享。

宋文能想象到最美好最理想的畫面是——把公開周做的工作從一周拉長到十周，把項目盡可能打磨到極限，在AI技術的加持下，連影像預覽也有了，此時便不再需要提案陳述，而是可以直接與電影公司洽談，而此時需要談的也只是生意了。

遺憾的是，理想的愿景好似總是“鏡中月”，現實的瑣碎與行業的窠臼總會拖拽著理想與現實的重合速度，但好在，在FIRST打造的“鏡中世界”里，理想總是以一種更璀璨、溫暖的方式熨帖著所有電影人，最終這些理想也慢慢成了行業里的“鮮花”，我們看到了《暴裂無聲》，看到了《愛情神話》……

十五年，創投是一條從荒蕪到小徑漸顯的路。它見證過資本涌入的熱潮，也經歷著市場進入低谷時的窒息，試圖吹散同質化的迷霧。不論那些想法是作者的還是類型的，始終未變的是屬于年輕人第一部作品的草莽與真摯。

創投的盡頭有什么？在小成本影片如此低迷的市場里，觀眾到底還需要新人新作嗎？答案或許本來也不在終點，而在這個漫長跋涉的過程里，在每一次文本與現實摩擦碰撞、想象與共情交疊演繹的創作里。沒人知道未來的電影會走向何方，但它終究會由新的人來決定。